每次去加拿大度假，一定得去探望生活在多倫多的二舅一家人。說是一家人，其實表姐表哥們早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按西方人的觀念，小家庭成立了，大家庭就解體了，事實也是如此。二舅媽病故前，家裏就沒有子女在跟前了，是二舅媽把兒子喊回來住的。二舅住進老人公寓之前和兒子、兒媳在曾經熱鬧過的這套房子裏又點兒冷清第生活了十多年。母親是二舅的妹妹，已經過世好幾年了，而二舅還在，雖談不上健在，但也說不出到底有什麼叫得出名的病，其實就是老了，九十五歲的老壽星像座快要停擺的老座鐘，在老人公寓裏安渡著最後的一段時光。
母親在世時，我主要是替她老人家盡義務看望二舅的。現在母親不在了，我照舊探訪。二舅是他們這輩人裏唯一還在世的一位了，不知道看見了這一次，是否還有下一次機會了；再者，一來二去和二舅家的幾位表兄表姐們熟識起來，有的說有的聊了。
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二舅
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二舅的時候，他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在機場候機室門口，母親踮著腳尖，雙手摟著他的脖子，二舅擁著她，兄妹倆抱頭痛哭。看著這一幕，我們小子輩的在一旁也眼圈發紅了。他們骨肉離別四十多年，都垂垂老矣！從海外飛來的二舅除了相貌與母親極為相像外，沒給我留下什麼太多的印象。儘管我接受了他的美金禮包，但還是從心底對他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怨恨。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沒吃過他的一塊糖，卻被他連累得多年不得安生。殊不知這位從未見過面的二舅，足足嚇唬了我們四十年。
從未見過面的二舅足足嚇唬了我們半輩子
從母親的嘴裏聽過不少二舅的故事，當然都是他年輕時的事。母親的二哥在早年是母親心目中的偶像，後來是母親的精神支柱。九0年代，他們倆來往的書信大概夠寫一本小說的，可惜兩邊的子女們都沒拿那些老事、老話當回事，當作廢紙扔了。二舅和母親是姥爺膝下愛念書的兩個孩子，功課好，都考取了免交學、雜費的名牌中學。他倆感情好，也都受大人的偏疼。
小時候一聽見母親念叨她二舅，父親一定會在旁邊攔話：「少跟孩子們說這些沒用的事，不是沒病找病嗎？」隨後母親趕緊叮囑我們：「千萬別到外面說去，能捅大漏子呀！」
後來我們兄妹幾個在填寫個人履歷的社會關係時，都按照父母的意願，有意漏掉了這位二舅，乾脆母系的親戚一個不往上寫，省得引火焚身。但是各個心裏都清楚，我們家有「海外關係「。在家裏我們孩子之間、父母和我們之間，從來沒正兒八經地說過該怎樣處置這個「海外關係」，誰都不願意挑開說，但心照不宣。在這點上，我們特別聽話，父母只告訴了一次就記住了，在一切檔案上沒留下過二舅的痕跡。當初爹媽怎麼像吃了豹子膽似的，敢向黨組織隱瞞這麼重大的社會關係？後來問過這事，母親說，事先彙報和事後被檢舉出來都沒好果子吃。如果裝傻充愣混過去了，就算你們揀了便宜；如果露餡了，就說不知道，推到我們大人身上。說實在的，也就是我家人走運，姥爺活著，三舅一大家人都在，哪個人那裏不是導火索，可能不知道嗎？
那個年月裏，這類問題一旦被清查出來，全家人有一個算一個，檔案裏除了要加重注明你的海外關係外，還得說明這是你曾有意向黨組織隱瞞過的重大歷史問題。換句話說，你政治上不老實、不可靠，今後永遠不能被信任、重用，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當時我們直接面臨的就是求學、就業、配偶這些人生中的大事。背著「隱瞞歷史「的政治汙點，你在這個社會裏成為入了另冊的人，上面提到的三件大事都要降低好幾檔。隨著我們慢慢長大，母親嘴裏的二舅在我們心裏投下的陰影越來越大。每到填表，從當初的心裏一忽悠，逐漸演變為後來的無名恐懼，覺得自己像做了賊似的，隨時會被人揪出來示眾。那一刻，對這個倒楣的二舅只剩下恨了。萬幸的是我們一家人裏沒有在政府要害部門工作的，政審沒深入到調查祖宗八代，爹媽的賭注「中彩」了，懸在我們頭上的這顆雷沒炸！
而三舅一家人就沒這麼幸運了，我的姥爺是他們的爺爺，他們祖孫三代又住在一起，這麼近的關係不好躲開。如果爺爺在國家安全部門掛了號，兒子、孫子難脫幹係。三舅和幾個表兄一家兩代人，始終在「藍領」階層苦熬歲月，直到今天都窮困潦倒。文革後，因為要體現「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的落實，四表弟被破格吸收入黨。他入黨後沒當官，也沒發財，照樣下崗自謀生路。那張靠汗水和心計換來的黨票，沒給他帶來什麼實惠，倒是白交了幾十年的黨費。表弟不明白，那張黨票是中共給自己臉上貼金用的，而放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含金量。
姥爺：我的兩個好兒子，都活不見人， 死不見屍！
發現二舅有肺病，姥爺讓他去溫暖濕潤的南方求學。他在南京受了高等教育，在國民黨軍隊裏做了文職校官，49年出逃海外；小舅小名叫虎子，我沒見過他，但是大人們老是背著我們談論那個虎舅舅。後來聽母親說，五0年代虎舅以少數民族的身份被抽調到民族工作隊派往大西南工作。當時覺得這是黨組織的信任，一家人挺高興。但他走後幾年沒音信，再後來接到政府通知：他因違反民族政策死在監獄裏了。姥爺說，我的兒子我知道，我不信他能犯下死罪！
其實二舅流落到了海外哪個國家、他在那裏幹什麼，甚至是死是活，家人一概不知。而姥爺被政府視為「海外敵特」直系親屬，一直受安全部門監控。尼克森第一次訪華時，員警上門通知姥爺：這些天裏，你在家老老實實呆著，不許亂說亂動。那會兒姥爺已經八十歲了，提出每天要去公園溜早活動活動身腿。員警回話：等尼克森走了再說！姥爺打發孫子把母親喊過去有話說：莫非你二哥還活著，要不他們怎麼還跟我沒完沒了？母親沒攔他高興，哄他吃寬心丸：尼克森這個美帝頭號敵人都來了，您兒子不過是老蔣的蝦兵蟹將，快有盼頭了！聽三舅家的表哥說，他爺爺被軟禁在家那幾天，不但沒發脾氣，還哼了幾天小曲，不知為的是哪般？事後母親說，你老姥爺想兒子快想瘋了！
尼克森和他的特使基辛格來來去去好幾趟了，也沒見員警對姥爺有過好臉。二十年後，他的老二才回來，那時候姥爺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沒能熬到閉眼之前見上兒子一面。
俗話說；財帛兒女動人心。姥爺這輩子是帶著兩個「死結」咽氣的：跑到外面的二舅和死在獄裏的小舅，對這兩個兒子，說不清，道不明！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沒撤離大陸前的二舅
沒撤離大陸前，二舅在國民黨軍隊的電臺工作。他專門進修過兩年英語，國共內戰期間被派往香港，為軍隊向英國購買無線電器材。
在多倫多第一次見面，二舅跟我說，那幾年他經手的都是大宗生意，但從沒動過貪汙揩油的念頭。按月領軍餉，夠養活一家人就知足了。期間他收到過幾根金條，來人是他的部下，說按我們這行的規矩，買賣金額的百分之十給大家分利了，是合理傭金，這幾根金條是你的一份。二舅說雖然當時國民黨內部貪汙腐敗成風，但是他不想沾邊，這分明是發國難財嘛，愧對良心。出於情面，他對送金條的部下只能說「謝謝」。不收，怕得罪手下弟兄們，今後無法共事。他說自己一想起這幾根金條，心裏總有點兒不舒服。沒想到日後就是靠這幾根金為一家人買了去香港逃生的機票。49年底解放軍進軍西南，逼近昆明。隨蔣介石飛臺灣是來不及了，他們接到命令各自就近撤離大陸。當時飛往香港的機票用金條都買不到，紙幣早毛得成了廢紙。
二舅去找機票的當口，在昆明機場裏遇到一位在機場工作的小學同學。二舅說真巧了，昆明離北京萬裏之遙，居然在這兒碰見了！多虧了這位小學同學幫忙搞到三個座位，但不是同一航班的，一個座位是晚上飛，另兩個座位是下次航班。舅媽懷著已過預產期的表弟，手領著二歲的小表姐，算一個座位先飛往香港了，說好了等著第二天二舅和兩個表姐在香港會齊。
舅媽的那趟航班起飛後六小時，解放軍佔領了昆明，機場關閉了，二舅的航班泡湯了。舅媽乘坐的那趟航班竟是昆明機場在民國時期飛往香港的最後的一趟航班。二舅帶著兩個學齡前的表姐，隨難民潮開始輾轉一年後，才到香港與舅媽團聚。
逃生的一年裏 充滿了心酸、眼淚和父愛
二表姐每次見到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提到二舅領著她和大表姐一起逃難的那段日子，對於她們姐妹倆來說，那是充滿了心酸、眼淚和父愛的一年，所以何時說起都會感慨不已。那一年她四、五歲，大姐六、七歲，父親帶著她姐妹倆沒搭上航班，隨難民潮開始了逃難的日子。大陸對外都封關了，出逃無望，他們只好往內地逃。最近的能投奔的只有外公家，他們是貴州的大商戶，知道將來是共產黨鬥爭和共產的對象，凶多吉少，所以投奔那裏也不是好去處，但是眼下沒有別的路可有。
當時確實兵荒馬亂，二舅怕跑丟了孩子，用繩子把兩個女兒一左一右拴在自己胳膊上，身後背著一個盛著全部家當的箱子。一路上有人勸二舅，你這樣逃難，目標大，太累贅，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沒有活路。二舅說，他寧肯舍了自己，也不能扔下孩子。他們住過大車店、馬棚、破廟、山洞、野外……。我真的難以想像，一個年輕的父親，拉扯著兩個尚未懂事的女兒，是怎樣經歷了春夏秋冬？二舅說，一路上，我儘量不讓她們身上生出蝨子來，再窮有把水呀！
幾個月後爺仨輾轉到了貴州外公家。外公知道女婿帶著兩個外孫女千辛萬苦奔走了一年才摸到家門，真是悲喜交加。老人把家裏值錢的細軟都找出來捧給了女婿，叫他不要在此久留，快去香港找他們娘幾個。外公也勸女婿，暫把兩個女兒放下先走，待那邊安頓好了再回來接孩子。二舅深感時局嚴重，他不知道還有沒有回來的時機了，決定還是帶著孩子一起逃離。
幸虧有了岳父給的首飾銀兩，有人幫忙，買通了郵車，爺仨輾轉半年，到了香港。二舅說，他是花岳父的重金買了一條生路。按照香港的地址找到二舅媽住的門上，鄰居以為這是三個叫花子，硬是幾次不讓上門，放狗往外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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