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張丹紅事件專訪吳葆璋

【大紀元10月16日訊】《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效力中共事件在海外中文華語媒體中仍然很受關注。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們就此為您專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前中文部主任吳葆璋先生（以下簡稱：吳）。

記者（簡稱：記）：吳先生，你好。

吳：你好。

記：謝謝您接受採訪。張丹紅事件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您注意到這件事還在發展嗎？

吳：注意到了，但是沒有跟蹤。我首先覺得這是一條新聞，一條中文華語媒體都有報導的新聞。我退休以後已經不是天天聽新聞了；況且，〈德國之聲〉的節目，在巴黎，也只能從網上看到一點，不瞭解全貌，更不知道內情。倒是接到過不少問詢電話。

記：您有在國際媒體工作多年的經驗；據您看，為什麼會出現張丹紅事件吶？

吳：過去與歐洲和美國的同行見面時，常談起一個報導方針問題。一家民主體制下的獨立媒體，它的工作比在專制極權體制下要困難複雜得多。不過如果在你的新聞中儘是照抄轉發中共媒體的東西，那不就成了中共的附庸和分店了嗎？一個民主體制下的媒體，必須把各種來源的信息獨立處理，編成自己的節目發出。這才是負責任的記者工作。不過，中文華語媒體情況特殊。

記：特殊在什麼地方？

吳：特殊，就特殊在中共當局多年來從未放棄他們所謂的國外輿論陣地。他們不僅自己花大錢辦了不少平面電子媒體，而且還要通過交朋友拉關係等等經典手法，唆使，誘使，迫使華人記者按照中共中宣部的口徑做報導，盡量轉發轉播中共喉舌的文字和音頻。

記：也就是說，這些人與中共使館人員或官派記者交往頻繁直接或間接地接受與他們的職務不相稱的任務嘍？

吳：是的。這種人很會隱蔽，被發現的是少數。他們可能是在改革開放中得利的共干子弟，也許是與中共有特殊淵緣的人。他們從基因上就聽不得對共產黨的批評，與中共的宣傳一拍即合。也有另外一些人，由於另外一些原因不知不覺地成了中共政權的傳聲筒。

記：這是些什麼樣的人吶？

吳：大都是國門開放以來到外面求學或闖蕩的年輕人。他們由於偶然的機緣進入西方中文華語媒體，對新聞業務知之甚少，外語水平也不高，但是要完成任務，怎麼辦？於是乎就把中文消息拿來掐頭去尾，改頭換面編發出去。中共傳媒大量存在，唾手可得。因此，不知不覺地當了中共的吹鼓手。

記：難道西方中文華語媒體領導對這種情況就視而不見嗎？

吳：你知道，大部份西方中文華語媒體的高級領導都是語言殘障，也就是說，他們不懂中文，不說華語。這就使那些有心人或混日子的人有了可乘之機。由於經費短缺，他們也顧不起語文秘書，所以常常被人從中漁利，掉進麵缸裡不知所措。

記：這次〈德國之聲〉領導發現處理了張丹紅事件，可以說是恍然大悟了？

吳：可惜晚了一點，而且還多虧了他們的忠實聽眾。我猜，他們沒有嚴格的檢查工作制度，所以才蒙受了聲譽上的莫大的損失。聽眾的監督是民主體制下，媒體成敗的重要環節。

記：您認為聽眾應如何監督這些媒體呢？

吳：西方媒體的高層領導所要的不是空洞的評論，而是問題的細節。比如，哪天，哪節，哪篇，哪頁，哪位記者署名，問題細節是什麼？有興趣的聽眾，不妨邊聽邊作些記錄。又由於前面所說高層領導語言殘障問題，反映情況，一定要用外文寫。切記要具體情節少發空洞評論。

記：中共方面十分重視張丹紅事件，而且大批判西方沒有新聞自由…

吳：這是可笑不自量。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你重複我說的，你那裏就是有自由，你不按照我說的說話，你那裏就沒有自由。不值一駁。我擔心的倒是他們是否又要返回紅衛兵時代？！

記：為張丹紅辯護的人說，批評〈德國之聲〉的人都是贊成法輪功的，您的看法如何？

吳：在柏林發難的九君子中，據我所知沒有法輪功學員。其實，有也無妨。我本人，我不修煉法輪功。作為一名記者，我想告訴你和你們的聽眾：在1996年以前，法輪功曾是受到中國媒體廣泛讚揚的氣功修煉團體，而創始人李洪志先生首次來歐洲傳法則是在中共駐巴黎使館內進行的。然而，轉瞬之間中共出於政治需要硬是把一個遵紀守法的信仰團體妖魔化，從而製造了又一起冤假錯案。然而，將近十年的空前殘酷的迫害並沒有能「消滅」法輪功。這個受到中外億萬民眾歡迎的團體被迫走上了抗爭的不歸路。法輪功這個非典型的抵抗運動已成為中國人維權抗暴的中流砥柱。它正與歷年來中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們一起，推動著中國社會的獨特演變。

記：謝謝您，吳先生。我們就談到這裡吧。

吳：好。再見。

首發：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