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史：春秋戰國（二）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城鎮建設的思想

輔佐春秋第一位霸主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對強國富民和城鎮的選址建設作了許多闡述。

《管子》開宗明義指出「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良好的自然環境或堅固的城池並不是真正保障國家的利器，全國上下是否能遵循道德而行，才是個人乃至整體存亡的關鍵所在。

但畢竟社會已經敗壞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稱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左傳•襄公九年》）的程度了，在推行道德的同時，也要加強防衛措施來避免外患，興建城池是最直接的方式。而選擇具有自然屏障、重要資源或特殊意義的地點，則可以降低建立城池的時間與成本。

擇中思想立宮建城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呂氏春秋•審分覽》）中國自古以來的「擇中」思想，依然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所承傳。所以荀子認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荀子•大略》）。而隨著商業的發達，通過經商快速累積財富，造就富可敵國的商人階級，也使擇中思想不只適用於政治性城池的選址，更延伸至商業性城鎮的選址上。

范螽助勾踐復國功成後，辭仕經商，埋名隱姓到陶（今山東定陶附近）這個地方，「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螽是修煉人，容易瞭解世務的本質，他在陶地親自耕作，經商公正，雖累積巨富仍然以賢德聞名於世，人尊為陶朱公，後世遂以之為富人的同義詞。

霸主選都 管子打破方形定規開變局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追求的是霸業。管仲認為要成霸王，領土要選擇在「不傾之地」，就是土地肥沃，左右有山林屏障、附近有大川水澤經過之地，才能「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國家的組織結構亦如中國傳統的空間觀一樣，由小粒子組成大粒子，一百戶人家組成一個里、十個里組成一術（音通「遂」）、十術組成一州、十州成一都、有十都就成為霸國。

上好的土地以每邊80里大小的面積為一單位，在其上可以建立萬戶人家以上的國都一座、千戶以上的都市四座；如果土地屬於中等，則每邊邊長要延伸成100里；若土地屬於下等，則需要每邊120里大小的面積，才能設置一座萬戶國都和四座千戶城市。

天下之中畢竟非人人有份，所以各國諸侯的國都選址，就得在其領土之內尋找合適條件的地點。根據管仲的想法，「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管子•承馬》）。

一國之都最好建造在大山的山腳下或大河邊的高地上，不要太高取水才便利、不要太低以避免水患，還可以依靠自然地勢作為防禦設施。這樣的地方未必能有方正平整的理想建地面積，所以管仲認為城的形狀也不必拘泥於先王之制的正方形、其中的道路也不必一定開闢成直線形，而是可以依據自然地形作有機的伸展。這個觀念打破了以四方形為城池定規的傳統，開創了中國城市形態的多樣化。

城的大小除了要與居民人口相稱外，還要考慮城外腹地的比例，因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定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管子•權修》）。如果城市大而城外的腹地小，產出的糧食就無法養活適量的城市人口；而城市居民少的話，就無法培養足夠的兵力來守衛城市的安全。

城鎮採封閉式建築，亦即用層層的牆將各個區塊包圍起來，設門戶作為出入口，並配合賞罰分明的嚴刑峻法，使百姓遠離淫亂是非之地，避免犯罪的可能。城內實行功能分區與職業分區，「凡仕者近宮，不仕者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管子•大匡》），使同類職業聚合一起，除了利於彼此切磋以增技藝外，也利於經濟發展。

（待續）@

（轉自《正見網》）

責任編輯：古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