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35）

‧ 18（中）　 最徹底的否定之後（Ⅱ）

三

說實在的，儘管隋鳳祥指導員在新華社保衛科的那個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蠱惑下，曾經不著邊際地當眾徹底否定過我，但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比較正派、富 有同情心的溫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設法幫助我們購買餅乾、代乳粉，以減輕我們長年忍饑挨餓的痛苦。同時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內心也並不主張讓我們拚死拚活 地蠻幹。在我幾次差點送了命，他號召大家向我「學習」之後，有一天晚飯後在隊部沒有第三者在場的時候，他坐在炕沿上，一手拿根撥火棍撥拉著地塘裡的炭火， 一邊悄悄地向我說了許多知心話。他說：

　　

「人心都是肉長的。誰無父母，誰無妻兒？誰不希望勞動是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當我看到你們披霜裹雪、日夜苦戰的時候，我就很為你們的健 康與安全擔心。晚上收工回來，那三小杓稀湯，兩泡尿就尿完了。我們坐在炕邊上還飢腸轆轆，莫說你們還起早摸黑地出大力流大汗。可是任務壓在肩上呀，這些話 我不能對你們公開說。如果一說，我就可能與你們在一塊了……」

　　

這真是肺腑之言！

　　

我明白，在那種年代，對我們這些人的同情，畢竟是有口難開的「危險」心態。在陰影幢幢的株連下，殘存的一些為人之道早被摧殘殆盡了，何況上面還有「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聖諭呢？

　　

那一天，隋鳳祥指導員捲起鋪蓋，即將離開燒炭隊回雲山場部的家中時，鮑隊長又外出打獵，隊部沒有別的人，他又特意找我長談了一次。他說：

「老戴，直到現在我才真正地瞭解了你。可惜現在我無能為力了！過去你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我完全誤聽了別人的流言蜚語。實際上， 你的很多觀點和做法都是正確的。現在咱們要分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體，同時遇事要克制再克制，說話要審時度勢。我們為了黨的事業，來日方長，也不在乎這幾 年少說幾句話。這就作為我的臨別贈言吧……」

　　

說著說著，他的眼圈裡盈了一汪淚，我也同樣流出了淚。多麼誠實的人，多麼善良的人！這是我在北大荒農場幹部中碰到的第一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一個沒有扭曲共產黨員良心的人！

　　

可惜的是，他缺乏實際工作鍛練，不懂得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在四個多月的相處中，我覺得他似乎還像過去當機要秘書那樣，習慣於坐「辦公室」，很少到窯點上去；除了開會，他也很少和大家見面閒聊聊。這就無可避免地被一些心術不正的班排長們所左右，偏離了實際。

　　

當然也不難看出，像他這樣的正派人，所以也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料到十萬轉業官兵轟轟烈烈地來到北大荒「向地球開戰」 （郭沫若當年對此壯舉的頌詩），會這樣快地變得冷冷清清，其中有些人又會變得如此的不人道。這就不能不動搖了他當初「以場為家」的信念，大大降低了他的苦 干實幹的熱情。

　　

可惜啊！凡是正派的人，凡是富有理智的人，在這片缺乏溫存敦厚的荒漠中，似乎都不能揚眉吐氣！

　　

這些還身在黨內、身為幹部的具有良知的人，其心情尚且如此，那麼實際上已被當作奴隸的「右派」們的精神狀態如何，則更可想而知了！

　　　　　　　　　　　　　　　　　 四

隨著隋指導員的被撤職，燒炭隊也跟著解體了。我和一些人又回到北邊的老電鋸廠去，與一些素不相識的「右派」合組成一個新的排，手拉大鋸剖木板，賣錢給農場發工資。排長仍是盛桂林，班裡的副班長仍是王開澤，焦勇夫則與我分手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些素不相識的「右派」，有的來自雲山水庫。

　　

何謂「雲山水庫」？

　　

雲山畜牧場場部的南崖下，是以七虎林河上游為中心的一大片窪地，約有一公里多寬、三四公里長。由於下游的850農場100多萬畝良田經常遭受 七虎林河水害，鐵道兵農墾局（後改稱牡丹江農墾局）於1958年春天調集6000餘名轉業官兵，到七虎林河上游修建水庫。因其緊挨雲山，故取名為「雲山水 庫」。

　　

這6000多名轉業官兵中，有4000多人是剛剛從密山下車的，他們直接開到了水庫工地。水庫於1958年5月1日正式開工，由王震將軍親 自挑土奠基，開車壓實。當時工程機械少，全工地只有10輛汽車，7台推土機，兩台鏟運斗車，而全部工程則要動用土方74萬立方米，其中的63萬立方米需要 官兵們肩挑手推，那艱苦繁重是可以想見的。

　　

但官兵們不怕艱難困苦，他們住草棚，吃苞米面和大□子就鹹菜，爭紅旗奪先進，奮發鏖戰。不過也有一些在戰爭中負過傷的下級軍官和老戰士吃不 消。他們有人傷口復發也不能休息，又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免不了邊苦幹邊說幾句怨言怨語。想不到在「三間房」對我們「右派」作過那番熱情洋溢講話的王 震將軍此刻聽到了如此這般的匯報，竟私自斷然決定搞了個「補充『反右』」，把一些發牢騷講怪話的轉業軍官打成了「右派」，其中的一些人就被匯合到我們中間 來。和我合拉一盤鋸的山西大漢冀虎虎，就是其中的一個。

　　

另一位名叫毛西旁，四川人，與我同庚，原是武漢海軍第一預備學校的中學語文教員。他滿頭黑髮濃密，國字型的臉，端正的鼻樑，厚實的嘴唇，彎彎的濃眉下閃著雙黑亮的眼睛，給人的印象是誠實而豪爽。

　　

1957年5月大鳴大放，他沒有在公眾場合放過一句話，也沒張貼過任何大字報或小字報，只給上海《文匯報》寫過一封短信，表示贊成很多人士提出的「自由辦報」的主張。

　　

6月8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吹響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猖狂進攻」的號角。6月14日，又發表了《文匯報在 一個時間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編輯部文章。文章的主要論據，就是附於其後的文痞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有感》。姚文元說，《文匯報》發表毛主席對共青團 員們講話的消息時，把消息刪得簡而又簡，其整個篇幅只有《解放日報》發表同樣消息所用標題的兩個鉛字那麼大。這使得《文匯報》的工作人員頓感即將瀕臨滅頂 之災。有的人遂把所有鳴放中的來信，一一轉回來信者所在單位的黨委，毛西旁的信當然也被轉回到武漢海軍第一預備學校。

　　

學校黨委考慮到毛西旁雖為黨外人士，但他出身於城市貧民家庭，雙親早亡，個人在孤苦中奮發自強，在日常教學中也兢兢業業，而且在大鳴大放中並未鳴放過，所以沒有對他進行公開批鬥，只悄沒聲地把他劃為「中有」分子，轉業到850農場雲山畜牧場「向地球開戰」。

　　

搶修雲山水庫時，他與人抬土上壩，土筐越抬越大，最後加到500多斤重。這樣的重筐，連冀虎虎這樣的身高一米八的山西大漢都咬牙難支，更甭說 毛西旁這樣的只有一米六幾的四川小塊頭了。他文縐縐地說了句「哪能強迫人從事體力難勝的勞動」，有人就說他「反對大躍進」，予以輪番批鬥。

　　

在這場批鬥中，他才知道為了給《文匯報》的那封信，他早在武漢就被無聲無息地定為「中右」了。於是老賬新賬一齊算，他被升格為「右派」。他 不服，緊決不在「右派結論」上簽字。有人就罵他「戴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一連猛打了他兩拳，並抓起他的手，把一支鋼筆強行擠進他的手指縫中，歪歪扭扭地 簽了字。不久，有人就讓他捲起鋪蓋，把他送到了我們這支「右派勞改隊」。

　　

在送他來我們這支「隊伍」之前，他穿了件乾乾淨淨的白底細藍條紋的短袖襯衫和一條軍褲，到雲山畜牧場場部附近的一座土坯房前，請人拍了一張 照片。他自知對人民對黨均無罪，自己又尚無妻室，了無牽掛，即便埋骨北大荒，亦無可悔惜，故照片上的他神態自若，背景的天空是灰濛濛的，照片的背後寫了這 樣的詩句：

天高地闊野茫茫，

遣戍大荒苦蒙冤；

身倚冷屋天際望，

故鄉故鄉在哪邊？

冬天，他和我一起燒木炭。我們有兩個班住在一間草房裡，兩邊是一長溜地鋪，鋪著厚厚的一層草，中間的過道上生著地坑火。他起先睡在我的一側， 免不了常常說些悄悄話。因而我注意到他不管白天多麼勞累，夜晚又飢腸轆轆，他也常常把腦袋瓜兒埋在被窩裡，亮著手電筒看一會兒書，從不因為身陷冤海而曝棄 潦倒。

　　

這時，我們已常常餓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我與一位已被妻子離棄的青年畫家路過一座大山的背後，見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畫出了八個大字——

　　

「苦海無邊，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觸傷了這位青年畫家的心。他駐足凝視著那蒼白無力地沉沉下墜的將要觸及對面山嶺的太陽，極為悲憤地說：「講了幾句話，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嚴，還要這塊行屍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這樣想。」我說，「我們的黨不會一直這樣沉淪下去的。」

　　

「不——」他歎息著說，「就是爭取活下去，如果日後有幸重建家庭並生兒育女，我將教育自己的兒女寧可男盜女娼，也不要『響應』誰的什麼『號召』去說話……」

　　

我默默地聽著，然後說：「但是，我們總不能只為一己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必要的時候，有話還是應該說的。」

　　

他又長歎了一口氣，點了點頭，才和我一道回住處吃晚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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