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28）

‧15（下）　文明驟化為野蠻（Ⅱ）

二

上山拉木頭，是1959年1月底。

　　

由於我們都已經知道，這些木頭將被運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築，迎接國慶十週年。其中特別堅硬的富有花紋的木料，將做人民大會堂的地板和裝飾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幹勁。

　　

我們先打掉山下沼澤地的塌頭墩，把一些坑坑窪窪鋪滿冰雪，修好十幾米寬的爬犁道，然後才開始運木頭。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罷早飯，每個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蘿蔔條的窩窩頭，先從爬犁道向上跑幾里地，到達伐木林的木材堆積場，通過斜架在爬犁一 邊的兩根粗木槓，把一根根大臉盆口粗細的長約六七米的帶皮的圓木，連撬帶推地架到爬犁上，碼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寬的長方形木垛，兩邊插好檔木槓，然後用 粗麻繩上下捆好絞緊成一體，使其一路不論怎麼顛簸也不散架。

　　

我們這個班，由我駕轅，其他十個人肩上套著繩扣，分在兩旁，沿著爬犁道，像俄羅斯畫家列賓畫的「伏爾加河縴夫」那樣上身前傾，兩腳後蹬，使出全身力氣，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離雲山場部只有三公里的名為「十八公里」的積木場，從那裏再讓汽車把木頭運到最近的火車站——虎林、密山間的輝崔火車站，然後裝火車運往北京。

　　

離最近的火車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長20多里，翻越一個又一個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馬鞍形，有時還要在較高的山包上迴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們在路旁靠近小河邊的雪地中摳出一些枯樹枝燃起黃火，烤窩頭，化雪水，用霉乾菜和醬油精、辣椒粉熬點湯進午餐。吃罷午餐，我們繼續圍著將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煙」，有的望著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則望著遠處白雪皚皚的山頭，憂傷地哼起《貝加爾湖之歌》。

　　

這是我們流放生涯中的「主題歌」。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人開了個頭，大家就都不約而同地齊聲合唱——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流浪漢的心。

為爭取自由挨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為爭取自由按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大伙盡興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鏟幾鍬雪壓滅了黃火的餘燼，又脫下棉襖棉褲，擺開「伏爾加河縴夫」的架勢，氣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繼續向前拉。待來回一趟，跑完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營地時，往往都是晚上六七點鐘了。

　　

儘管大夥兒的體力消耗特大，但我們這個班一直幹得很出色。原規定，每個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鮮濕的原木，大約3千多斤，我們最多時拉到兩方七八， 約8千多斤；原規定，每天只拉一趟，我們常常在返回時，先把第二天的木頭裝上爬犁，再把滿載的爬犁拉到宿營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時往上走幾里地裝了 爬犁再返回來，而逕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積木場拉去。這樣，晨曦濛濛而出，夜色冥冥而歸，兩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額完成了任務。

　　

所以，我們班屢得流動紅旗，屢受表揚。朱麻子在小雲山叫我寫「書面檢討」我一直沒寫，雖然對我虎視眈眈，可他又無從下手。但終於，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給了他一個對我進行打擊報復的機會。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週歲陽曆生日。我仍然駕轅，掌握著全班爬犁的行進速度和方向。當我們在一個小山坡上拐了個彎，正要向 下面馬鞍形的底部沖滑時，才發現這底部狹窄的路當中，停著田振興排的一張也裝著木頭的爬犁，而他們的人卻不知何往。這一段坡陡冰滑，下衝力最大，想停也停 不住。為避免「兩敗俱傷」，我決定仍由我一人操縱轅桿，選擇最佳路線，從底部的路邊沖插過去。我大叫兩邊拉繩子的同志快閃開，或到後面去拉倒纖，以減輕一 些下滑的衝擊力；但畢竟距離太短，沒來得及把目標觀察清楚，當我使出了全身力氣，駕著自己的爬犁衝到底部那張爬犁邊上時，才突然發現這張爬犁還有一根一尺 多長的墊木頭伸探在外，擋住了我們本可從它邊上一擦而過的去路！但是來不及了，我們自己的爬犁帶著強有力的下衝慣性向前一衝，我的左小腿被猛夾在兩張爬犁 的膀子之間，難以忍受的劇痛使我「哎呀」大叫一聲就暈倒了！

　　

同志們都以為我的腿斷了。班長焦勇夫上來摸了摸，揉了揉，說是可能沒有斷，就和大家七手八腳地把我架起來蹓蹓，免得傷血淤積。這時前面返回一張牛拉空爬犁。趕牛人叫趙超群，原文化部電影局的英俄文翻譯，把我拉了回去。

　　

我們的宿營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雲山畜牧場的老電鋸廠。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腳下，趙超群又急於在山下的牛棚裡先給牛餵料飲水。我 只好找了一根小樹棍，獨自一個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們伙房裡做炊事員的原《世界知識》女編輯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負了傷，立刻 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豈忍心讓她背？我只能讓她攙扶著慢慢走。

　　

平時我收工回來，不管多累，走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來分鐘；這一次，我足足走了將近兩小時。小丁子把我一扶進我們的大宿舍，就去連部報告請醫生。

　　

朱麻子一聽是我負了傷，沒等了金葵報告完畢，就惡狠狠地說：「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剛才站在伙房後面，親眼看到他自己走回來的，現在到連部這幾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來，不准別人扶！」

　　

小丁子氣得滿臉通紅，回來把這些話學給我聽，我默然良久。我想在過去的戰爭中，我們對負了傷的敵人——不管是日本人還是蔣介石的人——還都講寬厚與人道，而今我忍受著巨大委屈，滿心繼續為國為民出力時不幸負了傷，卻有也號稱「共產黨員」的人如此待我，這是為什麼？！

　　

我越想越忿然，堅決不讓小丁子扶我，自己到連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寧可冒犯朱麻子，也堅決攙扶著我，到了連部才鬆手。

　　

連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醫生」的人，實際上只是個衛生員，輕浮而傲慢。他具有雲山畜牧場某些醫護人員的共性：對一般職工，尤其對我們這些落難人，缺乏起碼的人道與同情。

　　

他給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麼說：「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外面沒流血，裡面也沒有碎骨頭響，吃點消炎片，塗點松節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樂意地給我開了休息三天的假條。

　　

可是從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見到我都要斜著眼問：「怎麼樣？好點啦沒有？」別人還以為他突然變得對人很關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裡是在「啟發」我馬上就出工。

　　

他見我沒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當晚全連評比流動紅旗的大會上，他竟說我的這次負傷，是一大事故，應由我本人和我們全班負責，不能扣 除應該出工的人數。這就意味著這幾天儘管全班只有10個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個人計算應該完成的任務。這麼一來，我們全班明明是第一也變成第二了，流動紅 旗被當場收了回去，給了他的「得力幹部」田振興掌管的第二排的某個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這一手不過是醉翁之意。因為當時不少人認為紅旗、表揚、獎勵之多少或有無，尤其是「領導印象」之好壞，對將來的能否摘 帽子具有重大影響。朱麻子正是利用人們這種迫不得已的心理狀態，挑撥全班對我的不滿，想讓大家認為是我拖了大家的後腿。同時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氣：絕不拖累 任何人，一定會帶傷出工，寧可自己多受點折磨。

　　

所以，儘管有不少好心的難友要我再歇幾天，我還是沒等三天的假歇滿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駕轅而已。

　　

這時候，朱麻於偶爾下山逛逛，見我又和大家像「伏爾加河縴夫」們那樣，儘量向前傾斜著身子，使勁拖拉著沉重的爬犁，他遠遠地陰笑著，再也不問我「怎麼樣？好點啦沒有」了。

　　

當然，對待所有不滿其奴隸主行為的人，他是「一視同仁」的。像在《智取華山》中扮演偵察參謀的北影演員郭允泰，夏天打草時偶然失手被大釤鐮劃破了小腿，常常化膿疼痛難忍，朱麻子也讓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憐惜。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說過：「我們講到一個人的時候，可以說他善良的時候多，殘忍的時候少；聰明的時候多，愚蠢的時候少；勇猛的時候多，冷淡的時候少，或者剛好相反。」我認為，朱麻子們恰恰屬於「剛好相反」的一類，但也恰恰是那種時代某些領導者眼中「好樣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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