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生是中國人 死是中國鬼
【大紀元1月12日訊】剛才和一個SKYPE上的朋友談話。他說：「1月18日，中國民主黨某分部的同志要聚會，我想參加，可惜期末了要改試卷。」 我說：「我對中國民主黨的情況不是很瞭解，只瞭解這個黨在1998年竟然想在中國境內
進行政團註冊和黨員登記。於是各省黨員紛紛到各省的民政廳申請黨團註冊，結果全軍覆沒。各省領袖全部入獄。其他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
他說：「王丹，您知道的，就是89全國高校大學生研究生自治聯合會的首領之一（簡稱高自聯），被判了10徒刑的那個，目前在美國，是他們的主席之一。」
我說：「王先生是怎麼到美國的呢？」
他說：「應該是被中共給遣送的。」
我問：「這怎麼遣送啊？難道大陸的人會綁架他們到美國？」
他說：「就像像魏京生一樣，先把你關了，然後幾年徒刑。美國方面出來指責中國侵犯人權，最後你就可以保外就醫」。
他一說到王軍濤，我開心地笑起來。昨天我還和王軍濤說音樂的事情呢。我說：「濤哥，等民主革命成功了，我親自迎接你回國，彈古箏給你聽。」他說他要高歌《出塞曲》。我一聽急了，我說：「哎呀，《出塞曲》要用琵琶伴奏的，我不會啊。我另請個會琵琶的給你伴奏吧。」
王軍濤說：「不！我唱《出塞曲》，你彈箏！」
這個朋友提到的上述幾人的情況其實很不相同的。實際上，據我考察，國內民主人士出國成為流亡民主人士分為五種情況：
第一、有民主思想，卻不敢行動。出國後敢說敢干而成為民主人士。
第二、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動。但是尚未抓捕，即先出國。
第三、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動。被判入獄。後刑滿釋放，出國。
第四、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動。入獄期間，國際人權組織交涉，而出國就醫。
第五、有民主思想，出國學習工作，甚至取得綠卡，但又回國組織或參與民主運動而入獄，後再次出國的。
第一種情況例如費良勇先生，1954年生，1977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核反應堆工程專業。開始閱讀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自由民主的著作。1982年，費良勇畢業後被分配回到四川工作，進入中國核工業部成都西南反應堆工程研究設計院。 1987年國家教委和核工業部決定派遣一批專家出國深造。費良勇到德國慕尼黑學習。1989年，他在德國積極投入到了聲援「六四」的海外學運之中，參與了全德學聯的籌建。現任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第二種情況例如胡平先生，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後獲碩士學位。1978年擔任民主牆主要民刊《沃土》的副主編。1987年任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現為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雜誌的主編。又如，1989「六四」後流亡海外的烏爾開西先生和柴玲女士等也是同一情況。
第三種情況如王希哲先生，1948年生於四川。 1968年，因反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鎮壓群眾而入獄一年。後被流放到農村，遭受批鬥、監禁和折磨。 73年因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再次入獄。76年平反出獄。1981年，因組織民主運動再次入獄14年，1993年刑滿釋放。1996年經香港流亡美國。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任訪問學者。著名海外政論家。
第四種情況例如王軍濤先生，1958年生於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獲核物理專業學士。1989年因參與「民運」被捕，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尚未刑滿，1994年被監獄當局以「送美國檢查身體」為名，驅逐出境，至今沒有法律手續。成為中國監管史上第一例從監獄直接運送美國的民運人士。在美國及全球積極從事民運活動，得到海內外華人和國際友人的高度評價。王軍濤先生曾獲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
第五種情況例如楊建利先生，1963年生於山東，80年代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曾獲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數學博士，2001年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特別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積極投身海外民運。多年以來，他組織召開了由中國大陸學者與海外學者共同參加的有關中國憲政、政黨政治、鄉村選舉、族群關係、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課題廣泛的學術研討會，為促進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曾經兩次申請返回中國都遭到拒絕。2002年，中國東北發生大規模工潮，他為了瞭解當時中國的工人運動情況，用實際行動參與國內的民主運動，毅然返回中國，回國後被判入獄5年。2007年4月刑滿釋放。目前在美國生活，現任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
而我將是哪一種呢？
我想，我屬於那種要把牢底坐穿的那種男人！不為別的，就為這是我們中國的牢！
其實和我一個思維的人還有很多，但是有一個很突出，他叫劉曉波。劉曉波是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從1989年六四後開始斷斷續續的監牢生涯。先後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勞教，最後一次出獄是1999年10月。但他並沒有因為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離婚等打擊而放棄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奮筆疾書，抨擊專制制度
中國曾有個弱小女子寫了一首很男人的詩。我小時侯讀一直以為是男人寫的，長大以後雖然知道這首很男人的詩不是男人寫的，但是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是個弱女子寫的。
這個女人就是李清照。她寫到：「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從我選擇做「民族憤青」、「民主憤青」的那天起，我就沒準備活到自然死。
以前做教授的時候，在課堂上問學生，什麼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小女生們嗲氣地說「睡到自然醒是最幸福的。」
後來做維權，問我幫助維權的下崗女工，什麼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女工們堅強地說，「能隨便有個活幹是最幸福的」。
現在，經常有人來問我，郭教授，什麼是您最幸福的事情呢？我淡淡一笑，「為大家爭取幸福自由的生活而被殺，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時常告誡中國新民黨的朋友們，入獄、被殺是我們民主人士的必修課。所有中國新民黨黨員，都必須牢記「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這十個字。
今天下午，湖南的一位軍轉幹部攜他的女兒來南京找到我，說他代表了湖南的幾萬名企業軍轉幹部「斷友」（被一次性賣斷工齡的人）來看我。和他們吃飯的時候，我說到了上面的話。他說：「我想好了，郭教授坐牢我陪坐，郭教授被殺我陪砍。」
分手時，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入獄，也許以後見不到了。他叫他的17歲的女兒向我磕頭，並說這是湖南的風俗。我作揖回禮。
我問是什麼風俗，他說，這是他們家鄉古代的時候對那些幫助窮苦人與敵人鬥爭而即將走上刑場的人，在不知道是否還能見到的情況下，都要磕頭的。
我說，很好！讓中國的下一代記得我們的奮鬥，這就是中國的希望，中國的未來！(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