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如何結束獨裁（二）
【大紀元2月27日訊】政治改良
縱觀人類歷史，沒有暴力的政權交接幾乎是不存在的。不過除了武裝暴力革命以外，的確還有一些方式是相對和平的，會給普通民眾少帶來一些災難。「政治改良」便是這些相對溫和的方式之一。
在世界歷史上，比較有名的政治改良事件（或者是政權改良）當屬日本的「明治維新」。通過這次維新變法，日本由一個封閉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了可以攪亂世界秩序的超級大國。也是因為這次成功的變法後，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將中國戰勝，引發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政治改良事件「戊戌變法」。
提起「戊戌變法」筆者總有道不盡的感慨。目前中國民運界，大都將這個事件作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起始點。這個事件也是中國民主革命歷史中一次標誌性事件。儘管這個變法只有短短的103天，其當時的影響範圍還沒有完全遍及京城。但是它給後來的中國人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
其實這種政治改良事件在眾多類型的民主革命中，的確是一種比較值得肯定的，無論是它的成本還是事後執行以及最終的效果，都是在平穩循序中漸進完成的。這既不遺禍於百姓，也符合中華的傳統哲學觀點。具體到「戊戌變法」這個事件本身，它是近代歷史唯一一次賜給中國搞政治改良的機會。然而，當時的參與者沒有把握住這次歷史機遇。假設這次變法成功，筆者覺得它完全有可能是中國近100多年曆史的最佳解法。首先，皇權忠君思想在中國深入人心。對這個圖騰的崇拜不是靠武力塑造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中自然兒然的形成的。所以，在中國最穩定的上層結構，反而是應該有個不得輕易變更的精神領袖。而「戊戌變法」成功了，就會為我們留下「皇帝」這個精神領袖，其他各派政治勢力只能在這個模式下進行表演。這樣的事實加以法律形式的確認，最容易使中國政局穩定。
歷史證明，在清朝結束了之後，雖然我們表面上沒有了皇帝，但是在其後的歲月裡，所有的中國執政者的權力，沒有哪一個比皇帝小，有的甚至還超過了皇帝。更悲哀的是，在1912年清朝結束，直到1949年這短短的30幾年的時間裏，在中國大地上是城頭不斷變換著大王旗。中國的經濟持續惡化，中國的百姓連續遭受磨難。也給日本全面入侵埋下了伏筆。正是在這樣內外交困的混亂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才有機會入主中原。所以筆者覺得，與其要這麼多以黨和人民名義出來搞獨裁的假皇帝，還不如留下同意實行憲政的真皇帝。這個皇帝只要存在，中華的傳統文化就不會被閹割，人民真正享受到了人權，那麼這樣一個模式就很難再改變。其他的政客就只能通過民主選舉，去競爭那個幾年一換的首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報復。這在中國是一個絕妙的賭死任何人搞終身制獨裁的方法。哪個人要是想竊取國家最高元首的位子，那就會面臨既有法律壓力，更有國民的政治壓力的雙重制約。任何想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人或者組織，都很難讓全體國民和國際社會認可其政權的合法性。這一切好處只要「戊戌變法」成功了就會隨之而來。可惜的是歷史不能假設，這次變法失敗了，這不單是這批變法人的失敗，更是整個中國的失敗。因為清朝的皇室沒有看清歷史發展的走向，把一個本應該繼續屬於自己的江山，愚蠢地毀滅在自己的固執與短見之中。當後來它再想實現憲政的時候，國民已經失去了對它的信心。於是中國便沒有了皇帝。也就再也沒有了設置一個精神領袖的歷史可能。所以我們說，政治改良的確是比武裝革命的效果好。但是由於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想成功實現政治改良卻不是很容易，因為這個選擇權不在人民和在野勢力的手中，而是在執政者的手裡。歷史上很有政治素養的滿清貴族和漢官貴族都沒有選擇民主，因為他們迷戀手中的權力，也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機器充滿信心。
權力這個東西的確是好，它可以讓擁有者以非公平的方式輕易獲得利益。而投機取巧是任何生命的天生劣性，所以任何擁有絕對權威者，在沒有其他的作用力之下，他們是絕對不會輕易的主動的交出手中的權力。當年清政府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不會。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機器還是很有些自信。想當初席捲18個省的太平天國，也沒有能夠把已經虛弱了的清王朝如何，西方八國聯軍也沒有力量徹底毀滅清朝，隨便搞了幾十年洋務運動就可以建立起亞洲第一海軍等等。這些繁榮的假象使清朝統治者非常自信自己的強制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個獨裁者，絕對不會將自己獨家壟斷的權力和資源，主動拿出來與其他人共享。在統治階層不主動或者不統一的情況下，實現這個政治變革是非常困難的。同樣，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國，每年GDP的飛速發展，全國上下各個領域不斷捷報頻傳。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之下，又有歷次政治運動的暴力威懾影響，中共絕對會比清皇室對形勢判斷更為樂觀。這樣就基本上堵死了政治改良的路。即使是將來中共內部出現有歷史報復的領導人，中國也很難出現東歐或者蘇聯的情況，一則是兩地民風民情不同。二來有歷史報復的領導人，在專制體制下其實比民主體制下更容易實現其政治理想。
因此基於上述的考慮，筆者對當今中國可能實現中共主動的政治改良是不樂觀的。中國人全都不作為，而是耐心等待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也是不現實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著急，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才可能實現。任何人都不會像當事人一樣去盡心做事。這一個人生活的常識也同樣適用於政治領域，需要人權是中國百姓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國百姓自己都不去爭取，那麼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聯合國或者是共產黨，都不會把民主、自由、平等送貨上門的。但現階段的中國民情卻也很難撐起政治改良的大旗（現在全民道德下滑，人們已經不再關心任何與自己眼前利益無關的事情，中共的兩手抓的政策，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已經深入人心，中國百姓作為整體很難自發的主動承擔起，搭建政治改良所必須的社會和輿論環境的任務。當年的「六四」事件本來也是中國的一次歷史機遇，但是這個我們又錯過了。失勢的一方的慘痛教訓時刻警告著自己的後來者，得勢方的經驗也在繼續鼓勵著他們的後來者，不要害怕和平請願我們手裡有槍）。所以，政治改良這條路目前在中國是很難行的通的。
中國到底要如何結束獨裁
文也不行武也不行，那麼中國到底該如何結束獨裁？我們來放眼世界，看看當今世界上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在當初是如何走向民主告別獨裁的。網絡上有位叫王從聖的先生，將世界實現民主的國家分成了8個類型。分別是：「自然演進型、卓越領袖引導型、不斷革命型、非暴力運動爭取型、有限暴力爭取型、外國強加型、國際社會幫助型、承接宗主國民主憲政型」。那麼我們與中國逐一對號看看：
自然演進型，其典型例子是英國。這個不必過多論述，瞭解中國的人都知道中國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屬於這個類型的。因為中國的土地上，沒有讓民主憲政自然生長的氣候條件。中國在歷史上改朝換代是相當頻繁的，在世界上也是可以數一數二的。每一次改朝換代實際上都是一次革命，都是一次重新洗牌。可是這麼多次機會根本沒有出現民主的跡象，足以證明，大陸型國家是很難自然演變為，以契約精神為核心的民主憲政的。中國亦然俄羅斯、法國亦然。
卓越領袖引導型，其典型例子是美國。華盛頓在完全有機會當國王的情況下，毅然決定實行共和。並且以身作則在任期結束遠離政壇，開創了當今世界最徹底的最富強的民主國家。但是美國人的處事哲學卻認為，不能將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建立在一個概率很小的是機遇之上。縱觀人類五千年文明史，各地英雄輩出但也就只出現了一個華盛頓而已（可能一些小國還會有，但是都不具有典型性，另外也沒有仔細搜尋的精力）。可以說華盛頓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那麼我們13億同胞的福祉，難道也要建立在一次不知道甚麼時候才發生的偶然事件上（而且筆者覺得中國的土地上出現華盛頓的機會要更小，可以參考一下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時的講話）？因此筆者覺得，中國應該不會屬於此類型，當前也不應該以此作為追求目標。
非暴力運動爭取型，這個類型的典型案例是印度。據說當年，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讓成千上萬的群眾以非暴力的方式對抗政府，當時的英國殖民當局開始進行了瘋狂的鎮壓，可是群眾卻越來越多沒有被鎮壓下去的趨勢。有武器的當局暴力鎮壓手無寸鐵，並且打不還手的人民群眾，最後讓統治者殺人殺的自己都良心發現了，於是放下了屠刀送給了印度獨立（大致描述，總有不當之處）。
那麼我們中國可不可以走這條路呢？首先應該說，作為發起革命的一方選擇非暴力，是一種文明進步的表現，從理論角度上看，這個非暴力運動爭取民主是值得推崇的。而且作為曾經是禮儀之邦的中國，其實也是一直在進行著這樣的爭取。當年的「六四」也應該算在這一範疇裡。就連現在，很多在海外的中國民運組織仍然還是高舉「非暴力」的大旗。可是我們來看看結果，18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是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發起的，可是卻是在血流成河中結束的。近年來一些高喊非暴力結束獨裁的組織和個人，也是被抓的抓被判的判。而中共黨文化荼毒許久的中國大地，也不可能出現，當年印度那種前赴後繼的運動規模和程度。即使是達到了那樣的規模，它可以讓信仰神靈的英國人膽怯，卻不可能讓視生命如化學符號的共產黨膽寒。如果現在的民運界還要以此類型為將來運動的主打方向，那麼筆者認為是錯誤的。因為選擇非暴力的初衷是為了減少流血犧牲，而在中共建政的50多年裡，已經有8000萬靈魂做歷史參考的情況下，還號召人民群眾或者自己的下屬，去用生命做本金，以非暴力方式的去推進民主，那就跟當年義和團用肉身去堵槍炮差不多了，這樣只會造成更多的無謂犧牲（所有的為正義事業的犧牲都是有價值的，但是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任何一個現代政黨或者組織，在高喊民主之前必須要先關愛生命）。所以筆者仍然也不贊成中國走這條路。
外國強加型，這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截止目前，日本政治領域裡的絕大部份設置，都是因二戰戰敗後因美國佔領，而由美國主導實現的。這是在特殊歷史時期才會出現的一種類型，考慮到現在世界在可預見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難再有類似二戰那樣大的歷史事件發生，以目前中國的實力以及亞太地區的形勢，由外國政府強制中國政府做大的政治變革的可能性為零。而且這樣的事情真的要是發生了，對中華民族也不見得就是好事，美國雖然是民主國家，但是它的最高價值也是國家利益，在面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規模的戰敗國的時候，在它的國家利益支配下，中國是注定很難翻身的。由於幾乎不可能發生，所以我們也就不著更多的筆墨。
承接宗主國民主憲政型，這類的典型國家有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同樣中國沒有宗主國，我們是一個自己創建的文明，而且我們自己的文明也並沒有結出民主的果實，所以中國也注定不可能屬於這一類。
有限暴力爭取型，例如，南非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非國大領導的武裝，不針對人而針對物，最後攪得政府實在頭疼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這樣的有限暴力在中國還沒有發生過，中國歷代開國軍事指揮者，都是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最高軍事原則的。另外看看當今掌權的中共本色，它連生命都不珍惜，破壞設施更加不會觸及到他們的靈魂，反而破壞的越多就越是給中國敗家。因此這種類型恐怕也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那麼在排除了幾乎不太可能或者是我們不應該追求的6個類型之後，還有2個目前與中國現實較為接近的：不斷革命型和國際社會幫助型。
不斷革命型的代表是法國，她從1789年大革命以來，建立了幾個帝國和幾個共和國，幾乎是在不斷革命的情況下走到今天的。並最終在這個也同樣是大陸型的國家裏，建立和確立了民主憲政制度。這跟我們中國到有幾分相似之處：首先，我們目前本身就處在不斷的革命之中。可以這樣說，中國自「戊戌變法」以來，革命就始終沒有停止，而且在民主憲政真正到來之前，各種類型的革命一定還會不斷的出現，直到實現民主。這裡的革命沒有明確提到暴力或者是非暴力，是泛指的革命。這也是中國人民為了自身利益所不得不面對的選擇。就像上節中提到的，自己的事情還是要靠自己去爭取的。所以我們如果能夠認清這個大的前提，就一定會沿著不斷革命的道路走下去，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去努力，相信遲早會結束獨裁，但是這個過程可能是非常漫長的，但是我們別無選擇。要記住這樣一個哲學道理，只有向前不斷走著，不管終點有多遠我們還是在不斷接近。如果不走，即使離終點很近我們也永遠不會到達。
國際社會幫助型，比如阿富汗、波羅地海三國當年獨立、科索沃自治，這些都是國際社會幫助的結果。這些是效果比較好的，國際社會的幫助也有可能出現壞的結果，比如現在的伊拉克、當初的以巴分治等等。雖然國際社會的幫助十分有限，而且其結果也很難把握，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下，這也是中國民運不得不依仗的一種方式。而且只有海外有火種，國內才有可能革命不斷，一旦海外的根沒有了，以目前中共的實力，在中國國內再搞一次清盤並非不可能。而一次較為徹底的清洗之後，想再聚集起力量至少要一代人以後。如果那樣可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當今世界如逆水行舟，中國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所以，為了使中國早日取得民主勝利，非但國際勢力的幫助我們需要，而且還要自己去積極爭取。不放棄任何壯大自己的機會，循序漸進的在不斷革命中推進中國的民主。
但是上面這樣的說辭，既有些籠統也有些好高務遠，實際可操作性也較差，那麼當今情況之下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我們具體可以做一些甚麼呢？（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