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菲：漁歌相伴不回頭（5）：關於四川地震(二)
【大紀元6月19日訊】二、歷史與現實的比較：杜鵑啼血不為悲
一九六六年大陸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發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我等而言，乃是「文化大劫難」），至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宣布結束，年限幾達十四年之久。對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血案，修訂後的北京《大興縣志》中如此記述：「1966年8月……『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風驟起，大批文物、古迹慘遭破壞，『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被抄家、遊街……狂熱的紅衛兵運動終于釀成慘絕人寰的『八‧三一』事件。8月2七日至9月初，全縣13個公社48個村莊殺害地主富農分子及家屬325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党和工人党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不就是在這個講話中，他說不怕發生戰爭，因為中國有六億人，打死三億還有三億。這個講話在文革中也流傳過，作為「反帝反修」的「偉大文件」。
當時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使用的手段有：活埋、刀劈、棒殺、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無所不用其極，人間至慘事……
– 明朝神宗朱翊鈞的定陵，皇帝、皇後的棺椁毀棄，屍骨被焚，骨灰被揚；
– 明朝大将袁崇煥墓碑被毀；
– 四川地主劉文彩曆史被造假；
– 周瘦鵑，男，江蘇省蘇州市博物館研究人員，作家。于一九六八年跳井身亡。
– 卞仲耘，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 儲安平,男，原光明日報主編，一九五七年被划為「右派」，一九六六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蹤，當時儲安平五十七歲。
– 傅雷，男，上海居民，著名翻譯家。不堪「文化大劫難」強加的屈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上海寓所中，和妻子一起自殺身亡。
– 顧圣嬰，女，一九三七年生，一九五八年獲得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女子鋼琴最高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舉行的「斗爭會」上，當著上海交響樂團全體工作人員的面，顧圣嬰被拖到排練大廳的舞台上，她被拳打腳踢，被罰跪請罪，被肆意凌辱。有男人狠狠地抽她耳光。顧圣嬰的父親顧高地，由于上海的「潘漢年案」一九五五年被逮捕，一九五八年被判刑二十年，送往青海「勞改」。此后顧圣嬰贍養母親和因病致殘的弟弟。被這樣「斗爭」后，當晚，顧圣嬰和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气自殺。他們的骨灰沒有留下。
– 翦伯贊，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副校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翦伯贊被釋放回家。毛澤東指示，要把他當反面教員養起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翦伯贊夫婦一起自殺于北京大學燕南園六十四號。
–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筆名，一八九九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人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斗爭」：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時。八月二十四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他的尸體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 李廣田，男，云南大學副校長，作家，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三日，死于昆明城郊一名
叫「蓮花池」的水塘中。李廣田被認為是自殺的。李廣田的家屬說，李的尸體被發現時直立在水池中，但是后腦勺上，有很重的打擊傷痕，是被謀殺的。
明朝末年將軍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后來又在昆明被清兵鎮壓。將軍吳三桂的愛妾，著名美人陳圓圓，就在這個「蓮花池」中自殺。九十年代，經濟改革，「蓮花池」邊開了很大的飯店，賣云南特別的食品「過橋米線」。飯店有花園風格的建筑，有新立的石碑，記載陳圓圓的身世事跡。卻沒有地方有任何文字記載李廣田的死亡。
李廣田是中國在一九五八年拍攝的著名電影《阿詩瑪》的編劇。該劇的主要演員楊麗坤在一九六六年也受到嚴重迫害。年僅二十四歲的楊麗坤，在一九六六年作為「修正主義苗子」被「批斗」。她被塞進不能直立的舞台下面關押，并且多次遭受毒打，終于精神失常，一直
沒有徹底恢复。在二零零零年去世時只有五十八歲。
– 林昭，女，一九三二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五四級學生。一九五七年被划為「右派份子」。一九六零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加判死刑槍斃。她的家人沒有收到死刑判決書，只被索取槍殺她的子彈費。
– 劉文輝，男，一九三七年生，上海人。一九五七年在上海滬東造船厂工作時被划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當輔助工。一九六二年他被指控為有「蓄謀叛國投敵」等「現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監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暉新村十一號。
「文化大劫難」開始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万言書，反駁中共中央在那年八月八日發出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他与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寫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張信紙。劉文忠在1966年國慶節休假時去杭州向北大、清華、复旦等十四所最著名的學校匿名投寄了這篇文章。
因為這篇文章，劉文輝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逮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劉文輝被判處死刑槍決。
– 劉少奇，一八九八年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劫難」開始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一九六六年八月失去權位，一九六七年在中共報紙上被稱為「党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八年十月被中共中央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党」，遭到長期囚禁和折磨。一九八零年二月被已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死亡。
– 羅廣斌，男，四十三歲，四川省文聯作家。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在被關押處跳樓身亡。
– 繆志純，男，江蘇省沙洲縣鳳王公社醫生。他的妻子孫惠蓮，是同一公社的藥店職員。繆志純因醫術出眾遭人嫉恨，孫惠蓮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視為「階級异己分子」。 文革開始不久，得知將被「揪斗」的消息。 因不堪受辱, 夫妻投河自盡于常熟慕城附近。
– 錢新民，男，二十多多歲，南京大學計算机數學系青年教師，在「清查5.16」運動中，被「批判斗爭」，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區跳燕子磯自殺身亡。
– 容國團,廣東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劫難」的迫害，自殺身亡。
– 媽媽上官云珠，一九二零年三月二日生于江蘇無錫長涇鎮，原名韋均犖。她一生拍過三十部影片，主要有：《天堂春夢》《國色天香》、《花月良宵》、《鴛鴦淚》、《太太万歲》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劫難」初起時，她因為生癌剛剛動過大手術沒有介入運動，但是紅衛兵進行了野蠻抄家。到了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電影厂不再放過她，在”軍宣隊」和”工宣隊」的指使下，造反派對她施行了殘忍的刑訊。當時她還處于恢复期，人的大腦尚不完全清醒，處于遲鈍狀態，因不堪折磨，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從家中四層樓上跳下身亡。死時年僅四十八歲。
姐姐姚姚，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生于上海。姐姐和我同母异父，她的父親是三十年代的著名文人和劇作家姚克。一九六六年，姐姐還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學習聲樂。一九六八年媽媽的死對她是一次莫大的打擊，而后不久，她的男友又因不堪忍受所謂抓「516」分子的打擊，于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在隔离關押地割腕自殺，學校立刻對姐姐實行隔离審查。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她對身邊的世界几乎失去了信心，妄圖与新結識的男友從深圳偷渡，結果男友被抓，姐姐則遣回上海，旋即產下一子（在產院就送与他人）。以后一直沒有工作，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在親友的幫助下被浙江歌舞團接收，為了赶辦調動手續，四處奔波。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南京路江宁路口被一輛大卡車撞倒，當場死亡。死時年僅三十一歲。
– 沈知白，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民樂系主任，一九六七年被指為「美國特務」，自殺身亡。
– 孫克定，女，三十多歲，原來是上海人，冶金部洛陽耐火材料研究所情報室工作人員。她的丈夫呂國林是該研究所的副所長，原新四軍五師的老戰士。「文化大劫難」中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孫克定卷入運動中的兩派，遂被對立的「無產階級革命委員會」一派綁架至該研究所內的生產車間，關押「審查」，并且被拷打致死。据醫生檢驗，孫克定
死后全身傷痕累累并到處是腫塊。「文化大劫難」后，拷打的指揮者余某某被判短期緩刑。
– 翁超，男，上海黑色冶金設計院土木工程師，上海同濟大學四十年代初畢業生，一九六八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臥軌自殺 。
在「文化大劫難」人人自危的情況下，人們都在恐懼下普遍斷絕了自己的社會聯系，以求自保。但翁超的一個大學同學，也是他的好朋友，依然試圖和他保持聯系。他們當然不敢見面，當時普通家庭也沒有電話，這位朋友堅持隔三月或半年地給他寫信，報平安兼問候，也不指望他回信，直到一天，他收到翁超妻子的來信，才知道他早于一年多前拋開妻子儿女而去了。
– 無名氏9480,北京包頭章胡同東頭1號居民，是個四十余歲的男子，是某個單位的職工，長期病休在家。紅衛兵到他家抄家，說他藏有槍支，逼他交出。他說沒有，紅衛兵就動手打。然后，他說埋在地下，找不到，他又說在頂棚上，也找不出，把院子里拆得亂七八糟，仍然沒有找到槍。這個中年男人一再被打，支持不住就死了。
包頭章胡同，在北京宣武門之南，是個東西走向的小胡同位置處于米市胡同和果子巷之間（這兩條胡同都是南北走向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万紅衛兵以及紅衛兵興起「破四舊」之后，在這條胡同里，至少有一位居民被紅衛兵打死，有兩位居民在被紅衛兵毒打后自殺。
– 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人民机器厂學徒工，因寫下《出身論》等文章，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羅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處決。
– 東北醫科大學之王冠卿被非法投入監獄；
– 共産黨員，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兩小時後，張志新被送往大洼刑场被槍決；
– 轟動江西全省的李九蓮，抨擊文革被視爲「政治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李九蓮因所謂「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而被拉到贛州西郊執行槍決。她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黃色手紙上寫下了「
我只是像一只杜鵑似的啼出血來，
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鐵牆咳一聲，
還能得到一聲回響，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
恰似呼喚一個死人！」
– 一九七八年，為李九蓮兩肋插刀鳴冤叫屈的江西女性教師鍾海源被活體取腎；
〈註：以上的一些資料，取自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中國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
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
我們沒有忘記你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天怒的唐山大地震：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三時四十二分，在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相當于四百枚枚廣島原子彈當量的七點八級強烈地震。僅二十三秒鐘，一個一百零六萬人口的重工業城市唐山夷為廢墟，此次地震累計死亡二十四萬二千多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唐山地震以其造成的慘重損失和影響，被列爲二十世紀中國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災難。
伴随以一個多月後中國現代人民的「偉大領袖」的滅亡，天翻地覆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引起天怒的唐山大地震，就此草草收場，一個牛鬼蛇神的時代暫時落幕了。（部份選摘自臺灣論壇網文，出處待查）
在大陸，我小時候除了内參沒怎麽看過以外，的確看了相當的反思「文化大劫難」的書，小説、詩歌自不待言，那被稱爲「傷痕文學」，還有很多所謂紀實性書籍，包括提到「二月逆流」等，爺爺在「文化大劫難」中被投入監獄十一年，據説建院（今天的甘肅省人民醫院）的幾個元老有的跳樓，有的反正是過世了，爺爺居然算是幸存者。我是說爺爺訂了《十月》、《收穫》、《當代》、《文匯報》、《譯林》（記不清有沒有《譯林》了）等大型月刊、季刊，甚至還有《龍門陣》。我就看啊看，指望看出一些門道來，報效祖國，崇高理想，這都是共產黨灌輸給我們的不是麽，可是爲什麽現實中做一個好人卻那樣難？爺爺去世後，老一代人的在信封上寫毛筆字的習慣日漸式微。一位本來可以在我今後更加懂事和明白世理後給予我更多智慧幫助的老人走了，爺爺——他不啻也是「文化大劫難」的見證人：昔日英武瀟灑的國民黨少校醫官，這就是爺爺一九四八年以來留在北平的命運。幾乎我們家的文化血脈就這樣掐斷了。家譜，天倫，旗袍，四合院，這些抽出來的任何一個詞都不復存在，這樣悲慘的遭遇是月兒彎彎照九州的，我們本來，可以擁有更加美滿、親人團聚的生活，半個世紀前，共產黨如一只大大的毒蜘蛛，吐出來的絲網住了所有的中國人，而那滲着人命、人血、人心的慘痛又是它的美味佳肴，百年紅朝一旦休，今天，是它的宿命到了。我但願全天下受過共產黨迫害的人們齊一條心，不是為所謂冤冤相報，而僅僅為看清共產黨的本質，爲什麽那麽多人用人性敵不過黨性？用熱血青春和癡愚抵不住它的冷血魔力？為什麽要跟黨走？它是那麽那麽邪呀。它看到了人性所有的弱點，並放大之，最終徹頭徹尾扭曲了人性，人們愛金錢、愛美女、愛享受、愛名聲、喜歡有高尚的追求、愛國家富裕、愛民族繁榮、愛舉世太平、愛這愛那，共產黨全部都體察到了，是它那狡猾的心機使它知道，於是它投人所好，盡可能的用它凃了蜜汁的謊言美化人們的理想目標，而後，使人們在這樣的假象中迷狂，最終我們民族沾了最難清理的毒素，以一詞以蔽之：黨文化。任何來自大陸的人走出去，言必稱同志，「一九五九年，中共頭目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後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的以為，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後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麼時候中共幹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改革開放後，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著』，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乾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於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摘選自大紀元社論【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這，才是我們民族最深重的悲哀啊。哀我中華。哀中華道統之不復。哀民生之多艱。此悲哀無言可訴，此痛哀只為中國人。民族有血滴在歷史上，民衆卻有那麽些看上去還不錯的人選擇跟邪靈走，這讓我有多麽哀痛。思維早早就超越所謂當前地震，還有很多的事，人不知道，已經發生過，和將要發生，誰來看顧我們的民族？誰來承擔重負？誰來解體中共？唯有我民族，可為世界掃除魔障，即使歷遍辛苦，也不宜放鬆。
四川劉文彩，那真是赫赫有名。在於惡黨宣傳機器一手作用。庄園文物十七台蜡鑄模型《百罪圖》都是大有破綻的。最最可笑可恨是全中國人都去看過。這等於欺騙天下。有學者說，所謂庄園陳列館的每一次升遷，都是中國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的一個明顯征候。叫共產黨的詞來形容之，則為：「革命浪漫主義結晶」，那就是撒謊和造假麽，還這麽無恥的說這麽好聽的字眼，真是灌中國人太多迷魂湯。美國亞特蘭大有位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他似乎算是一位親中國還是親中共的總統了，一九八二年卡特創立了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裏面的陳列都是史實和現實，沒聽説有「現設計想法對，真人真事不必要。」的地委宣傳部部長批示。發生在中國大地，爲什麽民衆就能接受，跟國外一比，明知也荒謬，就在人眾的麻木中，中共小人得計的繼續陰謀害囯與民。
學者指出，地主庄園陳列館籌備時，省縣兩級政府僅撥給開辦經費一万七千元；可一九六四年改館，主管部門撥付改館費用竟達十多万元，是陳列館開辦經費的十倍。這樣一筆巨資，按當時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個月工資的總和。果真如此，則共產黨爲何要這樣做，它的價值取向是為了誰？是爲了維繫它在人世間的生命力麽？從這個舉措看，它絲毫不為民衆考慮，然而接下去的謊言會讓人們一再原諒它和抱有持續的幻想，因爲太匪夷所思，因此世人默認了它所有的作爲，似乎這樣可以超越痛苦和遺忘一切，然而，共產黨的存在本來就是極不正常的啊，沒有人能與共產黨抗衡，沒有。它的殘酷兇暴，大陸人凡是受過的，是最清楚了，而那些被洗腦的瓜娃子（四川話，傻孩子的意思吧）又無不沾沾自喜，以爲得了一個王位和王國，可能甚至還有佳人，也不知為啥那麽癡迷，我是說邪黨把人的思維變異的那樣厲害，我真的欲哭無淚。這次新唐人舉辦的逾全球六十五萬觀衆的神韻晚會，必將踏上中國的國土，那，真如男中音曲樂所唱的：只有真相能得救。我也很欣賞世界七大女低音之一楊建生歌中所唱：魔難陪我駕長車。
（請見後續：漁歌相伴不回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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