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退休後檔案公開

【大紀元3月13日訊】(爭鳴月刊記者羅冰報導)鄧小平退休後，自一九九０年至一九九七年一月六日，共有一百五十一次談話和對文件的批語，經整理後，封存在中央政治局機要室。今年是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官方近期公開了部分檔案內容。鄧小平提出要注意社會矛盾引發的各種危機，實際上承認他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理論」後患無窮，包括社會上貧富懸殊、特權階層出現、工農抗爭活動加劇等等。鄧小平也提到制度和「民主基礎」問題，但只強調在共產黨執政框框內尋求解決，半步也沒有離開他的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生前反對搞「遺囑」

鄧小平逝世十年，他生前有否遺囑或稱「遺囑」，國內政界揣測不一。事實上，鄧小平在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正式宣佈退下後，曾三次表態：「走了，不要搞什麼政治遺囑！」，「不需要有什麼遺囑。人走過的路就是留給後代取捨的。」，「政治遺囑處理不好，會壞事，會影響決策。」

十三屆五中全會後，鄧小平就國內、國際重大問題，歷史的談話、文件的批語等，在黨內有過傳達，也有過公開發表，但不多，僅為一小部分。

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逝世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於三月二日，討論決定：（一）尊重鄧小平同志的意願，不搞遺囑、囑託的有關資料的決定；（二）凡未公開發表、傳達的有關鄧小平同志的談話、批語等，經整理、校核，交中央政治局機要局存放；（三）經整理後，有關資料檔案，作為黨史、理論工作研究和參考；（四）如有關部門或個人因工作需要借閱有關資料檔案，要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報中央政治局核准。

鄧小平退休後的資料檔案

一九九七年五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丁關根為組長，王瑞林為副組長，鄧林、滕文生、張寶忠（鄧小平秘書兼內衛）五人負責整理鄧小平從一九九０年至一九九七年一月六日的有關政治活動資料。至一九九七年十月初完成，共有一百五十一次談話和對文件的批語等，其中有一百二十次談話和對文件的批語，至今對外未公開過。

以下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近期在研討鄧小平理論與今日的發展時所公開的部分。

關於社會公平問題

「社會公平問題要引起注意。不少遊行、示威、集會，和社會不公有關。凡是社會出現兩極化，形成特權階層，政治不會穩定，社會不會安定，就會發生職工上街鬧革命、農民抗稅鬧革命。」（九三年新年，在上海西郊賓館和江澤民、李鵬、喬石等同志談話）

「這幾年我有時間在思考：一個是我們黨怎樣才能適應時代發展，不會處於被動；一個是國家發展起來之後怎麼辦？就是分配問題：再一個是三農問題。到下世紀初二十年，至少還有六億農民。」（九三年八月，在北戴河和中央研究室同志的談話）

關於工人農民的抗爭活動

「職工上街包圍政府，農民請願衝擊政府還佔據政府，情況會嚴重惡化。要注意，社會各界還是同情職工的佔多數，體諒農民的佔多數。問題主要還是出在兩極化、公平分配上。」（九四年二月，在上海西郊賓館和上海以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負責人談話）

「不要把我講過的、發表過的意見，為政策上的過失、工作上的挫折、錯誤的東西辯護。我們曾經批判和否定把毛澤東的話和批語，作為永遠的真理。看來，還是要補補課，少犯些錯誤、少付出些政治代價。」（九三年十月七日，在中共中央一份報告上的批語）

關於西方政治制度

「西方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傳統性，就是在法制下依法治理。西方社會陰暗面，美國、英國、法國都有政治腐敗、經濟腐敗，但在法制下不能得到庇護，不能得到享有特權，體現出在法律面前平等、公正性。新加坡值得我們學習的方面，主要是新加坡借鑑了西方法制傳統，建立自己法制制度。」（九一年四月，在人民大會堂休息室和部分政治局常委、委員的談話）

關於達到民主法制社會主義階段

有一名國內、國際知名科學家，寫信給我，說是等候指教，其實是批評、質疑。信中問：當年共產黨革命綱領，是建立民主、繁榮的新中國，建國後把民主繁榮確立為政治路線。四十三年了，民主還是離得很遠，繁榮也剛起步。問：還需多少年能達到基本民主和法制社會主義階段？我沒法回覆這位科學家的信。經濟發展不能離開社會制度，經濟也不能離開政治。我們指，本世紀末達到經濟水平的指標，也不能離開社會制度發展和改革。」（九二年八月，在北戴河和中央有關同志的談話）

打好民主和法制的基礎，還要三代人時間

「一場政治風暴後，是不是要等一等，甚至要退一退呢？共產黨講民主、講法制，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早在建國初，董必武、宋慶齡、李濟深、黃炎培就敦促推翻舊制度後，務必建立新的制度，在憲法上體現。一段政治折騰歲月的因素，是多種的。鏟除三座大山不完全，還有大半座山（指封建主義）自己壓著自己，要鏟除。打好民主和法制的基礎，還要三代人時間。國內、國際環境好些，可以快些。」（九一年六月十七日，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和在京政治局同志的談話）

關於文革十年浩劫

「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社會浩劫，問題就出在制度、體制上。不，老同志不同意這個結論，也反對用『浩劫』二字，認為這樣是全盤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一生，給西方提供免費政治宣傳。這些同志忘了馬克思主義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和科學態度。正是共產黨在人民支持下，自己撥亂反正，坦然就文化大革命作出歷史判決和結論，是共產黨自信、力量的體現。沒有一個執政黨是完美的、不犯錯誤的，甚至大的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歐美不可能發生，在前蘇聯也不會發生。」（九四年二月，在上海西郊賓館和中央黨史、文獻研究室同志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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