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17）
‧10（上） 家庭
一
偉大的托爾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開頭這樣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對正常國度正常歲月的家庭來說，這 論斷也許能夠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一旦許多家庭的不幸，不過是同時代政治狂瀾中一個又一個小小的漩渦，那麼它們則不會迥然有異，而 是風雨同舟的了。就說發生在遼闊的俄羅斯大地上的「十二月黨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劇，以及發生在同樣遼闊的中華大地的許多類似的悲劇，給多少人和多少 個家庭帶來的不幸，就沒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開除出黨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從城內新華社機關給我來了電話，要我當天下午兩點，在西單區政府門前會合，辦理離婚手續，小女兒歸她，大女兒歸我。她特別叮囑：「不要向外婆說，免得她老人家難過。」
「外婆」，就是她的母親，我們都以孩子的口氣這樣尊稱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腳，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隨著我們過。一聽說我被開除出黨，她老人家就哭紅了眼睛。
聽了妻子的叮囑，我說了一聲「好的」，沒說過第二句話。雖然我們已結識多年，但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抗美援朝後我又去了越南，從越南回國後又 鬧過一些小彆扭。這一次，在全國波譎雲詭的政治風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壓力下，不得不貼出那張令人震驚的說我要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的大字報，說 不定她也會被這場洶湧的政治波濤所淹沒。她比我年輕3歲，才27歲，決心和我劃清界限一刀兩斷，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本人從小受到的孔孟遺訓較深，總覺得一旦結為伉儷，如果沒有什麼實在過不去的芥蒂，就該白頭偕老，同舟共濟。特別是想到我們的兩個女兒的未來，我就忍不住要流淚！
這兩個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歲半，生於1954年10月27日，當時我還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華社幼兒園；小的叫戴貝貝，生於 1957年5月17日，此刻剛滿十個月，只會發出惟一的單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帶著。她們同父同母所生，難道就忍心看著她們這樣不會留下任何 彌可珍貴的兒時記憶，各奔東西了嗎？
可是轉而一想，我自認為自己是個豪爽的男子漢，寧可獨吞苦果，決不牽累任何人。
三
下午兩點，我套了一件還是1954年冬天在河內做的海軍呢大衣，穿著平時一直穿著的已打了幾塊皮補丁的黑燈芯絨舊棉鞋，準時到了二龍路師大女附中對面的西單區政府門前。不一會兒，妻子也到了。我們一同走進區政府小院，來到樓下的婚姻登記處。
一位精瘦的約莫40歲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們。從她那飽經風霜的臉色和太行山區的口音可以判斷，她也是從老解放區磨煉出來的，說不定過去就做 過婦救會這類的事。她得知我們的來意，似乎並不那麼樂意地遞給我們每人一張《離婚登記表》。她叮囑我們好好地填寫，尤其關於子女的歸屬要填寫好。
不一會，她拿起我們填好的表，仔仔細細地看了兩遍，長歎了一口大氣，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說得好輕鬆！『兩個孩子，一人一個』！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難道就這麼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麼分歧？不就是提了幾條意見，說了幾句錯話嗎？過去為黨為人民拚死拚活地幹了那麼多年，就因為說錯了幾句話就一筆勾銷了嗎？！」
她的目光離開了手上的登記表，直愣愣地看著我們說：
「你們先回去吧，把表放在這裡。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論。我們還要慎重研究，還得徵求新華社黨委的意見。你們要知道，你們兩個都是十來歲就參加了黨的啊！我們希望你們自己再冷靜地考慮考慮。往後如果接不到我們的通知，你們就不要再來了！」
說完，她站起來，向我們伸出了握別的手，又一直把我們送出了大門口。
四
我倆雙雙步行，向復興門走去，邊走邊談，談談今後各自的打算，重點是外婆和孩子們的問題。
關於對孩子的撫養和對外婆的贍養，今後顯然是困難重重的了！我個人今後每月只有28元錢生活費，今後將去何處「監督勞動」，也還是個未知數。 不論怎麼克儉苦省，每月至多隻能省下十幾二十元。妻子當時每月78元，除去她個人的必要的開銷，只夠大孩子在幼兒園的費用。老保姆可以辭退，請她包涵；可 是小女兒和外婆怎麼辦？至於我蘇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樣需要我不時接濟的幾個正讀中學的侄兒，只得愧讓他們聽天由命了！
磋商的結果，惟一可行的辦法，只能請外婆帶著小貝貝到大連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連——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廠的黨總支書記，大姨 夫是一座重型工廠的黨委書記，兩位都是新四軍時代的老同志，工資都較高，但一直沒有孩子。他們如能幫助我們度過艱難的歲月，那最好不過；如果我們的前景永 遠不會好轉，而他們又願意把貝貝當作他們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嚐不可。
好，就這麼辦，等一回到家，就給他們去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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