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49)

‧25(上)　 死裡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們身背旅行袋和網兜，離開了一分場，行李由分場遣派拖拉機和牛拉爬犁運送，向虎林至密山間的輝崔火車站走去。

　　

舉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來往行人和車輛壓得很瓷實，我們走在上面只聽腳下吱吱作響。

　　

此刻，我懷著兇多吉少、疑慮重重的心情。因為考察團已當眾宣佈，我屬於回原機關加重處罰之列。

　　

據人們傳說，這「加重處罰」又分三類：一、在原機關或機關農場監督勞動；二、到內務部門和公安部門在北京郊區合辦的「勞動教養」農場限期改造，逾期者將被嚴懲；三、由原機關會同公安部門立即逮捕法辦。

　　

我估計，自己肯定屬於最後一種，因為劉恩們已當著我的面揚言多次了。我沒有別的路可走，只能準備引頸就戮。

　　　　　　　　　　　　　　　　　 二

經過一整天的跋涉，我們來到了輝崔火車站。這裡也是大雪遍地。何時有車去密山，誰也說不清。我們只好擠在狹小的候車室裡翹首以待。

　　

這時，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幾度。幸好室內有一個燒煤炭的大汽油桶爐子，但沒有賣吃的。

　　

前面說過，我的乾糧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買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買十幾斤大米的代價——兩塊五角錢，買來一個二兩重的窩窩頭，又花兩塊五 角錢換來兩根大蔥，另從一位自稱要去南方探親的轉業軍官的小掛包裡，買來一塊不足半斤重的豆餅，給了他五塊錢，因為他說他的路費被人偷去了。這樣，我才度 過了飢腸難忍的一個黑夜。

　　

第二天，太陽剛剛冒出東方的地平線，我的肚子裡又絞腸般地叫喚起來，我只得坐在一個角落裡迷迷糊糊地忍受著。

　　

幸好，在車站上管點事的一位轉業軍官，邀請北影演員管仲強去他的家裏吃午飯。在吃飯時，管仲強對這位同志說：「新華社記者戴煌還在候車室裡餓著肚子哩！」這位同志連忙包好許多炸黃豆，請管仲強飯後帶給我，我才渡過了這白天的難關。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車靠站了。我們立即與這位同志道別，謝了又謝，才扒上了列車。

　　

這是一列貨車。空蕩蕩的帶篷車廂裡沒有暖氣，也沒有座位，大家都擠坐在鐵皮地板上。列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兩個多小時，幾近天黑才到達密山。

　　

一下了火車，我就去當地郵電局，給新華社行政副社長鄧崗發了封電報，說明我將順便拐到大連去，看看我原來的岳母和已經送人的小女兒戴貝貝。

　　

因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頸就戮，而應該提前處理「善後」，必須先拐到大連。同時，我還要沿途觀光幾個大城市，怕日後再也看不到祖國的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書箱由密山直接託運到北京。

　　　　　　　　　　　　　　　　　 三

從密山車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車車廂，一位消息靈通的難友說，他剛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離開北大荒的一批難友中，有一位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幹部張宣，在車到瀋陽至山海關途中的大虎山時，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腦門磕打在座位間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這立刻驚動了整個列車。有些上車的乘客趕忙又下了車，說是這個車上有死人。有的還說：「從沒聽說過坐火車坐死人的，真晦氣！」只有北大荒的難友們知道，這是「死亡場」悲劇的繼續。

　　

列車長要張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遺體抬下車廂，請大虎山車站處理。經電影洗印廠的莽□、電影科研所的李興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車長才准許把遺體帶進山海關。但到了天津，列車長說什麼也不容許把張宣的遺體帶進北京。他說：

　　

「鐵道部有明文規定，不能把死人帶進首都！」

　　

莽□、李興文等人沒法，只得把張宣的遺體抬出車廂，交給了天津站。等他們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銀行總行，張宣的妻子和女兒哭哭啼啼地去天津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夠回來和全家人團聚，沒料到回來的竟是個骨灰盒……」張宣的妻子嗚嗚咽咽地哭著對鄰居們說。

這位消息靈通的難友還說，就是帶著張宣遺體的這趟列車行至錦西車站時，一位老大爺和一位老大娘從月台上進入了北大荒難友們乘坐的這個車廂，他 們都很黃瘦，面帶悲慼，雙眼紅腫，好像剛剛撕心裂肺地哀泣過。一些難友連忙起立讓座，並把他們手中的小包包擠擱在行李架上。在他們謙讓再三地坐定之後，難 友們詢問他們到哪兒去，老大爺說到山海關就到家了。問他們為何到錦西來，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來。老大爺竭力克制著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緩慢地道 出了個中原委——

　　

原來他們的一個兒子是小學教員，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強制到錦西煤礦勞改隊勞改。經過「大躍進」後的飢餓歲月，錦西礦1200多 名犯人已餓死了1000人，他們的兒子是第1001個被餓死的。老倆口此番是來領兒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剛剛擱到行李架上的一個小包包裡。還沒有餓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

　　

原來神州遍地皆餓荒啊！

　　

聽了張宣之死和這位老大爺敘說的悲哀事，車廂內幾乎所有的難友都傷痛得默然無語。特別是身帶浮腫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張宣第二或錦西礦的第1002，被裝進骨灰盒帶回北京……

　　

火車啟動了。在大家的靜默中，還是那位消息靈通的難友先開了腔。他說我們之所以這樣快就離開了北大荒，有著這樣一個嚴肅的背景。據他說，這個背景是——

　　

1960年深秋，牡丹江農墾局局長王景坤——一位獨臂將軍——去北京參加全國農墾工作會議。一天，周恩來總理到會講話，講話後順便問起北大荒 各農場的情況，並問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還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總理掰著指頭一算，摘帽人數加所剩人數與原來 去的總數對不上，發現少了許多人，遂問王景坤：

　　

「這少了的人到哪裏去了？」

　　

「死了！」

　　

「怎麼死的？」

　　

「……」王景坤一時答不上來。

　　

周總理生氣了。周總理說：「你們不要以為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點事，是所謂『右派』，就可以不把他們當人看待了！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國家 的有用之才，國家將來還是要用他們的，你們怎麼能夠這樣對待他們？你們應該趕快說明他們各個人的死因，不然這個責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這才緊張得出了一身汗。當晚一散會，他連晚飯都沒顧上吃，就打長途電話到牡丹江農墾局，叫轉告各農場火速報來「右派」死亡的人數及其死因，並嚴肅地說：「這是周總理要的。」

　　

這一來，各大農場的醫院院長和公安局長、各分場的衛生所長和派出所長，以及各個生產隊的隊長和指導員們，也全都緊張了起來。但最後上報的死因，一般都是「營養不良」、「浮腫」、「腸梗阻」，等等，避而不說在嚴重飢餓狀態下的繁重勞動與工傷。

　　

「不過，」這位消息靈通的難友說，「儘管上報的死因隱瞞了真相，但死亡人數畢竟是很驚人的，這促使上面下決心趕快讓我們離開北大荒。」

　　

「原來如此！」不少難友這樣說。

　　

但我認為，這只能是我們迅速離開北大荒的一個因素而已。

　　

正因為有了周恩來總理如此的關心與干預，留在北大荒軍隊系統的「右派」才大體上逃脫了死神之網，其中包括給《文匯報》寫信被密定為「中右」、搶修雲山水庫時又被升格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與我分手後，與幾十名軍隊「右派」合編為一個排。這時候，他們幾乎全都浮腫得難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鋪上奄奄待斃。一天早 上，他們發現一位原是部隊中尉軍銜的教員不再起身份食上午飯，大伙連忙湊到他的身邊，才發現他口鼻已沒有一絲氣息，全身都已發涼，大概在夜間就離開人世 了。這個生產隊以及農場的頭兒們怕再遭到上層領導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帶篷的大卡車，把這一排人送往農場醫院去住院檢查。醫生們的結論都是「沒有器質性的病 變，是嚴重的營養匿乏造成的浮腫』等等，建議給他們每人增加15斤糧食，補加1斤大黃豆。這一來，他們的口糧比原來的18斤定量幾乎增加了一倍。他們同時 又求人在醫院附近買了些小泥鰍，以增添些動物蛋白的補養，終於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車快要到達牡丹江了。這時我已竭其所有，在鶉衣百結的破破爛爛的棉軍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沒有打過補釘的粗藍布褂襖，外加那件已經污跡斑斑 的破軍大衣，頭上戴著那頂已經補了一層又一層的面目皆非的爛棉軍帽，胸前背後掛著小網兜與破旅行袋。這形象，與當時到處可見的「盲流」、叫化子毫無二致， 成了路人與公安人員蔑視與懷疑的對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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