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高興：「愛國」：緣何允許愛？緣何膽敢愛？如何去愛？
【大紀元5月4日訊】馬克思曾經說過，歷史上一切重大的事件可以說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悲劇，而第二次則是鬧劇。愛國民主運動也是如此，十九年前的運動是在血泊中結束的，十九年後重來的又一場運動，卻是在政府的放縱和讚許下開始的。自從奧運火炬在巴黎和西方其他城市遭到異議人士的抗議和干擾以後，無論是海內海外，憤青們都掀起了一波高似一波的「愛國」狂潮。國外的情況且不去說，單說近二十年來一直信守「莫談國事」，沉迷在發財夢中的大陸，這回似乎是政治參與意識的突然覺醒：先是合肥、武漢和北京等城市抵製法國的超市「家樂福」，嗣後就迅速蔓延到全國其他各大城市，不但是家樂福，就連麥當勞、沃爾瑪、肯德雞等西方企業都成為憤青們發洩「愛國」激情的對象。據說五一期間還要舉行「全民愛國大遊行」，「愛國」的矛頭所向，包括法、英、德、美、加、澳、日、意、俄等等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官方輿論一直所津津樂道的正在崛起的大國，似乎一夜之間退回到了一百多年前因積貧積弱遭受西方列強欺負的義和團時代。
歷史有點莫名其妙。十九年前以反腐敗反官倒為基本訴求的愛國民主運動遭到坦克和機槍的鎮壓以後，「民主」失寵了，像個死了親娘不得不看後母臉色的孤兒，而「愛國」卻從此交了好運，成為唯一可以頑皮地搞「運動」的寵兒。筆者記得，六四以後，在政治領域萬馬齊喑、當權者對遊行示威噤若寒蟬的情況下，「愛國」的示威狂潮卻已經席捲過兩次了，第一次是十年前全民抗議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誤炸，第二次是三年前的反日示威遊行，這一次是第三次了。此次由莫須有的達賴搞「藏獨」以及奧運聖火在國外傳遞受阻肇始的「愛國」鬧劇，其產生的心理共鳴效應，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使得正在人權困境中艱難跋涉的黨媽媽喜出望外，慶幸浪子回頭，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身邊「保駕護航」。抵制家樂福的運動經官方媒體披露以後，社會的注意力一下子轉移到了所謂的 「藏獨」勢力和奧運火炬受阻問題上。上海有個青年朋友告訴我，他周圍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支持抵制家樂福的。我蟄居人們只知埋頭髮財的江南小城，看不到憤青們的「愛國」行動，但也能經常聽到周圍一些憤青和身邊一些「憤老」所發洩的愛國言論，就連一向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的老伴，當她從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中得知奧運聖火在巴黎受到干擾以後，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義憤：「他們算什麼？人家傳遞奧運聖火也要破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憤青憤老們的「愛國」情結象窯裡燒出來的磚塊，是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熏陶的結果，跟他們爭論沒有用，我相信政治風雨中的利害關係終究會使他們醒悟。我現在對於這些「愛國者」是遵照鄧小平的教導，採取「不爭論」的方針，聽到憤青憤老們發洩「愛國」 的激情時，僅以一笑置之。在六十年的傳統教育中，「愛國」一直是一個神聖的字眼，誰不「愛國」誰就是「漢奸」、「賣國賊」，誰就得全國共誅之，全民共討之，杜克大學學生王千源在青島的家門外走廊牆上被人用紅色染料塗寫了「殺全家，殺賣國賊」就是可怕的例子。我自然不敢冒「不愛國」之天下大不韙，但我還想斗膽問幾個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愛國」，他們為什麼會被允許「愛」？「愛國」，他們為什麼敢「愛」？「愛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愛」才好？
首先是，「愛國」，他們為什麼會被允許「愛」？十九年前北京街頭的六四坦克聲和機槍聲響過以後，穩定壓倒了一切，從 1990年開始，上街遊行示威有所謂「遊行示威法」壓著，成為一件最為禁忌最為敏感的事情。十九年來，升斗小民們不滿的事情多了，比如表達對於無官不貪的不滿，對於官商勾結強制征地強制拆遷的不滿，對於「掌杓者私分大鍋飯」、有權人瓜分國有資產的不滿，對於住房難、看病難、孩子讀書難的不滿等等，都只能在茶餘飯後發發牢騷，遊行示威是絕對不允許的事情，即使是像對於廈門XP項目化工污染、上海磁懸浮電磁污染這樣的環保問題的不滿，也只能以「散步」之類極其隱晦的方式表達，至於對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這些重大歷史事件，那就更不用說了。憤青們或許沒有意識到，此次和前兩次的示威遊行都是被當局額外開恩的，準確地說，是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君不見天安門前屢屢有走投無路的訪民在未展開表達不滿的標語以前就被便衣警察抓走的事情？沒有人會否定，愛國的本質是愛民。十九年前黨媽媽不允許她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愛民，緣何今天卻允許子民們「愛國」？
其次，「愛國」，他們為什麼敢「愛」？恕我直言，憤青們的愛國激情似乎是裝出來的，煞是一種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的勇敢。如果沒有官方的信息封鎖，誰都清楚，藏民和其他一些異議人士在國內無法表達自己的人權訴求，這才跑到國外藉著傳遞奧運火炬的機會做文章表達的；西方國家的一些首腦是在奧運前夕中國政府陸續抓捕楊春林、呂耿松、胡佳等一些異議人士和大批訪民的情況下，迫於其民意要求中國政府改善人權的壓力，這才放出「有可能抵制奧運開幕式」之類的外交氣球。不聽話的民眾要求改善人權，外國人同情這種要求，難道就成了攻打中國的「侵略者」了？怎麼就成了發洩「愛國」情緒的對象了？在專制統治下，真的愛國是要冒風險的。要是真的敢於愛國，則可愛之處多矣。1999年底，江澤民和葉利欽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出賣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相當於幾十個台灣，試問愛國的憤青們何曾上街抗議過這種賣國行為？貪官污吏們通過各種渠道，每年流出境外的，僅賭博資金就已超過6000億元，試問憤青們膽敢上街抗議這種竊國行為嗎？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二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擁有二萬多億資產。曾有人開玩笑說，一旦中美交惡，最大的人質就在美國，因為美國是全世界高幹子女最集中的國家，那些口口聲聲反美反西方的「太子黨」，背後卻把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到西方國家的秘密賬戶，對此，試問憤青們膽敢上街示威抗議嗎？再說得切實一點，六四慘案十九週年就在眼前了，每年的六月四日，又有幾個憤青記得當年因為愛國而慘死於軍人槍口之下的冤魂？
至於這回抵制家樂福，他們的勇氣就來了，因為他們知道表達這種「義憤」不會有什麼危險，不但沒有危險，還可以當一回頑皮的乖孩子討黨媽媽的喜歡。這也難怪，六四慘案十九年來，信息被嚴密封鎖，物質上走向豐裕的人們卻生活在精神高壓之下，胡耀邦問題、六四問題、趙紫陽問題、法輪功問題，甚至對當地政府和官員的所作所為，都成為不准公開討論的話題，長期的精神壓抑，總要尋找釋放的機會，就像挨了趙太爺的嘴巴和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的阿Q，藉著小尼姑嫩紅的面頰表現一下自己的勇敢無畏，也是勢所必然。可是憤青們不知道，「愛國」的馬屁拍過了頭也會挨馬蹄踢的。他們可能忘記了， 2005年春上海反日示威遊行時，就有幾個憤青被黨媽媽當作教育群眾「愛國」應如何掌握分寸的犧牲品，捉到監獄裡去了。在此，我倒要提醒憤青們不要忘記，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喊著「扶清滅洋」的口號，赤條條地拿刀砍死了洋人和手無寸鐵的傳教士，最後卻死在自己一心扶持的清政府手裡！
最後，「愛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愛」才好？記得三年前，南方週末發表過對北大教授楊奎松的訪談《何為民族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愛國？》，其中列舉了許多有關愛國問題的歷史事實，我至今不能忘懷，特此贅引四例如下：
例一：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孫中山卻數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為廣州起義提供武器幫助。
例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孫中山則力圖搶先與日本達成類似《二十一條》的秘密盟約，同時在日本佔領區膠東半島建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向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山東其他地區進攻，而中華革命黨人的軍隊以日本浪人和下級軍官為基礎。
例三：1925年蘇聯佔領外蒙古，北京政府反對，孫中山和國民黨與蘇聯外交代表越飛簽訂聯合宣言，宣佈蘇聯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可以在外蒙駐軍，而中國共產黨比國民黨走得更遠，認為應當「尊重民族自決權」，讓外蒙古獨立出去。
例四：1944年日本在河南發起豫湘桂戰役，橫掃黃河以南的國民黨守軍湯恩伯部隊，當地農民卻蜂擁而起幫助日本人攻打政府軍，原因就是長期以來當地農民被湯恩伯壓搾得太苦了。
這一次憤青們「愛國」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跟著黨媽媽反對莫須有的所謂「西藏獨立」，這倒使人想起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我不知道黨媽媽認為那究竟是愛國行為，還是分裂祖國的行為？如果那是愛國行為，為什麼達賴不要求西藏獨立、只要求西藏自治反而是分裂祖國？
我直到現在還在思考：如果我生在那個時代，碰到那些問題，我究竟支持誰才算愛國？我記得很清楚，在距今160年前，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專制者所謂「共產黨人要取消祖國」的責備向全世界宣告：「工人沒有祖國！」如今，在走向民主化的世界性浪潮中，愛國應該怎樣「愛」才好？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只有當老百姓能夠在憲政民主制度下免於恐懼，跟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一樣享有競選、遊行、示威、罷工、以及批評政府等等的公民權利時，我才能夠無所顧忌地去愛這個國！
八九民運「4.27」大遊行19週年紀念日修改於臨海望江門近江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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