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爾對事態的演變感到吃驚，他在自己的選區發表演講說：“會見甘地先生一事令人驚異，也令人作嘔。現在一位犯有煽動罪的中殿法學協會的律師，以東方眾所周知的托缽僧身份登場了，半裸著身體，踏上了總督府的臺階。”
儘管邱吉爾的觀點在保守黨內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黨的下院議員們並不想因此而改變領導人。相反，由於保守黨內部反對鮑德溫的人之間缺乏一致性，也由於工黨政府因國內經濟不景氣而日趨不穩定，使鮑德溫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屆工黨政府的任期與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在工黨執政期間，英國的財政收入逐年減少，而失業人員及其需要的救濟則逐漸增加。
為了減少經費開支，1930年工黨政府通過了《保險金需求量檢查法》和《保險金發放糾偏法》，壓縮了失業津貼，也加深了工人群眾與工黨政府間的矛盾。1931年3月，工黨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喬治•梅爵士為首的探討縮減公共開支可能性的委員會。7月，該委員會報告說，國家財政狀況的迅速惡化，將導致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將出現較大的赤字。8月，國家財政狀況繼續惡化，麥克唐納內閣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準備用一系列經濟措施來對付危機；同時，麥克唐納政府希望紐約的銀行家們對英鎊地位給予支持；但這些銀行家們提出的全面削減財政預算的條件未能被麥克唐納的內閣同僚們接受，這樣，麥克唐納只能選擇辭職。
面對迅速惡化的國內經濟形勢，此時任何一個單一的政黨出面組閣都難以應付極其困難的局面。英國需要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同心協力，相互支持，實施一些不受歡迎的經濟舉措共度時艱。國王在同保守黨和自由黨領導人進行磋商後，“委託麥克唐納先生組織一個超黨派的舉國一致內閣”。
早在工黨政府辭職之前的7月中，邱吉爾鑒於形勢就曾提出成立聯合政府。他分別與勞合—喬治和麥克唐納討論過此事，但當時未得出明確結論。新的聯合政府成立後，邱吉爾卻未能被邀請入閣，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過道後面去，成為“後排議員”。儘管他後來表白說：“我在國家緊張關頭被斷然拋棄，並不使我感到憤懣，更說不上傷心。”但是無庸置疑，這顯然是邱吉爾感到灰暗的一段時光。
以麥克唐納任首相的聯合政府得到了鮑德溫和整個保守黨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撒母耳和約翰•西蒙為首的自由黨兩大派別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黨中，只得到七八個人的支持”。邱吉爾並不反對聯合政府，但他發現，“新政府的成立並沒有制止住金融危機。當我從國外回來時，發現在勢必舉行的大選行將到來之時，什麼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
自由黨領袖勞合—喬治本來反對馬上舉行大選，試圖在新的大選改變政治格局前能夠重整自由黨，但由於他長期臥病在床，無力視事，自由黨的黨務由撒母耳主持。在麥克唐納和鮑德溫的堅持下，撒母耳作了讓步，同意儘早解散議會。從此以後，勞合—喬治“就成了一個沒有黨派的領袖，孤寂地坐在後座議員席上沉思著”。
在新的大選中，邱吉爾在自己的選區毫不困難地戰勝了自由黨和工黨的對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數當選。保守黨在全國也取得了相類似的勝利，獲得了447個議席。而工黨的席位大幅度地減少，只剩下了可憐的46席。從總的情況看，聯合政府獲得了壓倒多數的擁護。但由於工黨地位的削弱，儘管麥克唐納保留了首相地位，實權其實操在保守黨領袖、副首相鮑德溫手裏。到1935年5月，年老體衰的麥克唐納退休後，鮑德溫就順理成章地繼任了首相職務。
無論是麥克唐納還是鮑德溫擔任首相，他們都不願讓邱吉爾成為自己的同僚。邱吉爾很有些瞧不起麥克唐納，他不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擊工黨的政策。有一次邱吉爾在下院這樣說到麥克唐納：“我想起，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曾經有人想帶我觀看著名的巴爾奴姆馬戲團的演出……，節目單中有一個我最愛看的節目，名字叫‘沒有骨頭的惡魔’。可是我的父母認為，觀看這樣的演出，對孩子的刺激太大了，並且可能敗壞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沒有骨頭的惡魔’。”
麥克唐納固然在政治上沒有骨氣且優柔寡斷，但他對於邱吉爾如此刻毒的話也決不會寬恕。至於鮑德溫，對於邱吉爾的爭強好勝甚至喧賓奪主仍然記憶猶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時就曾抱怨說：“有溫斯頓出席的政府會議無法按議事日程進行審議工作，因為邱吉爾總要額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不僅涉及他本人領導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別的什麼部。”鮑德溫那時就曾私下對朋友們說過，假如他再有機會組閣，就不會再考慮吸收邱吉爾，因為邱吉爾難以與人共事，會在政府中產生消極作用。現在看來，鮑德溫倒真是說到做到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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