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惠如：不是學識問題而是態度問題
【大紀元4月3日訊】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候選人電視辯論時，公民代表蘇建和到場提出追問時曾問到，法院大量積案，造成訴訟耗時，也累壞很多法官，非常不人道．．．候選人是否有的具體政策，讓台灣司法更符合人權、更有效率、更公正？
雖然台灣談論司法改革已經不是一天二天的事，候選人在電視辯論的回答中也都提到台灣的司法確實是有改革，只是仍然不夠，雖然因為時間因素，未能聽聞更具深度的辯論內容，不過這樣的回答確實也反映了現況。
藉由台灣這次的總統大選，支持司法改革的各界先進也各有主張，雖然皆各有所本，具體的改革方向也未必相同，然而期望台灣司法更能符人權保障的理想，則是一致的。
司法改革固然有很大一方面必須從規範制度的修改配套著手，然而整體的社會環境和參與司法活動的人員心態，其實更攸關改革成敗。
刑事審理的法庭觀察
目前一般刑事案件起訴後，由於近幾年採行交互詰問制度，所以律師在審理庭上可以有較多的發揮空間。然而即使採行交互詰問制度，縱使檢、辯雙方一來一往的問了許多，最後到場證人作出對被告有利的證述，此時仍有審判長依然會拿出偵查筆錄，依職權訊問證人為何和之前講的不一樣？
此外不忘提醒證人剛才已經具結，若犯偽證罪，最重可處七年以下有刑徒刑，要證人想想，是以前會記得比較清楚？還是現在會記得比較清楚？是在檢察官那兒講的犯偽證罪？還是現在講的犯偽證罪？要證人再回答一次。
有時因為審判長這最後的臨門一腳，往往一切都回到原點，證人會說現在講的應該是記錯了，檢察官那兒講的比較對。時常聽聞同道大嘆，法官反而比公訴檢察官更依賴之前的警詢或偵訊筆錄作判斷，在法庭上所有據理力爭的舉動到頭來都變得只像是逢場作戲一樣，辯也沒用，不是在和檢察官打官司，而是在和法官打官司。
民事審理的法庭觀察
或許民事訴訟多半和民事財產或家事紛爭有關，審理過程或判決結果較少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的問題，因此在各種司法改革的聲浪似乎不若刑事訴訟大。然而人民既然走到法院來要求裁判，程序的保障和裁判的妥適性當然也必須確保。
現在的民事訴訟，多半繫於事前的書狀交換，在法庭內的對話有時僅是寥寥數語，其餘多半是參照兩造各自書狀所載。或許是兩造書狀皆已各自陳明，有的法官往往不願再多聽。
記得有一次等候開庭時曾旁聽到一個辯論庭，正當所有旁聽的人皆被庭上律師的朗朗陳述吸引之際，審判長突然出言打斷說，「書狀內都有寫了吧？那就不用再說了。後面還很多人在等著呢！」
這種情形體驗多了，律師對於辯論的熱情大概也已經被澆息大半。有時也曾看過沒有請律師的原告，因為法官不斷追問他「訴之聲明？」他聽不懂不會講，就說他的請求和起訴狀寫的一樣，可是法官也不理會，一再堅持要他說出「訴之聲明」，結果這名原告氣得在法庭上大罵說，「我都被人家撞成這樣，對方賴著不賠已經夠可憐了，連法官還要這樣為難我！」
結語
訴訟案件大量湧進法院，造成法院負荷過重，積案日益嚴重，或許問題的徵結不在於司法人員能力不足，而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吧？畢竟民主法治國家下的法院是無法任意拒絕案件，不管起訴是合法或是非法，是有理由或是無理由，法院都必須受理並加以裁判。
如果犯罪和紛爭持續不斷增長，那麼縱使設立再多的法院，任用再優秀的司法人員，引進再有效率的審判技術，應該還是無法解決問題。或許讓社會回歸祥和，犯罪訟爭自然減少，司法人員的壓力才能實質減輕。
此外因為司法人員的工作壓力大，處理案件的態度極容易變得缺乏耐心，反映在審判活動中往往就是不要律師或當事人多講，裁判品質欠佳，往往不是法官學識有問題，而是沒時間多想。
法官的審理態度中或許同時是有著實體正義和程序經濟的反映，然而在審判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預斷或不耐，往往也會擊潰人民對司法的信心。或許司法改革的方向，應該還不只是革新制度的問題，讓司法人員減輕壓力，改變態度，人權保障才能落實。(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