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下） 新相知
一
我們的來到，引來一批批同難相憐的夥伴。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和他的妻子張曉非，《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 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郭允泰、管仲強，國家海關總署副署長丁貴堂之子——1955年才從美國歸來在對外文委任職 的丁耀瓚碩士，等等。
他們是3月25日早晨離開北京的。當時天空灰濛濛的，空中有一群白鴿在自由飛翔，不時發出鴿哨的鳴叫聲。他們在前門火車站廣場等候剪票，大 多沉默得沒有笑容，彷彿每人身上都背著一塊大石頭。剪票進入站台時，沒有親人為他們送行，因為他們的單位規定不准親人送行。他們穿過光線很暗的站台過道， 默默地進入車廂。有一位二十剛過的男青年，還止不住地流眼淚。
在這批不幸的人當中，我惟一很熟識的是《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她是與我關係密切、一同在外交學院學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華社記者 姚昌塗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為整風鳴放階段遵照報社領導的指示，如實報導了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意見。一聲「反右」令下，這些鳴放者 紛紛中箭落馬，她也成了「幫助這些右派份子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兇」。
由於夫妻二人雙雙落難，徐穎在憂痛中早產了懷胎僅八個月的女孩。這孩子極為纖弱，呼吸艱難，不得不被送進一隻特製的氧氣瓶護養，遂被叫做 「小瓶」，後又正式起名為「小萍」。小萍剛從瓶子裡出來呼吸人世間的正常空氣，這位年輕的母親就隨著大隊「右派」，離開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 的老母親，到這「五間房」來了。
二
很快，我們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與徐穎合編在一個勞動小組的，組長是喝過延河水的「二號大姐」張曉非，其他組員是：老《大公報》的地下黨 員、解放後是《財貿戰線》報記者的高汾，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了金葵，北京電影製片廠電影劇本編輯部編輯陳瑞琴，文化部電影藝術局製片處幹部、「吳祖光小家 族」最小的成員陳敏凡，新聞電影製片廠職員孫自若、文樸新，原《大公報》會計徐文蘭，國家計委幹部林清文，第一機械工業部幹部呂瑩、打字員戴菊英，文化部 電影藝術局幹部韓淵，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時才17歲，還不夠公民資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話——「美國鞋油真好使。」人們說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頂了幾句，就被說成「態度不好，思想頑固」，跟著就給她扣了頂「右派」帽子。
韓淵，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趙超群——對外文委的俄文翻譯是「右派」。韓淵學著俄國「十二月黨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願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亞那樣，與趙超群一道來到了北大荒。這說來頗具傳奇色彩。
具有傳奇色彩的男夥伴那就更多了。像謝和賡，《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一位走路者要拄著枴杖的40來歲的高個子。他1933年2月 21歲在北平讀大學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被黨的北方局選派去張家口，協助馮玉祥將軍籌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了吉鴻昌軍長的秘書，兼任一個師教導隊的社 會學和政治經濟學教員。察哈爾抗戰失利，黨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廣西，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領導機關，頗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賞識，先後擔任了白崇禧的 上校秘書，兼任國民黨大本營國防會議秘書、軍政委員會秘書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秘書，後又兼任桂林行營秘書、全國回教救國會理事長秘書、軍訓部西北 戰事巡迴教育班主任秘書，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為我們黨中央獲取了國民黨高層的大量重要情報，功勳卓 著。
其間，他與30年代領銜主演歷史名劇《賽金花》而轟動了上海灘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劇明星王瑩相愛。王瑩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國民黨海外部派遣 玉瑩以其視察員身份去美國留學時，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謝和賡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上校秘書、國民黨政府駐芝加哥領事館學習員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們將由重慶飛印度新德里轉赴美國時，在重慶的周恩來秘密囑咐他倆以黨的利益為重，暫不要結婚，集中精力學習和廣泛聯繫中 外抗日友好人士。他們到美國後，格遵周恩來的臨別囑咐，全力投入學習和工作，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2月，才在美國結婚。
1954年，他們要求回國。美國移民局不讓他們回到新中國，將他們囚禁於著名的哀高思島。周恩來聞訊，通過印度駐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國 移民局「驅逐出境」，於當年聖誕節回到深圳，廖承志派專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謝和賡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編輯室 任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
1957年整風鳴放，生性剛正的謝和賡不聽王瑩的勸阻，貼了一張反對官僚主義的大字報，並要求保護古蹟牌樓，將沒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 家、大買辦階級的宅第花園向人民開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館；就是中南海，也要對人民開放。因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時代，北海就開放了； 1929年，中南海也開放了。現在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應該對人民開放，中共領導佔據著這處古蹟是不對的。
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鳴放中的一發重炮彈，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熱誠的謝和賡怎麼也想不通。他把個人的榮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還是在美 國，他和王瑩就一直把「學問真理於我是生命，榮華富貴於我若浮雲」當做座右銘，並在牢記孟夫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還追加 了「真理不能離，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會議上慷慨陳詞地為自己進行辯護，並高唱《國際歌》。
人民出版社的領導知道他與周恩來、董必武等高層領導人的關係非同尋常，就把他的辯護詞特別錄了音送進中南海。周總理聽了錄音說，叫他認個錯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對抗。據傳，是毛主席說他也該算做右派，應當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這樣，這位當年代號「八一」的為黨建立過殊勳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來了。
還有，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當年曾隨對日作戰的美軍在琉球群島作戰地採訪，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後，在美國「密蘇里」號主力艦上，他採訪過日前向麥克阿瑟及同盟國代表們的投降儀式，並寫了著名通訊《落日》。
大陸解放前夕，他的兩位兄長均在台灣政界或經濟界身居要職，他卻沒到台灣去，而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1957年整風鳴放，他只不過批評我們的新聞報導有時不夠實事求是，論據是，曾在1948年一度擔任過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 灝，於1951年3月從法國回到了新中國。朱啟平本人為《中國建設》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說他嚮往新中國，寧可放棄美國、法國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 在發稿時，卻非要把這改為翁文灝是在國外「走投無路」才歸國的，是共產黨寬宏大量地收納了他。朱啟平說，這麼一改，就完全背離了事實，同時也是對這位愛國 老科學家人格的侮辱。
就這麼一條批評意見，有人便說他是「攻擊黨的領導和攻擊黨的新聞政策」，把他劃成了「右派」！
具有傳奇色彩的夥伴還很多。
有些人的身世雖無傳奇色彩，但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卻令人感到蹊蹺難言，比如《光明日報》的對唐宋古文詩詞頗有研究的記者錢統綱。
大鳴大放時，報社領導派他去中南地區「推動鳴放」，方法是召開知識界上層人士座談會進行報導。他去了武漢又去了廣州，從廣州北返時在武漢大學 又作了短暫停留，想再看看那裏的鳴放動態。新華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報》的兩位記者聞訊，雙雙登門邀請他參加武漢大學學生會的鳴放座談會。錢統綱說，他的 報導任務是知識界上層人士的鳴放而不在學生，就不必去參加學生們的這個座談會了。可是這兩位記者死拉硬拽，說是「即便不報導，看看又何妨」。他礙於情面， 也只好跟著去了。不想去後，學生們一定要他講講話，並要求《光明日報》一定要刊登他們鳴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華社與《湖北日報》的記者開口。錢統綱是個已 過而立之年的超齡共青團員，平素比較謹言慎行。但儘管他再三推辭，也經不起學生們的齊聲要求，只好簡簡單單地敷衍了幾句。他說《光明日報》雖然派他到外地 報導鳴放，但報導對像主要是知識界的上層人士。對於同學們要求鳴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為鳴放是中央提出來的。然而同學們的鳴放，不在他的報導範圍之 內，即便報導了，《光明日報》是否刊登，還得由報社領導決定。
說完，他就離開了會場。學生們是否鳴放，或鳴放些啥，他都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不久，「反右派」風起，以「黨天下」論而著稱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定為「大右派」後，《光明日報》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齊全的一大幫「右 派」，錢統綱也成了當中的一員。人們給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與支持右派份子向黨進攻。」然而事實上，武漢大學的男女學生們那一天並沒有鳴放，僅僅是要 求鳴放而已，壓根兒談不上「進攻」，咋能定他們為「右派份子」呢？鳴放不正是上面的號召嗎？
儘管如此，生性膽小的錢統綱也只能逆來順受地忍著、聽著、記著，不作任何分辯，最後又在《關於右派份子錢統綱的政治結論》上簽了字，接受了「開除團籍，撤銷記者職務，降五級工資」的處分，打起行李，穿著臨時去前門大街故衣店購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來了。
類似經歷的人不勝枚舉。
我們幾個人，紛紛把各自從北京帶來的白糖、香油、醬菜，還有路過哈爾濱買到的臉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麵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獻出來，請這些已吃了十多 天窩頭鹹菜燉蘿蔔片的難友們「打牙祭」。朱啟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於色地說：「啊，好香(嘔欠)！」他又往麵包片上灑了些白糖，咬了 一小口：「呵，真甜啊！」
三
不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被「監督勞動」的「右派」也跟腳來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戰友。他叫戚玲，矮矮的 身材，敦實的體魄，寬形瓜子臉上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特技攝影師，已拍過軍教片《模範飛行教員邵長源》和故事片《長空比翼》、《黎明前 的黑暗》、《激戰前夜》等。
他是蘇北寶應縣蘆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時目睹國土淪喪，憂國憂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於1940年18歲時在蘆村中學就秘密參加了中國共產 黨的地下組織，並經地下組織介紹，到運河西邊的淮南軍政大學學習軍事政治，後轉戰於淮北洪澤湖畔，出沒於湖蕩蘆葦叢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寶 （應）縣公安局警衛連支部書記，活捉了一個日本兵。1946年秋，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淮北解放區，他當時任長淮文工隊隊長，在泅城血戰中率領文工隊男女隊 員在前線冒死搶救傷員。1949年渡江前後，他和我同在新華社三十四軍支社和華東空軍支社當記者，並協助所在部隊創辦《建軍報》和《空軍戰士》報。在辦報 中，他寫了近600行的長詩《傅來友訴苦》，頗受讀者讚揚。
1950年，我被調往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不久又調北京新華總社，他留在空軍並學會了空中攝影，抗美援朝回國後進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當攝影師。1957年，因對「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提出了一些疑問而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與妻兒依依惜別。
一同來自八一廠的另一個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鄭州人。1948年9月鄭州解放時，他在鄭州聖達中學擔任體育、美術、音樂教師，當即與同校的 小學部體育老師金光華報名參軍，被分配到中原軍區和第二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1949年隨軍南下，參加了渡江戰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轉戰大西南的諸多戰 役。1950年10月被派往東北長春電影製片廠學習電影製片技術——攝影、錄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調北京八一廠，被廠長陳播、副廠長司徒慧敏 任命為洗印技師。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購置洗印器材、培訓技術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項任務，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為技術鑑定技師， 負責全廠製片技術質量審定。
1957年大鳴大放，洗印車間一個名叫魏國治的工人，因八一廠人事部門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調進八一廠而有所不滿。他對金星說：「金技師，您能 為我鳴鳴不平嗎？咱們廠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讓我愛人進廠參加工作，咱廠人事科就是不答應。論條件，我愛人家庭出身是貧農，初中畢業，共產黨員，在生產大 隊裡還擔任著婦女主任，工作怎麼就不行？為什麼那些職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裏用的保姆們的兄弟姊妹介紹到廠裡，他們一說就行，我們當工人的介紹自己的愛人反 而就不行？」
為此，樂於主持正義的金星就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叫做《朝裡有人好做官》。等「反擊右派」時，有人說這是「攻擊黨的人事制度」，經過七十八斗，他就被鬥成了「右派」。
來自八一廠的第三位名叫陳爾真，祖籍廣東，生於南洋，在美國留學時專攻電化教育專業。1952年歸國後，在八一廠任美工師。他的英語特流利。 八一廠內部觀賞美國、英國的原版「參考片」，幾乎都請他在一旁對著麥克風邊看邊口譯。所有觀賞的人都稱讚他譯得好。整風鳴放時，他沒講過一句話，也沒貼過 一張大字報。但是「反右」一來，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實事求是地照譯不誤，說成是「狂熱地宣揚了資產階級思想和美化了資本主義社會」，「販賣資本主義貨 色」，給他扣了一頂「右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稱讚他譯得好的人，卻沒有一個敢於出來為他伸張正義、辯白冤情。而書生氣十足的他本人，還是一句話也不 說。叫他來北大荒，他就穿著一件緊身的老羊皮大衣跟著大群「老右」到北國荒原來了。
跟著這趟車來的還有一位小個兒軍醫，名叫李定國。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參軍熱潮中參加軍干校時他還是個高中學生。他被分配到第六軍醫大學 （後改稱江西醫學院）軍醫班學習，畢業後被分到武漢中南軍區軍工醫院做住院軍醫。1956年底，調到總後勤部軍醫生產部衛生處任助理員。這時，總後五六十 位助理員，全部擠住在禮堂對面的俱樂部二樓，一張床挨著一張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擾，不勝其煩。1957年整風鳴放，有人認為李定國出身於書香門第，文筆也 不錯，就推他寫一張大字報，對住房擁擠不堪提點意見。
當時，北京的一些電影院正放日本影片《箱根風雲錄》，李定國的大字報就取名為《「百家樓」風雲錄》，署名為「久居難」。為了寫得風趣幽默，他一上來還來了個「詩曰」：
長者已住洋房去，吾僑聚居百家樓；
長者一去不復返，豈知吾輩怨和愁！
大字報的正文是：
話說丁酉年間，在新北京某一大院內，有一「百家樓」。此樓位於大院中央，於合作社之左，於門診部之右，其前有燈光球場，其後有大院禮堂。諸建築物相互襯托，顯得巍峨而壯觀。
且說此樓上下，行業繁多，人員複雜！有行政辦公者，有編輯報章者，有理髮修面者，有沐浴沖洗者，加之樓上左中兩廳聚居60餘人。綜攬其所有，共百餘人，故此得名「百家樓」。
筆者不言各行各業之昌衰，單表樓上聚居之「盛況」，不乏嘈雜擁擠，不得安寧；一人小恙，百家傳染，哀不勝哀哉！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震動了整個總後大院。部長洪學智、政委余秋裡都趕來觀看。「反右」時，有人說這是對住房不滿；對住房不滿，就是對現實不 滿；對現實不滿，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於是一頂「右」字號桂冠扣到了李定國的頭上，他因此也被推上了前來北大荒「監督勞動」的列車。
隨這趟列車來的人到了「五間房」，統統被打散分編到國務院各部來的難友中。李定國被編在原《大公報》記者部主任肖離為組長的一組中，其他組 員有原《大公報》名記者朱啟平、《光明日報》記者尤在、世界知識出版社高級編輯和翻譯家謝和賡等人。這正如屈原《九歌》所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 相知」，大伙相處得頗為融洽。
四
相處得頗為融洽，免不了都要說說知心話。知心話說得最多的，莫過於各人耳聞的各地報紙上沒登過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派」的趣聞。有的說，一位 律師發表了一篇論文，論公檢法相互制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結果被說成是反對黨的一元化領導，是資產階級的「分權立國論」而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說，有一 位共產黨員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朝鮮戰場立過三等功，回國後轉業到一個縣的文化局，連續四年被評為先進。幫助黨整風，他沒提什麼意見，文化局 長是他本家叔叔，平時更談不上得罪領導，可是他卻弄了個「右派」。因為上級佈置反「右派」，要文化局必須劃一個「右派」，不完成任務不行。沒辦法，那位本 家叔叔的文化局長對他說：「你是個老先進，凡事都帶個好頭，這次你也帶個頭吧！」這位同志一想：「既然黨組織要自己當右派，那就帶這個頭罷。」這樣他就成 了「右派」。
一個縣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一個「右派」名額。他們知道這「右派」可不是好當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長和那位老先進那樣無知。他們只得「評」。評 來評去也沒評出來，有人提議抓鬮，誰抓到誰就當「右派」。公司領導也覺得這過於荒唐，但為了完成任務也別無良策，於是一位老老實實的售票員被抓上了「右派」，儘管他一向與世無爭，從不得罪任何人。
還有一所中學，分到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位教員因有「海外關係」，整風鳴放時又提過兩條建議，已被定為「右派」，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 落。在全體教師大會上，誰也不願當面得罪人，總是「評」不出來。一位教師早飯時多喝了一碗麵湯，想去廁所方便方便。他自以為政治上要求進步，又精通教書業 務，說啥也輪不到自己當「右派」，便放心大膽地上廁所去了。沒想到他前腳走，後腳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師立即齊聲附和，舉手贊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來 時，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蠅一相點，白壁遂成冤」！在「五間房」的一群人中，雖然極少有這種糊里糊塗地被劃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說，在「青蠅一相點，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這樣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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