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評論

秦耕:事後追評 溫家寶未對記者說真話

【大紀元4月1日訊】一年流十幾回眼淚、一件夾克衫穿十幾年、還喜歡背誦抒情詩,不久前在給文藝界的信中也誠懇的提出要敢說真話,種種跡象顯示,溫家寶先生可能不是一個壞人。他身上有著我們所熟悉的東西,也許我們在某處偶然相遇,有可能展開很好的溝通。但當他在記者會上回答問題時,我又懷疑自己的判斷了。他是否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樣說了真話?

法國《世界報》記者在記者會上問:「最近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時還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還要經歷一百年。請問這是否意味著說,中國在未來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另外,談到民主,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是有關最近中國的前總理和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提到,中國如果要實現現代化,就需要像台灣那樣實現民主的政策,過去台灣也是處於獨裁的統治下,現在實現了民主和多黨制,您對這位前總書記的話有何評論?」

溫家寶先生迴避了第二個問題,著重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他說:「我最近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道理,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不是悖離的。我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我同時強調,世界上有 2000多個民族,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的社會歷史發展不同,他們的發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徑也是不相同的。這種文化的多樣性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至於你提到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什麼?我可以明確地說,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接著他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包括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和民主建設,經驗都還不足。

我們願意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結合我們自己的實際,走中國民主的道路。你說我的文章講到 100年不變,說是 100年不要民主,這是你誤解了。我是講社會主義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發達到比較發達,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階段當中,我們要實現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大任務就是:一是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特別是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是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樣,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任何地區和國家,民主制度的狀況、優劣,都要以實踐為標準。」

溫先生在這段回答中,說的是不是真話?談到中國在未來100年內的某個時候實行民主時,提出了一個「就需要」和四個「就是要」,共五個條件。言下之意,現在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但中共會創造這五個條件,等條件成熟了,就會讓人民實行民主,因而堅持中共的政策100 年不變,和100年內不實行民主並不矛盾。溫先生聲稱法國記者誤解了他。江棋生先生已經撰文指出,法國記者並沒有誤解他。在我看來,其實是溫先生自己誤解了法國記者。

溫先生說的民主和法國記者說的民主,顯然不是同一個東西。在法國記者看來,既然100年內都堅持中共的政策,那自然與民主是矛盾的。法國記者所理解的民主,一定是政治多元化,由不同的政治黨派提供不同的政策,由人民以主人的身份自主選擇,否則就不是民主;如像溫先生說的那樣,100年都堅持共產黨的政策,自然意味著100年內不允許中國存在其他黨派,更不允許人民自主選擇其他黨派的政策,即便具備了一個「就需要」和四個「就是要」,仍然一黨說了算,一黨欽定,這當然不是什麼民主了。

說溫先生誤解了法國記者,只是一種假設。其實我更懷疑溫先生故意裝糊塗。既然溫先生記憶力如此好,記得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古詩,那他為什麼偏偏忘記了自己所屬的政黨60年前說過的話呢?

請看《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文章:「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和反動的國民黨的奪權鬥爭中,對中國民主提出了:走英美民主道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取締一黨專政、不能以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為由來拖延民主、提倡競爭經濟、民主不分國界並反對國情論、以鬥爭來爭取民主、歡迎美國批評中國民主並表示絕對不把對中國民主的批評視為干涉中國內政、反對愚民政策、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鼓勵學生運動、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保障人權、取締限制人民遊行自由的法令、釋放政治犯、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禁止以穩定為由拖延民主、忠實於對人民的諾言」。在貴黨60年前公開發表的這個聲明中所明確的民主,與法國記者所說的民主顯然是一致的,與溫先生所說的民主顯然是不一致的。

中共當年以在野黨身份和執政的國民黨爭奪權力時,對民主的理解和表達,與今天全世界人類的理解是一致的,如《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再如《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社論: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遊行示威、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還有《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社論:他們說這一套(民主)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在指責國民黨以條件不成熟為由拒絕實行民主時,《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說:「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甚至還舉例說明他們在延安解放區是如何保證實行民主的:大字不識的農民也可以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只要在候選人照片前放一個碗,農民認可誰,就在誰的碗裡放一顆黑豆,並以此證明,任何國情論和特色論全部是無恥的謊言。

時間已經過去了60多年,中共在58年前就已經成為執政黨,其總理今天所說的民主竟然還是一黨欽定的民主,而且就連實行這樣的民主,其條件還未成熟,還要一個「就需要」和四個「就是要」,然後才可以「讓」人民民主起來。和60多年前這些滾燙的文字對照一下,溫先生在記者會上的一臉誠懇還可靠嗎?

事情的真相有兩種可能,其一:法國記者顯然沒有誤解,而是溫先生自己對民主有天大的誤解;其二:如果溫先生自己也沒有誤解,那只有一個結論,就是溫先生自己說了假話。聯想他對記者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的迴避,對第一個問題以假話應答,其實也不算令人意外。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向溫先生提一個問題:共產黨今天能否像反動的國民黨當年允許中共到陪都重慶辦一張《新華日報》、天天公開批評共產黨那樣,允許作為民主解放區的台灣的政黨,到首都北京辦一張《自由日報》,像當年那樣天天公開批評中共?

2007年3月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