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天使的傾斜
【大紀元8月15日訊】2008年10月28日晚，中國政法大學學生付成勵在課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師程春明，隨即打電話報警自首，整個過程果斷冷靜。起因是他認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倆的關係中投下陰影。在回答警方審訊時，他聲稱殺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報復，二是要殺一儆百。老師應當為人師表，老師有不軌的行為，而學校又不處理，只能殺一儆百來解決問題。」所謂「殺一儆百」，聽上去頗有正義感，釋放了一種替天行道、為民除害的信息。
無論如何，隨著付成勵手中的菜刀起落，程春明倒地身亡，這個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身為老師的那一位再有過失，但肯定罪不該死。然而，這件事情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在於，付成勵遠非一個品質低劣的人，恰恰相反，這位來自農村的年輕人，有著自己鮮明的是非觀點，他遠離醜惡並嫉惡如仇，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程春明老師身為有婦之夫，為什麼還要滋擾女學生，而且始終逍遙在外？
他的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質疑是難以迴避的。尤其是放在世風日下的當今社會，一般人們對於各類醜事變得見怪不怪、麻木不仁，而付成勵表現出來的驚訝、拒絕和執著，超越了我們環境中流行的「規則」或「潛規則」，的確非同一般，成為一種絕響。
這樣說，完全不涉及這個案件的司法處理，只是想發掘和辨析其中蘊含的豐富的思想空間：在摒棄付成勵暴力殘忍行為的同時，卻不能完全摒棄他單純和純潔的思想，不能完全摒棄他那樣一種鮮明尖銳而不是模糊含混的態度。而偏偏在他的思想和行為之間，是前後連貫、一脈相承的，甚至不幸是必然的。
有一個遙遠的故事幾乎與這個事件構成一種平行關係，具有某種類比性。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借助於它，可以部分地幫助我們來理解眼下這件棘手的事情。
二
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作者梅爾維爾（1819——1891），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白鯨記》，這本小說最近被再度追捧，因為它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最愛。我們將提到的是梅爾維爾晚年的最後一本小說《比利‧巴德》，薄薄的100來頁，是在作者去世三十多年之後（1924）才出版，很快受到了廣泛關注，成為法學界、倫理學界、政治學者及心理分析家們熱衷的話題。我先是在阿倫特的《論革命》一書中知道了它，隨即找來英文版，還曾經與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談到有意譯出這本小書，後來得知作家出版社在2003年翻譯出版了該小說，更名為《漂亮水手》，很值得一讀。
故事也是從一般所說「善與惡」的衝突開始，但是卻並沒有到此結束，既沒有通俗版的善良戰勝邪惡，也沒有以價值的毀滅來見證價值的悲劇效果，而是另闢蹊徑，在所謂「善」與「惡」之上，引進了另外一個維度，它並非為我們所熟悉。
21歲的主人公比利‧巴德是個棄兒，關於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隻籃子裡掛到一戶人家門口，對於親身父母是誰毫無所知。他沒有接受過教育，幾乎不識字，卻保持了一顆善良、質樸的心靈，幹活勤快，身體強健，年紀輕輕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水手。長相英俊，「謙遜的漂亮面孔和一種親切的無憂無慮的態度」，不管走到哪裡，都受到人們的歡迎，給大家帶來和平與恬靜。不善言辭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他本來在一艘叫做「人權」號英國商船上幹活，1797年英法戰爭期間，被征到一艘名為「不屈」號的軍艦上，就算當了海軍。
應該說他是被強徵到軍隊中來的，但他本人卻並不因此而抱怨，他不善言辭更加增添了他的魅力。他純潔無瑕和溫順平和的性格，在某種意義很像是天使，作者形容他就像「在那條溫文爾雅的蛇來到他的身邊之前」的亞當，「未受污染」，即相當於一種自然狀態或曰「原始品質」，因而看上去有些令人擔心。船上另外一個老水手丹斯克則不免想到：「這個人降臨在一個不無捕人陷阱和跟他的混沌不開相悖的世界裡，缺乏經驗和技巧，完全沒有接觸過任何險惡用心，這種單純的勇氣，是沒有用的。」
比利‧巴德很快適應了新船上的生活，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規定，但是怪事卻在他身上發生了，艦艇糾察長克拉格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煩。一次船身突然搖晃起來，比利端在手裡的湯撒了出來，正好克拉格特經過，這個居心叵測的傢伙奸笑道：「小夥子，幹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見克拉格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來。有人提醒比利長官克拉格特盯上他了，比利無論如何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克拉格特為什要與人人喜歡的比利過不去？作者梅爾維爾也認為這是一件難以「穿透」的事情。作者熟悉種種有關人性惡的理論，但是從柏拉圖、《聖經》到加爾文，但是仍然找不出理想的現成解釋，這種類型是非常稀少。克拉格特35歲，同樣長相很帥，來歷不明（傳聞有神秘的欺詐行為），平時衣著講究，頭腦冷靜，做事嚴謹不給人留把柄，因而攀升到艦艇糾察長的位置上，負責維持艦艇秩序和監管犯人，實際上等於艦艇的警察頭子。如果說比利‧巴德的善良純潔是天生的，那麼克拉格特的邪惡也是天生的，邪惡對於他來說是一件「嚴肅」而非一種「輕浮」的事情。「他知道什麼是善，但是無力為善」。平時看上去他「安靜和謹慎」，但是「內心裡他狂躁不安」，始終處於他表面上遵循「理性法則」的邊緣。一旦有可能，這種人就會釋放最為危險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克拉格特正好與比利‧巴德形成對位的對比，一個是天生善良，一個是天性邪惡。
眼下，克拉格特將錯亂的激情放在了比利身上。他想出了一個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將熟睡的比利叫醒，動員他參與謀反，遭到了比利的嚴詞拒絕。同樣，他不能理解這種夜色下的詭計：「比利‧巴德像一匹吃了新鮮的牧草而精神飽滿的馬，突然吸進了一股污濁的化工廠排放出的氣味」。而後克拉格特親自在船長面前聲稱有人鼓動暴動，並說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這位艦艇秩序的維護者，卻成了挑起事端者，是這類人的難以改掉的通病。
船長維爾不相信。因為他同樣信任和喜歡比利‧巴德。克拉格特警告他不要為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的好看的臉蛋。紅豔豔的雛菊下很可能是一個陷阱。」船長找來比利‧巴德詢問情況。當著比利的面，克拉格特繼續扯謊試圖陷害。比利難以置信，感到莫大的恥辱，小說作者這樣描繪道：「開始，比利沒反應過來。當他反應過來時，好像得了痲瘋病似的，玫瑰紅褐色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維爾船長對這個呆立的人說「說話，為你自己辯護。」但是他忘了比利有語言障礙，回應船長的是比利「奇怪的、啞巴般的手勢，和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最後發作的時刻到了：「接下來的一瞬間，迅疾有如夜間大炮射出的火焰，他射出右臂，克拉格特倒在甲板上」，一命嗚呼。
至此，用漢娜‧阿倫特的話來說，這並非故事的結尾，而僅僅是開頭。下面該輪到維爾船長出場了。維爾船長是個40歲左右的單身漢，也是一位出色的水手。他舉止莊重，行為含蓄，為人低調，品質卓越。他以嚴厲著稱，但是遠非殘酷魯莽。長期而艱苦的軍旅生活，並沒有將這個人「同化掉」，相反，「他對所有智力型的事物有著一種顯著的愛偏好。」他總是帶著許多書出海，尤其喜歡蒙田的散文，對於新事物、新觀點，他有著自己的判斷，那就是是否能夠體現「持久的制度」，否則聽上去雖然動人，但實際上卻處在了「與世界和平和人類的真正利益交戰的狀態。」
克拉格特倒地身亡，維爾船長的兩度不同的反應非常有意思。他先是喊道：「看哪，這是上天對於亞拿尼亞（《聖經》故事中撒謊者的原型）的判決！」這是他作為一個人的直覺。繼而他又一次「驚起」，「感情激烈地喊叫道——『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可是這個天使一定要被絞死！』」在隨後召開的臨時軍事法庭會議上，他慷慨陳詞，將平時深思熟慮的東西一古腦兒倒了出來。他本人當然同情比利，他知道他的同事也是這樣，然而，現在正處於戰時，「我們頭頂著這麼沉重的不可抗拒的壓力」，撇開這件事情的其他方面不論，這件事情的紋路便是——一個士兵打死了他的上級。根據《反叛亂法》，他應該被處以絞刑。難以理解的是，維爾船長自願要求將判決的結果向比利傳達，這期間他們說了什麼，作者梅爾維爾沒有寫出來。臨上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維爾船長。」而印在大家心裡卻是「比利」這個名字。
因而這個故事不是架構在比利‧巴德所代表的善與克拉格特所代表的惡之間，而是架構在此二人所代表的善惡雙方與維爾船長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比利簡單的善與克拉格特純粹的惡處於同樣的層次，它們站在同一邊，另一邊則是維爾船長及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阿倫特所說的「美德」。這些都是「人工產品」而不屬於「自然天性」。
三
這本小書當年沒有得到及時出版，不知是否可以看成作者喪失了對於市場和讀者的信任及耐心。顯然它不符合一般讀者的口味，其中「善良純潔」的比利，既沒有在書中居於中心位置，也沒有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卻是受到質疑的。這真是一個大膽的處理。據為中譯本作序的美國人海斯利普博士介紹，1987年在華盛頓和弗吉尼亞李法學院的學術會議上，該書作為討論的焦點，這之後第二年的紐約律師協會將該書作為爭論的主題。出席會議的作家們和法律界人士關於小說發表了針鋒相對的看法。在紐約律師協會的討論中，比較文學和律師理查德‧威斯伯格教授認為比利‧巴德遭遇了不公正的審判，這本書應該引起律師「立刻反省我們自己的價值」，而芝加哥聯邦上訴法官理查德‧龐斯納法官則反駁這種觀點，認為維爾船長是在運用十八世紀的標準在行事。
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高度讚賞這本書，認為只有身為美國人的梅爾維爾才能寫得出來這樣的小說，他「能夠從更豐富的政治經驗中汲取靈感。」所謂「豐富的政治經驗」，顯然阿倫特心目指的是美國革命，尤其是在其與法國革命比較的視野之下。在阿倫特的論述框架中，美國革命一開始就是政治性質的，即考慮如何建立一個自由、公正的社會制度，不受比如社會問題及所附帶的感情因素的影響。而擁有同一個起點的法國革命卻在半途中突然掉轉方向，將一些非政治的因素納入進來，革命過程被各種各樣的「自然情感」所裹挾，因而迷失了方向，導致了暴政。盧梭這樣的學說在革命中發揮著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人在自然狀態中是善良美好的，只是社會令他變得邪惡。阿倫特認為這本小說的使命是要駁斥持這種觀點的法國革命者，反駁自然狀態是一種理想的美好狀態。阿倫特這這種說法在梅爾維爾為自己的書中所寫的序言中也能夠得到證實。這個極為簡短的序言集中在法國大革命上面：「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公開提出的主張，涉及到要改正舊時代遺留下來的錯誤。在法國，這場革命是用鮮血來實現的。然而，後來呢？這場革命本身卻成了一個混蛋，比皇帝更加暴戾無道。」
因而小說中比利‧巴德對準克拉格特那致命的一拳，與法國大革命中的暴力之間，存在一種平行的關係；純樸無邪的比利也可以看作是從盧梭學說中引申出來的「天真」形象，其中所包含的問題則是——是否來自所謂「自然」的人性，就僅僅是美好的和值得大加讚美的？是否一個人有了正當理由（比如受誣陷），就可以無所顧忌地傾斜自己的憤怒，不顧一切？克拉格特的確是邪惡的，然而無辜的受難者，是否可以直接用拳頭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誣陷是一樁難以饒恕的錯誤，然而如果沒有找到合適的途徑，是不是可能由此而引發更加嚴重的錯誤？所有這些關於「天真」、「自然」（看似理所當然）、「暴力」的思考，對於我們也極具參考價值。
維爾船長本人同情比利的立場是毋庸置疑的。在臨時法庭上，他這樣開導他的同事：「我們怎麼能夠判處一個在上帝面前無辜的同胞可恥的立即執行的死刑呢……我也是這樣想的，這樣想有充分的說服力。這是自然力。但是我們穿的這身制服是要忠誠於自然力嗎？不，是忠誠於國王。雖然這海洋是不容褻瀆的大自然之初，雖然它是一大自然力，我們在其中活動並作為水手而存在，然而作為國王的軍人，可以將我們的職責置於這樣的自然領域之中嗎？」雖然其中有著「國王」之類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不以為然的話，但是它明顯將「自然領域」與「社會—政治領域」（國王、軍人、職責）做了區分，認為對於他們來說，社會職責更加重要。
「自然力」為什麼是不可信任的？這在西方有一個悠久複雜的傳統，我們以後將會進一步談到。這部小說的作者梅爾維爾顯然處於這個傳統之中。小說中那個精彩的比喻：「紅豔豔的雛菊下很可能是一個陷阱」，儘管這話聽起來非常惡毒，然而結果證明，出自克拉格特這個傢伙口中的話卻是對的，在比利溫柔祥和的舉止背後，實際上非常脆弱，一碰即碎。他未經觸動的「善良」實際上沒有經過考驗，他的「無憂無慮」伴有一種危險的混沌及盲目——只要他認為是對的，便是不容置疑的並且一步跨到了頭，彷彿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的真理和視角。他永遠也不需要與人討論，不需要接受來自其他維度的檢驗，他本人便恰恰處於世界的中心，覺得自己的持有的道理是「絕對的」和「根本性」的（阿倫特語）。
說話結結巴巴的比利，覺得拳頭更加能夠代表他的想法。暴力正是由此產生。當他感到了屬於自己的真理，凡是想要阻擋它實現的人或力量都需要讓路，需要從眼前拿掉。某種與生俱來的原始性，很快演變為一種壓倒性的力量，首先被壓倒的則是這個人本人。當比利揮拳將克拉格特打翻在地之前，他已經被來自自身的某種強大力量所控制，被自己的憤怒和激情所壓倒，他的拳頭是不由自主的，所發出的力量和產生的結果，會令他自己也感到吃驚。他肯定不想看到克拉格特一命嗚呼，然而他最終面臨的就是這種不想見到的局面。
善良的外衣脫落，暴露了其殘忍暴烈的一面。阿倫特是這樣概括從比利身上得出的重要結論：「善良因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並不溫和，而是以暴烈的方式表現自己，或更確切地說是以暴力的方式。」將善良與暴力聯繫在一起，認為在善良的底部，蹲伏著暴力的源泉，這是一個為人們所不熟悉的、挑戰性的看法。
而那個知道比利身上隱藏著駭人力量的克萊蓋特，居然也沒有躲過一劫，在他所發明的「真理」得到檢驗之時，也是他付出生命代價之際。這是為什麼？阿倫特這樣理解作者的意思——克萊蓋特同樣處在「社會之外」，他身上的「邪惡」如同比利身上的「善良」一樣，屬於既不自知也不能自我控制，他一再惹火燒身而不能自拔。如同比利代表「絕對善」，此人代表「絕對惡」。如果說比利是「天使」的化身，那麼克萊蓋特便是「魔鬼」的化身。在這種同等水平的對立及循環當中，人們所期待的東西並沒有出現。
需要有一種能夠超越自然力量之上或者之外的力量。這正是由維爾船長所代表的。阿倫特用「美德」來稱呼維爾船長所代表的那個維度。所謂「美德」，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經過訓練、打磨、淬煉而來，因而是有所反思、有所自知，是有尺度、有分寸和有邊界的。美德所擁有的是一種千錘百煉的光芒。與美德這種「人工打造」的東西處於同一個層面的，是人類的社會制度、法律等。它們不如「人類天性」聽上去那麼有魅力，那麼吸引人，但卻是一些恆常的、穩固的、觸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東西。「美德也許沒有善良強大，但卻唯有它能夠化為持久的制度。」（重號為引者所加）在這個意義上，不能說維爾所代表的是第三種力量，他代表的是「自然」的對立面。
有一種東西在我們也是自然而然的，即「個人良心」。但是從永久的制度來看，它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正確的，需要為此讓開大路的。小說中，維爾船長區分了最高法典所包含和要求的「良心」與個人的「良心」：「不過你們臉上似乎有某種東西在強調，打動你們的不僅僅是好心，還有良心，個人的良心。但是請告訴我，是否在我們所處的境況中，個人的良心就不應該服從於法典系統闡述的那個最高的良心？這個法典才是我們正式起訴的依據。」這就更加容易遭受攻擊了，彷彿最高法典就可以不顧人的良心似的，這東西弄得不好就會變成對於官僚體制的辯護。
然而維爾船長接下來另一番話，幫助做了一些鋪墊：實際上許多士兵也可能是違背他們個人的良心而參戰的，對於他們的個人良心的立場或許抱有欣賞，「但是作為海軍軍官，我們欣賞不欣賞它又有什麼關係呢？跟敵人就更沒關係了。敵人殺人，不管是強徵入伍的還是自願入伍的，是『一視同仁』的。」也就是說，對於戰時臨時法庭來說，他們根據能夠看見的行為（士兵打死軍官）來決定。
四
回到我們提及這個故事的最初起點上去。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面對至少部分地從「公義」出發而殺人的付成勵，以及如何面對這個年輕人對於世界的質疑。不久前法庭審理此案，據記者從參與庭審的人士中瞭解，付成勵在法庭上態度強硬，堅持認為程春明的行為「不配為人師，該殺」，並表示如果他能出來再碰到類似的事情，他還會這樣做。心理鑑定的結果表明，此人心智正常。他的同學也提供了這樣的印象：性格開朗，性情中有急公好義、打抱不平的一面，而不是校方最早說過的「性格內向、孤僻」。
借助於梅爾維爾的這個故事——在最好的意義上來說，這個付成勵是比利‧巴德的精神夥伴，與這個這位美國作家筆下的虛構人物屬於同一精神譜系，碰巧他們同為 21歲。比利感到自己是被誣陷的，付成勵感到自己的愛情被程春明所玷污（不管這是否是事實，他自己是這樣認為的）。他們都從一個被否定的悲慘事實出發，感到自己被連根拔起，感到被壓倒、被羞辱，尤其是感到根本無法理解對方為什麼會這樣做：克拉格特為什麼要撒謊？程春明自己有妻子，為什麼還要將手伸向其他女孩子？
不排除付成勵心中也許還感到一種人們很少提及的不平等，即性的不平等——為什麼程春明想要佔有那麼多女性？這在付成勵的視野與經驗中，是無法解釋難以接受的，他始終想不通。而換個角度來看，今天的社會彷彿認同這樣的規則：只要雙方自願而不是強迫性的，一個男人「有」過多少女人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而令付成勵反感的恰恰正是這個。從這個立場看來，年輕人付成勵與比利一樣，對於「文明世界」的氣息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也是一個「遠離社會」的人。應該承認，雖然說起來大家都生活在所謂「社會」之中，但是每個人介入其中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樣的，對於社會規則的捻熟及法律制度的認同程度也不一樣。
他們同樣感到自己身上原本的東西與環境之間的對立差異。比較起來，比利謙虛得多，除了最後那一拳，他平時要更為低調，而付成勵的行為更具挑戰性。可以相提並論的是，當他們主要是體驗著自己身上的美好，感受自身的恬美或正義，他們放鬆了一個觀察，便是自己人性中可能潛藏著的黑暗與暴力成分。他們對於自己人性的負面狀況不瞭解，就像他們對於這個世界所知無多一樣。別人眼中的天使，也是自己眼中的天使。
而天使是不能執法的，不應該由天使拿起權杖！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不知道將自己與他人放在一起，不知道一旦別人參與進來，他就不可能是「無限的」和「絕對的」，他的真理也不是「無限」和「唯一的」。他並不處於正義和真理的中心；覺得唯有自己的一拳或一刀才是正確的，並且由此而能夠恢復世界的秩序，完全屬於幻覺。更為重要的是，那實行正義的力量，不會是他單個人。他需要瞭解到並允許這個世界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得到他的正義感，與他一同推進這項事業。
不可否認，付成勵是在「學校又不處理」的情況下（他這樣認為），才採取了「殺一儆百」的極端途徑。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只有出了一個付成勵，才能夠針對（付成勵眼中的）程春明的「惡行」，從而克服它們，其他辦法真的不見效，就像俗諺裡所說的，只有讓「狠人遇到狠人」。在分析梅爾維爾的故事時，阿倫特也提到：能夠干預這種「絕對惡」的力量，也許恰恰是「絕對善」，只有它們兩個力量相等（「唯有這種善良的暴力才足以抗衡惡的墮落力量」。）這是另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處於「法律制度之外」的現實主義，這同樣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許多人們也能夠接受與理解楊佳那樣殘忍極端的行為。但是不管是從比利‧巴德還是付成勵、楊佳的舉動當中，都產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只有它才能帶來持久的真正和平。
付成勵、楊佳較比利走得更遠。比利屬於用力過猛，他並不想真的看見克萊蓋特斷氣，而付與楊則渴望聞到血腥味，他們想看見「敵人」的屍體，他們知道自己手中利器的份量。雖然他們表現得願意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但那是他們想要承擔而實際上承擔不了的。不能說一個人願意為殺人付出代價，他就可以殺人。要能夠解釋付與楊的行為，還需要引進一個維度，那就是若干年來在我們學校裡正規和系統地傳授的「暴力革命」及其合理論的學說，我們不是也聞到同樣的氣味？正如有學者的研究所表明，在中國革命及其理論裝備中，不是能夠找到一些法國大革命的影子？包括極度推崇「自然」的那位理論家盧梭的某些影子？
五
故事還沒有完。不僅比利在臨死前喊著維爾船長的名字，維爾船長在臨死前也一遍遍叫著「比利‧巴德」的名字。這是為什麼？處死比利成了為什麼維爾船長心頭抹不去的傷痛？這那便是這個悖論——「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但是天使一定要被絞死」。怎麼講？
維爾船長是以人間法律的名義處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萬難之中「有限性」的名義，是一個身處「有限性」當中的人，能夠做出的十分有限的決定。但凡有別的更好辦法，他並不想要這樣做。這並不僅因為不願意讓自己的手沾滿他人的鮮血，而是「天使」終歸還是「天使」——天使固然不應該插手人間事務，當他溫柔的面孔從天空中降落，便暗藏著殺機；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著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藍的天空，這個天空代表著這樣一些絕對的尺度——善與惡、真理與謊言、美好與醜惡、純潔與骯髒等等。我們每個人心中實際上都保存有這些尺度的暗室，儘管不能大聲將它們說出來，不能直接加以運用。若是沒有這樣一片天空，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的界限，我們的眼睛則要陷入失明，我們這個人世間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惡彼此的混沌混亂。
因而維爾船長始終認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兒子，他不贊成認比利的行為，但是認同和欣賞他的精神及道義。處於痛苦撕裂當中，這位船長所收穫的並不是法官的勝利，而是殺掉親生兒子的痛苦，就像從自己身體之內被取走一塊。這才是這個故事真正的悲劇核心——維爾船長不得不闖進和介入兩種「絕對」之間的對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擁有的武器，卻無法穿透和處理這種對立，他甚至無法制約「絕對惡」，只能懲治「絕對善」，即阿倫特所說：「當法律無法對根本惡予以嚴懲，就只能懲罰根本善。」（又云：「法律是為人而設的，不是為天使和魔鬼而設」。）他必須為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付出代價，那是靈魂深陷痛苦的負擔。
不只是維爾船長，所有的人都必須為他們在人世間的「有限性」付出代價。正是他們容忍了這個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惡、調停以及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當所有船員看見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們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穌受難十字架上的一塊木頭」。缺少了這種悲劇感，則是陷入了另一種暴力和暴戾。
──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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