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中）
感謝胡耀邦爭回歷史的公正
四
在這政治暖流勁湧的大背景下，新華社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也驟然加快。早在煙台會議前後，我就給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同志寫過一封信，要求對 我落實黨的政策。杜導正同志立即批示國內部複查辦公室對我的問題進行複查，並給我回了信。複查辦公室負責人徐文同志迅速與我見了面，在慰勉之餘囑我耐心等 待。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全國鋪開後，新華社的落實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開了手腳。1978年9月17日中央發佈了民族飯店會議的「55號」文件，當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過了國慶節就先回國內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闊別了14年又5個月之後，我再次跨進了新華社大門。
這時候，改正結論尚未作出，黨籍尚未恢復，國內部負責人就放手讓我重操舊業，以黨員的名義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訪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並中 組部干審局，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廣泛蒐集材料，準備寫文章。同時把我身在其內的所謂「反黨右派小集團」四個成員以及原國內部副主任莊重同志的檔案材 料，分別交給政治組、文教組、《內參》組、資料組和解放軍分社的黨支部研究整理，寫出複查改正的意見。我的複查改正意見，由《內參》組黨支部負責撰寫。
1978年12月上旬，國內部這些編輯組對我們這幾個人的檔案材料複查完畢，並寫出了複查改正意見。按照當時的規定，編輯部門的這些意見和改 正結論，必須經過新華社政治部複查辦公室討論通過，才能報請社黨組《當時還叫「新華社黨的核心小組」》批准。可是對於我的問題，在政治部那兒又卡了殼。他 們還是那句老話：「戴煌是反對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國就沒有一個右派了！」
徐文和國內部的有關同志果敢而靈活。他們越過了新華社政治部這道「文昭關」，把國內部作出的改正結論直接送給社黨組。新華社黨組書記曾濤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長達21年的苦難才畫上了句號。
12月15日，我重新踏進新華社大門兩個月零十二天，我們黨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正式揭幕，新華社國內部就為所謂的「反黨 右派小集團」全體成員和莊重同志，召開了隆重的平反大會，全新華社各部門都派了代表與會。在這個大會上，每讀完一個同志的複查材料和改正結論，全場都報以 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這與1957年所謂「揭發批判」我們的大會的氣氛，形成了極其明顯的反差。所以我要說：
感謝胡耀邦爭回了歷史的公正！
五
關於我的複查意見，是由《內參》組副組長尤璐同志在大會上宣讀的，全文如下：
關於戴煌同志被劃為右派份子問題的審改意見
（一）
（這一節關於我個人簡歷，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華社整風領導小組對戴煌作了如下幾條政治結論：（前文已有，此處故略）
（三）
我們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號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對戴煌同志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問題進行了復查。我們認為，戴煌同志是屬於錯劃問題，應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華社整風領導小組把戴煌同志主動檢查交代出來的東西和討論新聞業務所寫的文章作為寫政治結論的主要依據是不恰當的。
當時新華社整風領導小組對戴煌所作政治結論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動交出來的準備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後來稱為反黨萬言書）、戴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寫的《自我檢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聞業務（活頁版）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還有鳴放中的一些問題和反黨小集團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又可歸結為一個問題，即「反黨萬言書」問題。政治結論中的第六條說：戴煌依據上述觀點按：指前五條政治結論，其要點是：仇視和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民主，要求資產階級民主；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反對黨的新聞政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曾於一九五六年冬寫了一份「萬言書」（未成稿），妄圖「開導」中央和毛主席。大鳴大放期間，他又在新聞業務（活頁版）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瓜不熟不甜》的反動文章，並在鳴放座談會上公開以「神化和特權」的反動觀盧、，向黨展開了惡毒的進攻。
據瞭解，戴煌之所以要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憂心忡忡，想給毛主席、黨中央寫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鄉中見到的一些問題，希望中央採取措施，及早解決，以免在我國引起類似匈牙利事件。他從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開始寫信，信還未寫完，一九五七年初，黨內傳達了中央關於全黨即將整風的決定，他覺得這說明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下面的情況是瞭解的，而且要通過整風解決問題，這封信沒有再寫下去的必要，就此擱筆。整風開始後，戴煌響應黨的號召，為了幫助黨整風，在兩次鳴放座談會上，把他在城鄉看到的一些問題講了一下，實際上是重復了他準備給黨中央、毛主席寫的信上的一些問題。一九五七年六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反擊右派。當時人們認為戴煌在鳴放座談會上的發言是向黨進攻，開始對戴煌進行揭發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戴煌為了讓組織上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狀況，主動地將他未完成的「萬言書」交出來。
戴煌寫信的動機是什麼？戴在信的開頭說：「最近，東歐兄弟國家發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願望（即寫信），否則我覺得自己於人民有愧和有罪。」在這封信的另一處，戴煌在列舉了他的家鄉溝墩的區委對於一系列由於農民對現實不滿陷於悲觀失望而造成的自殺事件採取官僚主義態度的事實之後，說：「種種事實提醒我，壞幹部之普遍及其罪行嚴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層機關的官僚主義習氣，使得這種直接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烏煙瘴氣未能得到及時清除，並讓其無止境地擴展下去。因此，我覺得有必要進行進一步調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寫一報告。」由此可見，他寫信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解決問題，把黨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對黨發起攻擊。因此，從中摘引一些話作為右派言論，是不合適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據組織上和群眾的要求，寫了一份「自
我檢查」，其中有些問題不是實事求是的，政治結論中引用這個材料也是不對的。他在新聞業務（活頁版）上發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新聞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談不上是反動文章。總之，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黨員，向黨中央、毛主席寫信，對黨的工作提出意見，或者是主動檢查思想，因而說了心裏話，是黨內民主生活允許的，是完全符合黨章規定的，據此定罪，作為劃右派的依據是錯誤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結論對戴煌同志的言行沒有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分析，而是採用了斷章取義的辦法，把他在不同時間、地點、場合，以不同形式表達的意見，也不顧他所講意見的整個精神，摘其尖銳的，加以拼湊，無限上綱，是不對的。
（一）關於「仇視和反對黨的領導」問題。
（1）關於對待毛主席的問題。
戴煌確實講了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一些意見。如在「萬言書」中有：
「在我們國家裏，做了一件什麼好事，或完成了什麼工程，都要向人民說這是『黨的英明』，『毛主席的領導』，甚至連炊事員做好了飯，他亦會說是由於『毛主席的領導』。當然，這也許是應當的，是真理。可是，對於存在於我國各城市、各鄉村、各機關、各部門的甚至帶有全國性的缺點和錯誤，就沒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來檢討了。至少是我從沒有聽說過，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和黨內文件上也沒有看到過。即使有個什麼檢討，那也是下面的哪個不對，似乎中央是絕對正確的，它對若幹事件和錯誤不負有責任。這怎麼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說，中央負責同志不是神，他們只是根據馬列主義結合中國的實際，在不斷修正（錯誤）中領導大家前進的，因而缺點和錯誤是難免的；那麼做下級的又何嚐不是如此呢？……因此，在我們還沒有做到像神通廣大的上帝那樣時，就不要自負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實實，既不要埋沒自己的豐功偉績，但也要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這樣，才能使人民覺得，我們是誠實的，任何時候都對他們說真心話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檢查」中，戴煌也作了類似的「交代」。 他講這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話當作「金科玉律」，不同意「把主席神化」，他認為「對主席的頌揚太過」。他反對把毛主席宣傳為「無所不知，無所不精，不會有缺點，不會有錯誤」的領袖。他認為這樣宣傳。稱頌和教導是「唯心的、反科學的」。
從戴煌整個講話的精神來看，他並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主席和黨的領導。他的本意是要從蘇聯的這面鏡子中吸取教訓。他對主席的一些意見是在肯定「我們的黨是正確的；我們的事業是偉大的，這是永恆不變的真理」的前提下講的。他是擁護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學地評價和宣傳毛主席。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顧這幾年所走過的道路》一文中寫道：「說毛主席是萬能的，對任何錯誤都沒有責任，我堅決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豐功偉績，我又堅決反對」。他搞引了恩格斯《論權威》中的一段話：「對革命領袖的信任、誠服、崇敬和愛戴，不僅為革命利益所必需，同時也是出於革命群眾的真摯——因為他們為人類的美好事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戴煌同志引證這段話，用以說明我們中國稱頌毛主席「是革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於革命群眾的真摯」，這表達了他對毛主席崇敬的感情。他只是認為我們「做得太過分、太絕對化」。他還說：「我反對這種主觀專斷的說法：黨就是領袖，領袖就是黨。」他認為，「在黨的高層中，即便久經考驗的領袖，在某一時某一地，也有想錯。做錯的可能。因此，反對某領導人或不同意某一個領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黨』、『反領導』、『無組織無紀律』的帽子，顯然是荒謬的。」這說明戴煌所反對的僅僅是不能科學地評價和宣傳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領導。這進一步說明了他對毛主席的真實態度。
（2）所謂「成立第三黨或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來的妻子曉旅揭發戴煌「要成立第三黨」的問題。最近，我們曾就此問題向曉旅作了調查。她寫的證明材料有士。下的話：「1957年整風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後對他家鄉有些人事不滿。當時反擊右派將要開始，一天早飯後，他匆匆回到宿舍禮智樓二樓發牢騷，說出想要組織第三黨。……關於他說第三黨的話，確實講了，是牢騷性的，並不是與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這個黨。」此外，並無其他人聽到戴煌說過這類問題。戴煌在一份材料講此問題時寫道，看到家鄉幹部違法亂紀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非常氣忿，在火頭上講了一句：「萬不得已，我們的黨就應該號召有良心的黨團員起來組織革命委員會。」戴煌同志在問題得不到解決時，一怒之下講了這句氣話，並無實際行動，不能以此得出結論，說他要組織「第三黨或共產黨革命委員會」和黨抗衡，以此定罪。
（3）關於戴煌「認為自黨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級領導『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特權階級』」的問題。
對此，戴煌在申訴中提出，「我從未像結論（第一條）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在打算給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廢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寫特權階級的胚胎已經形成」，我們對此問題進行了複查，實際情況是，戴煌在「萬言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在這封信中，我著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沒有官僚統治階級』這個問題。過去的若干現象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農村，對這個問題逐漸明確了：特權階級是存在的，即使它沒有構成全國統一的階級，但是作為這個階級的胚胎，正在全國各地形成和發展中。」我們認為戴煌的申訴基本上符合事實。戴煌並沒有像結論中所寫的那樣，「『自黨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級領導…… 已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特權階級」。戴的「萬言書」中只是說，特權階級是存在的，主要是指作為「全國統一的特權階級的胚胎正在形成和發展中」，但還沒有構成全國統一的特權階級。戴煌下這個結論的根據，主要是「萬言書」中列舉的一些幹部特殊化、違法亂紀的現象。特權階級的胚胎的具體含義是什麼？在全體幹部中佔多大比重？據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
我檢查》交代，有這種問題的「農村中的壞幹部的數目大約占總數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約有三十萬到六十萬之多，他們除殺人放火以外，幾乎無惡不作」。具體地說，戴煌所說的「官僚統治階級」和「特權階級」或「特權階級的胚胎」，就是指大約佔全體幹部十分之一二的有嚴重特殊化和違法亂紀行為的一批壞幹部。至於第一條結論中所舉「逢迎、拍馬、唯命是聽的幽靈隱藏在各個角落」、「以致全國每個角落，哪裏沒有黑暗的深淵」的問題，和戴所說的「特權階級」是一樣的意思，就是說各地區、各部門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類似表現，並非說全國全黨都如此。顯然戴煌所反對和仇視的是他所認為的一小部份有嚴重特殊化和違法亂紀的壞幹部，而絕不是黨、毛主席和各級領導。固然，他把一些幹部生活特殊化、違法亂紀現象概括為「官僚統治階級」、「特權階級」、「今天國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權」，是有問題的，但這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應該批評教育，不應作為劃右派份子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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