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丹:就反右派運動真相問題與王紹光博士探讨(上)
【大紀元3月6日訊】 反右運動，所以會在中國曆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是因爲它涉及的内容兼具了延安整風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廣泛性。延安整風雖具思想鬥争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範圍内進行的，遠未波及到全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雖席卷整個社會，但正如群衆所說，是廁所裏的蒼蠅亂哄哄。如此說來，隻有“反右”在共産黨發動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兼具闡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廣泛性。這次運動是民主自由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戰，也是共産極權的政治本質一次頗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體育運動、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波及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橫跨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诖舐繳希允俏抻諧龊跗溆藝?—政見是當時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鳴放出來的；如何辦教育呢？則是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發表的高見；法學家談法治，經濟學家談經濟，文學家和藝術家談文藝，社會學家談社會；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學術界都是名報人、名醫藥專家、名流學者們懇切陳詞。從毛澤東主觀來說，自稱“陽謀”；就事态發展的客觀進程來說，則是将計就計，一代精英（包括大學生，也都屬才華橫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機傾巢而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見解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無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斷。後生晚輩們諸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說：“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并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隻是因爲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57年右派言論中所獲得的啓示，要遠遠超過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i]”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可以說,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今天的民主運動,從‘四五’到‘思想啓蒙’,從‘八六學運’到‘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沒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ii]”着名記者高瑜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企圖将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人物一網打盡，主要要消滅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功能。而89一代，作爲57一代的兒子，又經曆了六四一場大屠殺，專制暴君打算‘殺他20萬，換得20年的穩定’。現在20年就要到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憲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斷成長，而且信心百倍。[iii]”吳國光教授研究反右問題的結論是：“可以說，從宏觀的曆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iv]”所以，研究“反右”問題，就成爲研究中國的當代史和展望中國未來所必修的一課了，就像小學生學乘、除法之前必先學加、減法一樣。
但王紹光博士卻不以此爲然。這，正好回到本地風光：“百花齊放，百家争鳴”。
爲了還原反右運動的曆史真相，雙方就必須就着三個環節的框架來進行探讨：一是反右的起因，是發動者被迫反擊，還是預先有一個陰謀存在？二是反右的性質，是進步的、正義的還是倒退的、邪惡的；三是反右的後果，是推進了社會進步、文明發展、國家興旺、人民幸福，還是導緻災難重重、國民經濟每況愈下、人民啼饑号寒、道德普遍淪喪？我們的商榷就是對每一個問題中的兩個選項各抒己見，拿出論據、進行論證、作出抉擇。消極地說，要極力避免王先生指出的弊病：“隻有強詞奪理的觀點，沒有腳踏實地的研究。我現在不願點名，但是有一批這樣的人，隻有觀點，非常武斷，而且往往是錯誤的，但是不需要論據，不需要論證過程。[v]”但願此非王先生夫子自道。
一，反右的起因
王紹光博士說：“‘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但是開始就是要‘整風’。”接着又說：“我認爲反右并不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不是因爲對知識分子歧視，才把55萬人打成右派，不是這麽簡單。[vi]”這就是說，他的主張既非“陽謀說”又非“陰謀說”；此說法就以“無謀說”命名好了。
對于“無謀說”，李昌玉先生有話：大家知道，在毛澤東鼓動下開始“大鳴大放”之後，當時毛澤東就是依靠報紙作爲“引蛇出洞”的工具。一個沒有當時現場生活閱曆的人，一個不了解究裏的人，今天僅僅根據當時的報紙來分析判斷曆史，一不小心，就會掉進陷阱。因此，王紹光教授說明反右不是毛澤東的預謀，陰謀，或陽謀，而是被迫采取的反擊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識分子中妄圖奪權，從工農幹部從共産黨手中奪權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澤東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趕快聲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傑作，進入中南海後最大的傑作，我搞的就是陽謀，我早就承認了，你王紹光小子幹什麽要替我辯解？[vii]
首先，我們要從明确概念做起，然後才能進入實質性讨論。
我記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講過：“讨論問題不能從定義出發。”他這句話本身就是對自身的否定，就是“從‘定義’這一‘概念’出發”的。試想，如果你不懂“定義”這個概念，那麽，你能懂他這句話的意思嗎？所以，一切思維都是從概念的定義出發的，讨論問題的邏輯思維更是。概念與概念聯系形成判斷，判斷與判斷聯系形成推理，然後雪球愈滾愈大。所以邏輯思維又叫做“概念思維”。因而讨論問題首先就必須明确概念，否則的話，就會引起歧義、出現牛唇不對馬嘴，或雞同鴨講、無法交流。
“陽謀”是毛澤東生造的詞頭。他把“陽謀”與“陰謀”對稱，用來否定“有人說，這是陰謀。”[viii]但，這是不合乎常規說法的。他在文革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之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光明正大才是陰謀詭計的反義詞，這也才是合乎常規的說法。反右時，他不敢把自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的卑鄙做法，說成是“光明正大”，才用“陽謀”來胡攪蠻纏。當然這是他的貫計，用“陽謀”已是早有前科了，第一次是用來篡奪黨權、取王明而代之的。“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份黨内報告，至1996年方公開發表，所以1957年的人們還不知毛澤東早就創造了這個新詞。[ix]”他這個“兵不厭詐”的名堂，可叫做“搶占名詞高地”。緊接其後，用“躍進”取代“冒進”，還是“搶占名詞高地”的故伎重演。他說：“自從‘躍進’這個口号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x]”好像玩一個改變名詞的把戲，就能改變事情的實質、就能變無理爲有理。在前面王文指斥的“強詞奪理”的人中，毛澤東應該算一個。直至如今，人們說起“陽謀”，從語意上說，其實仍是指“陰謀”；從語感上說，則表現出對流氓無賴的憤懑和嗤之以鼻。在當時我讀這篇毛文時，讀的是《中國青年報》，白紙黑字，這樣登載：“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陰謀。”說來說去，還是陰謀。實話倒是實話，但因改了原話，四個正副總編三個劃右派、一個撤職。雖非完全由此，但由此而受到報上鳴鼓而攻之；我卻是記憶猶新的。
我在研究“反右”中發現，有把反右歸因于“陰謀”的，有歸因于“整黨内敵手”的，也有歸因于“整風失控”的，。。。。。。（我在拙着《還原1957》一書中，共指出10種歸因[xi]。）但沒發現，在不是調侃的情景下、有附和毛的“陽謀說”的。毛的孝子賢孫沒有不替他、爲這一說法臉紅的。黨内的、正經八百的權威說法，是當時執行這一任務的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半路陰謀”說。開始不是陰謀，“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并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爲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内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xii]”陰謀從此開始，後來李部長也參加了引蛇出洞。他死乞白賴地一再邀請章伯鈞參加座談會，堅持要他發言，果緻章這條巨蛇引出了洞。但非隻此而已，他心懷内疚地回憶到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如∶“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于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爲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把對敵鬥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敵我。[xiii]”
我說這段話的用意，是要定一個讨論守則，爲的是突出地強調不要“武斷”，要有“論證過程”，以避免前面提到的王文所指出的弊病。可惜，王文在論證過程的頭一關，在概念（如“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的使用上，在邏輯上就過不了關。他說：“再過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爲有大量的工農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現在已經過了半世紀，自然會“有”他們的下代、更“大量的工農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那麽，他們這時屬于哪個範疇？是叫“知識分子分”、還是仍叫“工農幹部”？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個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是血統工人出身，他仗着成分優越，不但不像其他知識分子對工宣隊那樣誠惶誠恐，而且嬉笑怒罵、當面調侃工宣隊長：“我要告訴我兒子：你千萬不要上學，長大了好當工宣隊。别學你爹我、就因爲上了大學，如今還得接受文盲的再教育！”（本來是工農或其幹部，一上大學，便成了臭老九。這裏就從概念上揭示出矛盾！）
在王文中，“知識分子”、“工農”、“共産黨人”三個概念成了一筆糊塗賬。今天的知識分子，恐怕大部分不能說是地主、富農、資産階級出身、實際多是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了。王先生把知識分子從工農中掏出去，然後說：“工農反倒少了。”他又把知識分子從共産黨中掏出去，然後說知識分子“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這樣說，當然右派至今仍在說的“黨天下”，就是血口噴黨了。除了知識分子，哪裏有黨？從中央大員到地方諸侯、到太子黨，學士的學士、碩士的碩士、博士的博士；哪裏是共産黨在一黨專政？是知識分子“起到的作用太大”呀！至于那些不是共産黨禦用文人的極少數獨立知識分子，王文說：“我也覺得，獨立性本身并沒有任何的道德優勢，如果故意要裝出獨立的姿态，這還是知識分子自戀的表現。”看來，撒嬌也好，争寵也罷，雖喪失了“道德優勢”，但這是對“政治優勢”的逐臭，自甘付出的代價。
“工農代言人”辦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自食概念混淆的惡果，緻使代言人對自己的對象都難以把握了；因爲一有“知識”，工農及其幹部便都由香變臭、都跑去當“臭老九”了。其實，王文也不光是概念混淆，你看文章的鋪叙，也是逢說東、就說西，腰裏一句、腿上一句，狼腿扯到狗腿上，讓你摸不清大頭小尾。但他卻還總是口稱“邏輯、邏輯”地振振有詞。
讓我們來恭讀王文：大量的經濟政策實際都是知識分子制定的，而這些知識分子以前大部分是黨外人士，現在大部分在黨内，已經成爲共産黨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産黨，不同意共産黨甚至反對共産黨，都是在黨内。所以情況跟解放初不一樣，當時的共産黨裏面知識分子太少太少，絕大多數共産黨幹部是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民主黨派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紫丹按：再“非常突出”，還能“非常”到哪裏？别說“突出”，能平起平坐嗎？即便像你下面說的情況：——）當時民主黨派人士是有知識的，共産黨幹部是沒有知識的，但是今天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産黨内，而不是在民主黨内。這兩個時代不太一樣，所以僅僅看民主黨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較。
盡管現在還是受到很多限制，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他們今天參政的廣度和深度，我覺得是從來沒有過的，工農反倒少了。我們暫且抛開民主黨派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談，不把它當成特殊的政治勢力，而是從整個知識分子在影響社會輿論、影響社會的議程設定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們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王文）
這裏就暴露出，王博士講話理不通。知識分子在“黨外”時，就說：“民主黨派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當說到“真正的精英都在共産黨内，而不是在民主黨内”時，合乎邏輯的結論本應是：“共産黨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當然了，豈止是“突出”？一向是“黨天下”。這既合事實又合邏輯。但王先生卻要換個“角度”：“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他不從黨派角度講、“不談”了。“我們暫且抛開民主黨派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談，不把它當成特殊的政治勢力，而是從整個知識分子在影響社會輿論、影響社會的議程設定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們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難道不是共産黨的作用、或說黨和禦用文人合起來的作用“太大”，而是胡佳、師濤、高智晟、劉曉波等這些“并沒有任何的道德優勢”的知識分子“他們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嗎？換了一個角度，便相機偷換了概念。
其次，論據要合乎實際，論證要合乎邏輯，這樣，立論才能站住腳。
王爲“無謀說”擺出的論據一共有5條：1、他看過“各類報刊“、“原始材料”；2、毛發動鳴放的動機是爲了克服“脫離群衆的危險性”等問題；3、認定毛“萬萬沒有想到”；要不是的話，毛“還要用這些人啊!”4、毛澤東、共産黨和工農爲“輪流坐莊”言論激怒；因而5、“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現在分述于下：
1、所謂“原始材料”，實際是一場殘酷的幽默。
王博士說，如果事情這麽簡單，爲什麽反右是發生在57年，不是發生在這之前，也不是發生在這之後，再過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爲有大量的工農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去解釋，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覺，我不去管曆史決議怎麽講，我不管現在的故事怎麽說，我是看原始的材料，從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後，花了很長時間，不過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我是集中看武漢的報紙，武漢的《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當時放出來言論的，包括一些國民黨的留用人員，都是沒有什麽名氣的，他們倒不是說要民主，他們就說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紫丹問：這話說得合不合實際情況？如果“說要民主”，其罪惡之大就更不可思議了嗎？），這是言論的核心所在。
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1949-1966年的，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王文）
如果說，相信報紙上連篇的謊話，甚至當上憤青跟着起哄，如洋人的華人嶽母大罵“放屁”之類，發生在當時，這都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問題是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許多事情都基本上水落石出了，一個在美國得了政治學博士的人，竟還要這樣硬說；人們會認爲他是在跟常識開玩笑。難道飽學的博士還當真相信大躍進時代，人民日報上套紅登載的畝産量“十幾萬、幾十萬斤”的數字嗎？這類的撒謊可不是一件、兩件或千件、萬件啊！而是直到今天還比比皆是呀！居然能說出如上話的人，不是對反右因言治罪、置右派于夾邊溝等葬身之地表示憤恨不平，所以才揭出“原始材料”當反面教材、就像揭出當年“大躍進歌謠”以冷嘲熱諷一樣；或者就是麻木不仁，再者就是喪失良知、居心自欺欺人。既然王博士“是集中看武漢的報紙”，他自己也說到過：“武漢也在57年6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紫丹按：正确的說法應該是，既是整風又是反右的背景）。”那麽，我們就再來看他是如何“很震撼”，“會有強烈的反應”吧！
真正在反右當中第一批被砍下鮮血淋漓的頭顱的，是所謂章羅聯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漢陽中學事件”中槍斃的三名“主犯”：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縣文化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民盟發展對象、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語文教研組組長、初三畢業班班主任鍾毓文。牽涉此案者約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勞教，很多人死于獄中。現在真相已明，純屬胡編亂造；隻用舉出鍾毓文被槍斃是因爲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謬矣。然而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稱之爲《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許多報刊對事件大加宣揚，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把事件攝成新聞片《鐵證》，在全國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亂”。很可能哪一位禦用文人就是看了此類報道，才抱着政府大腿、“有根有據”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論的。[xiv]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報送的《關于“漢陽事件”複查情況和處理善後問題的請示報告》，得到中央正式批複。中央同意省委關于“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意見，并對處理善後問題作了明确指示。[xv]
正視發生在王博士身邊的這個事實，你就知道《鐵證》是什麽玩意兒？更别說其他“銅證”、“豆腐證”等“原始材料”了。因爲學生要求升學而自發鬧事，參與勸阻的副校長王建國反被誣指爲幕後策劃者而遭槍斃。天理何在？國法何存？雖然中共中央英明、偉大、光榮、正确，“漢陽事件徹底平反”！但如果仍有人把《鐵證》，當成“原始材料”而理“直”氣壯、氣壯山河，作反向“震撼”和“強烈的反應””；讀者也隻有徒歎王先生讀報和記憶的選擇性了！
徐贲說：當王紹光在提供“真實發生”之證據時，忽略了一個關鍵點，即那些所謂反映“真實”的報刊材料和市民反應的背後，有統治意識形态的構建在起作用。當時，作爲“黨的喉舌”的報刊之任務不就是把“右派”言論報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材料隻能證明，“黨的喉舌”宣稱“右派”反黨。除此之外，還能證明什麽呢？能用納粹時代的報刊和“人民義憤”來證明猶太人就是該消滅的劣等民族嗎？[xvi]
這種“統治意識形态的構建”不僅對反右派鬥争“在起作用”；而且對彭德懷、劉少奇、甚至林彪，皆然。着名黨史專家高華說：“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劉少奇多次攜夫人訪問東南亞，隻知道他保護、愛護各級幹部，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劉爲老百姓做了什麽好事，特别是劉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爲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因爲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功勞，榮譽都歸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報紙（！！!—-紫丹加注）上要他們知道的那些。所以說，毛發動文革，是有相當的群衆和幹部基礎的。[xvii]”如果有人以文革時的“各類報紙”爲“原始材料”而大事宣揚：“劉少奇就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賊嘛！”他要充分享受“言論自由”這一天賦人權，自是無可厚非的。人們應持理解的态度，人各有志，意見不必強求一律，不能硬是不讓人家喪失天良；而其維護好話壞話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則彼此無異議也。
2、毛“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的動機，與其動作南轅北轍
1949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盡管是以公有制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裏面還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衆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衆的危險性，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王文）
既然“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是爲了克服“脫離群衆的危險性”等；那麽，誰脫離工農群衆，工農群衆自己心裏最清楚明白；可爲什麽人民領袖不大力号召工農大鳴大放、來幫助黨整風，偏偏對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情有獨鍾呢？毛除非是糊塗了；否則就是另有打算。事實表明他一點也不糊塗。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爲“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衆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内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将論述改寫爲: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大緻上等于知識分子的外延）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xviii]”。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是要“鬥”出“從右的方面出發的”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隻不過是不同的說辭而已。實質是從早先到最近,毛一直懷有“預謀”這一事實,已爲曆史所确證。不然，毛爲什麽會在請求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上，竟表現出終生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反常态的“兩大出奇”—-對知識分子甜言蜜語、笑容可掬、千呼萬喚、誠懇得出奇；對工農群衆棄之若敝屣、冷若冰霜、不屑一睬得出奇呢？這就又導緻另一大惑不解：爲什麽毛的動機和動作對不上号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研究這一時期他的關切中心何在？
這一時期，在中國與在國際共運中的事态發展，都與蘇共20大揭批斯大林有關。這在中共八大上有反應。所以政治鬥争就表現爲反對斯大林主義與維護斯大林主義的明争暗鬥。從各種資料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确認李志綏的看法：“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産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爲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并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爲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複才算落幕。[xix]”毛的每一步驟都是爲了達到繼承斯大林、當世界革命導師之目的。這一點已經是不争的了。他欲達此目的，就必須死死抱住斯大林主義。他說：“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xx]”
循此，來考察蘇共20大的後續變數，以及毛的應變，一條清晰的軌迹便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關于波蘭事件，中國反對蘇聯出兵，吳冷西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幹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系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緻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着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麽關系。”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卧室裏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讨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緻認爲，蘇聯武裝幹涉波蘭是違反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xxi]
關于匈牙利事件，中國慫恿蘇聯出兵，吳冷西寫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共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意電告我們代表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指出﹕蘇共這個決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抛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将成爲曆史罪人。”[xxii]
由此，毛澤東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劉賓雁說﹕“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将有外國人在場。因爲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着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xxiii]
毛澤東所以态度強烈地反對蘇聯出兵波蘭，是因爲波蘭隻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而這一點正合毛意。毛這時候出的一切主意，對蘇共都是包藏禍心的，都是爲了擡高自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事後也證明這一點。斯大林在世時的分工是，蘇共管歐洲，中共管亞洲，現在，毛的魔爪已伸進歐洲。至于剛過10天，他就自食其言，就堅決違反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幹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系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就堅決主張出兵匈牙利，則是因爲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爲毛所不容﹕要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要蘇聯撤軍，要芬蘭化。這些弊端，宛然存在于中國的“黨天下”和“一邊倒”中。
據師哲的回憶﹕10月30日上午，蘇方将米高揚關于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傾向于進行鎮壓，但以爲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動手。[xxiv]就着這一點就能說明，毛澤東施展“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或說“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一種思維定勢，爐火純青達于化境。對國人，對洋人，一視同仁。有句老話說：“外交是内政的延續”。這個國際版的“反右”，随後就會出口轉内銷的。寒山先生也作如是觀﹕“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爲什麽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xxv]。”
請參看此後毛在黨内的一系列講話，就可對“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的動機，明若觀火了。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産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産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xxvi]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标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戰争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産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産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于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隐藏着。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麽｀要殺幾千萬人’、什麽｀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産黨呀，共産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麽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争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複辟？”繼而又說﹕“黨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随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xxvii]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内，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麽辦？”[xxviii]
我所引用的毛的講話，一是來自八屆二中全會，另一是來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講話。
毛還說﹕“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讨論，争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争，分别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xxix]。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現在（1957年1月18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i]。
毛澤東對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側重點上也與劉少奇不同，劉是從發展經濟和克服官僚主義上着想。毛是從階級鬥争上着眼，他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ii]”他還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争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争中訓練無産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xxxiii]”
從上面這些殺氣騰騰的講話，來進行分析、推理、判斷，必然會引出個九九歸一的結論，這就是，早已暗藏殺機的毛澤東，一定要加強階級鬥争，通過血腥鎮壓，堅決掃除“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和“烏龜王八”！王若水先生在《新發現的毛澤東》第293頁上寫道：“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都是原注）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緻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争。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争’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爲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王若水在1956年就觀察到了“殺機”，後來來在1957年動手“殺”，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中國必須立即、來一次狠狠地肅反！”這就是毛澤東當時向黨内發出的信号。
實踐檢驗真理。這一點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iv]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xxxv]當時他的動機，他的如意算盤是：“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爲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隻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xxxvi]
3、說毛“萬萬沒有想到”，是一項無稽之談
“1956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王文）這個說法能拿得出“論據”嗎？不需要“論證過程”嗎？
從上引毛在黨内的講話可知，毛把最壞處都想到了，遠比王文說的“那樣的言論”嚴重得多。所謂“萬萬沒有想到”，實乃庸人之見、癡人說夢！倒是毛把内心的肅殺之氣（新式肅反）隐藏起來，轉換爲滿面春風，以極大的誠懇表示要“主動的整風”，實際上是假的，這一點才是人們（特别是黨内）“萬萬沒有想到”的
記者說：您對于反右的這種理解，跟現在主流講的（毛澤東）搞一個陰謀去打知識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樣。王回答說：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産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王文）
文革時，王已到懂事的年齡，他現在該能夠回想起周總理在當時的作用了：面對文革那樣的動亂局面，是步步離不開周這個管家能手的，能說毛不需要用周嗎？可他總蠢蠢欲動，想打倒周，隻是因爲“反周民不依，反周必大亂”，才未湊手。但毛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最終還是用癌細胞害死了周。欲知其詳，可閱《晚年周恩來》。這一事實，該是對王“‘要用這些人啊’論”的有力反駁啊！
徐贲先生說得好：按照（王的）這個邏輯，似乎也可以認爲，屠殺猶太人不符合納粹的“人力經濟”利益。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List）中就有這樣一個場景，猶太女工們在工棚裏議論納粹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的傳聞，她們以爲，猶太人是“對他們有用的人”，納粹不會無端浪費能幹活的人力。然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證明，它所針對的是全體猶太人，并不是沒有勞動力價值的老弱病殘。[vii]
王博士說：“毛澤東從66年初就準備搞文革，頭50天，他批評的是資産階級反動路線，頭50天各地的領導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樣，就是下指标，我們要打多少右派，讓他們放出來，他們已經經過一個57年，這一次确實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說，這是用資産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衆，大鳴大放這個東西變成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才要造反——把這兩個連起來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實的動機不在那個地方。”
文革時用周恩來當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反劉少奇，能說明毛在延安時用劉少奇反周恩來，當時“他真實的動機不在那個地方”嗎？
讓我們作具體分析。現象是千變萬化的，但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是事物的客觀本質、是毛主觀的宗旨、是異中之同、是“萬變”中的不變。貫穿于前、後兩個場合的紅線是毛要當國際共運的領袖。因此他必須反右，先鞏固“黨天下”；再搞文革，把“黨天下”變成毛氏“家天下”；反蘇修、赫魯曉夫（包括中國的），是爲了奪過斯大林的長子繼承權。手段同是通過“引蛇出洞”（引出資反路線，是“引蛇‘引蛇出洞’”）、置對方于不義、激怒“群衆”，他來充當救星、收拾局面。對于這一點，最了然于心的是鄧小平。因爲他是前一場合的犯罪主體，又是後一場合的受害客體。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鄧舉行的活學活用毛這一陰謀的現場講用會。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爲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衆，軍隊卻調轉槍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将軍隊調至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衆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辯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衆隊伍中胡作非爲，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衆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制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衆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恰在此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麽時代了，隻管血洗天安門！
鄧短子嘲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毛在反右時，利用右派激怒幹部；在文革初，則是利用劉鄧激怒學生。表面的“相反”，适足以“相成”。
4、“輪流坐莊”的言論尚未出籠，毛老早決定反右
那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麽不行？但是當時共産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
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别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王文）
就事論事，“輪流坐莊”,是天津日報5月27日才報道的消息,提出此論的,是天津市第三女子中學教師黃心平先生。可是，在此12天前，毛通過文章和文件，早已昭告中共高層，決定反右。毛怎會把尚未發生的事情當成原因、來發動反右呢？王文實屬無稽之談。所有這些無稽之談的集大成，曰：“猖狂進攻論”。
撮總而論，否定“猖狂進攻論”者，不是資産階級反動派，也不是國際反華勢力，而是有良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先生，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并沒有什麽資産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viii]這是經過實踐驗正過的曆史結論。
另有，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着>一書中說:“從整個報道看,很難得出資産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什麽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ix]
在我們夯實論據之後，再來論理：即便說建議“輪流執政”等，又有什麽地方不對呢？退一步說，即便不對，也是聽不聽由你；難道因言就該治罪嗎？而王文連鄧小平的感覺“打擊的分量也過重”，都沒有，而是覺得咎由自取。
5、屈服于“壓力”，有違于毛之爲毛
王文說：“所以當時群衆和工農幹部裏面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
毛澤東是個一頭碰到南牆上的人啊！毛澤東何時在乎過“壓力是非常大的”呢?難道反右的壓力比文革的壓力還大嗎？衆所周知，他關于自己一生中做了兩件事的叙述；文革算一件，他說是贊成的少，反對的多。這個“多”不僅指數量，而且包含程度的強烈，導緻全國底朝天、打内戰、黨政癱瘓；最上層也做出了無比強烈的反應，這便是所謂的“二月抗争”。三老（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拍案而起，要求堅持黨的領導，要保護老幹部，要穩定軍隊等。這個壓力不可謂不大，但結果怎樣呢？不但沒促使毛作出停止甚或減緩文化大革命，反而是更在全國掀起了“反擊全國自上而下複辟逆流”的浪潮，簡稱“反擊二月逆流”，狠狠地反擊了他們，更大規模、更加殘酷地打擊迫害各級領導幹部，并停止中央政治局活動，讓中央文革取而代之。
那時，周恩來禀告毛澤東，被打倒的老幹部已超過95%的界限；如此大的壓力，總該算莫此爲大了吧？但，毛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這類例子，俯拾皆是。爲什麽毛澤東單單會在整風遇到壓力而會在立即轉向反右上表現得那樣乖乖呢？
王文有一個空白：整風，毛有内在動機：克服脫離群衆的危險性；反右，不見毛的“内在”動機，隻見“外在”的原因：一是爲右派猖狂進攻所激怒，二是屈服于左派強大壓力。于今（不是50年前），就事來說，毛反右的内在動機已大白于天下；就理來說，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是毛自己的原理。王文何以避而不談這一點呢？（上篇至此，下篇待續）
————————–
原載《議報》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