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作協制度與表達自由
【大紀元7月4日訊】相對於特區、盲流、夜總會、艾滋病、信託公司、彩票、招商局、海洛因……這些大量湧現的新名詞來說，「自由撰稿人」可能是最具有諷刺性的一個。我們為什麼不把鐵匠叫「自由鐵匠」？把賣饅頭的叫「自由蒸饃人」？把三陪叫「自由三陪」？是因為在鐵匠、蒸饃師、三陪這些行業裡，沒有誰是在體制內的。也就是說「自由撰稿人」這個詞之所以成立，恰好說明有一些「撰稿人」是「不自由」的。
至於「撰稿」是不是可以不自由？這個問題不妨容後討論。我要先向讀者諸君交待的是有關「不自由撰稿人」的身世和來歷：
一般說的「不自由撰稿人」就是指「體制內的作家」。它肇始於蘇聯的「拉普」協會，後來為一九四九年的紅色政權所倣傚。具體說來，就是國家按照計劃體制的原則，將作家分配到各級作協、出版社或其它文藝團體，供給他們吃穿和「深入生活」的特權，以便他們按時寫出諛詞和頌歌。
這樣，作家就成了有「單位」的人，而且每一個「單位」都遵循著准軍事化的管制，比如寫什麼、怎麼寫、能不能出版，都有一整套嚴格的審查制度。
那麼，寫作是不是真的需要「領導」？這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需要，我就要問，是誰「領導」了屈原創作《離騷》？又是誰「領導」著王實甫排演《西廂記》？又是誰「領導」了曹雪芹將一部小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
這其實是一種現代養士制。即國家根據自己的意志將生存和著作的權力集中於帳下，然後逼迫「天下英雄」上套。它呆板，僵硬，不合時宜到連它的文化部長王蒙也諷刺說這是一個「機械化養雞場」——而雞的本性卻是合群的、恭順的、眼睛只盯著眼前的米，直到農夫扭斷了它的脖子，它都認為敵人是旁邊的那隻雞。
而繆斯的殿堂是高貴的，它不可能為一些卑怯、馴良、膽小如鼠的靈魂提供牌位。在大眾生活極度單調的年月裡，像浩然、姚雪垠這樣的精神侏儒也可勉強糊弄看客的眼睛，而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娛樂市場的迅猛開拓，甚至是比他們優秀的作家也遭到民眾大面積地唾棄。
與此同時，國家經濟的匱乏，使它不可能為多如牛毛的報刊提供衣食。因而在牢牢掌握「導向」的同時，它允許一部分媒體自主經營。
有限的自由就是這樣產生的。一方面，攝於國家意識形態的淫威，報刊不可能為眾多渴望救援的靈魂提供表達的出路；另一方面，攝於市場經濟的嚴酷法則，它又不得不拉下鐵板釘釘、唯我獨尊的面孔，和人民調情。
一個報刊林立、媒體相互競爭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它的直接後果是孕育了一個叫「自由撰稿人」群體的誕生。儘管這裡所謂的「自由」，只是「追星」的自由，歌唱男歡女愛的自由，把玩世俗生活的自由，爆炒殘疾人的自由，描寫性生活豐富多彩的自由。但就是這一點可憐的「自由」就足以使一個初生的嬰兒快樂得滿地打滾了。
但不久我們就看到，文字小販的大量湧入使這個隊伍根本無法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苦大仇深，輟業於小學，靠自學成才到僅能識文斷字。因而，除了人民幣的票面價值，他們還無法判斷事物的曲折是非，「有奶便是娘，並專門投靠『奶大』的富孀」，這是我給這夥人的生存哲學所做的白話註解。他們往往是在「時尚」、「通俗」、「可讀」的旗號下搖唇鼓舌、瞞天過海，以腐朽為神奇、把肉麻當有趣，間或也說一些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謊言。
這個隊伍的大部分成員卻是些人格分裂症患者。一方面，學養和經驗使他們明白那些所謂「貼近生活、雅俗共賞」的玩藝兒是些什麼貨色；另一方面，生存的巨大壓力又使他們有時不得不參與到炮製它們的行列中。但他們還是要比前一種人高貴，因為在他們那裡，靈與肉的寫作、夜與晝的寫作、公共的和私人的寫作是分開的，而且相互敵對。
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真葡萄樹。他們不爭競、不喧嚷，屏利祿於戶外、騁思想以自適，目含哀矜、憂憤深遠，在寂寞中堅守著如椽的尊嚴。他們是貧窮的，但卻是這個世界上，真正流淚撒種的人。流淚撒種的，未必會立時帶著禾捆回來，但我深信，在他們之中必將有一些精神的大樹茁壯生成。
到這裡，我該回答一個水落石出的問題了。什麼是自由撰稿人？簡單地說，就是脫離了體制，靠稿費生存的人。複雜地說，因為在過去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他們的言論和生存方式是從來沒有過的，因而也可稱為「社會主義新人」。
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大，回首一個種族千年的文學史，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歷史上那些才華縱橫、光芒萬丈的人物，都曾有過「自由撰稿」的經歷，而且愈到近代，他們的地位愈加優渥。
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由撰稿人」？這個問題我想留給禿頂的學者評職稱。我只說，從現代信息學的角度看，蘇秦、張儀可能是比較早的兩位。他們懷揣的縱橫學說，實際上是給皇帝做的「策劃書」，而蘇秦最後身佩六國相印，可以看作是一稿多投。
陶淵明是一個從「體制內」跳到「體制外」的典型範例。可惜由於當時戰禍頻仍、天災不斷，致使這個前國家七品縣令、現在的「自由撰稿人」戮力耕種，還不足以自奉，有時竟要向別的貧下中農討食吃。
李白是一個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搖擺不定的人物。但由於這個人天姿英銳，因而即使是在翰林供奉的任上寫下的「追星」詩歌，也掩飾不住他的灼灼才華。我指的是他在長安為歌頌楊貴妃而寫的《清平調》三首，也不是任何一個凡間詩人可以比得上。但謫仙就是謫仙，他到人間不過是經受歷煉。在飽嘗了三年人間禮法的白眼以後，他還是上書請還。玄宗無奈，也只得「賜金放還」——等於一次性發給稿酬××元。
魯迅是近代以來依靠「自由撰稿」堅持韌性戰鬥，並取得巨大成功的典範。從1918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算起，魯迅一生的寫作時間是18年，而僅僅是定居上海、從事「自由撰稿」就長達9年。而饒有趣味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比他作為教育部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還多。據現代文學史家陳明遠統計，魯迅前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共收入相當於今天的164萬元，後期是完全的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共收入相當於今天的210萬元。陳認為，錢是魯迅堅持韌性戰鬥的經濟基礎，這沒錯。但在文末又感嘆說，「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文匯報》1999年12月7日），就有點畫蛇添足了。一個被指為「法西斯」的文化政權能讓它的一個反對者呆在上海石庫門樓房內寫作，每年收入24萬元，而且「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這還叫「殘酷無情」麼？世界上有這麼好的「法西斯」麼？
除去那些奴性天成、反動透頂的人不算，我想對於今天的大多數自由撰稿人來說，正是金錢使他們在正義面前裹足不前。也就是說，從思想的角度上講，每一個作家都應該是一個政府，而且是高度自治的政府；但從現實的方面看，作家又很難形成一個政府，尤其是在出版不自由的國度裡就更不可能是一個「高度自治的政府」。這就出現了如俄羅斯文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尷尬處境：「寫的比發表的有意義，說的比寫的有意義，再說到底，沒有說出來的比說出來的有意義」。
只有曹雪芹是一個例外。有資料表明，這個人的早年曾有過一段飫甘饜肥、鐘鳴鼎食的生活，可最晚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家道就開始中落。那麼，是什麼信念支撐著這個人的精神，使他在「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境地裡依然固守著清冷的靈魂？又是什麼樣的神明進駐了這個人的內心，使他萬緣放下、空掉所有，向著預設的價值天空勇猛精進？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世界如果有一天遭遇洪水，上帝命令我，除了他的《聖經》、只能帶一本中國書逃生，那麼，我必將選擇《紅樓夢》。
──轉自狄馬博客(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