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51)

1943年8月2日

這個城市已經非正式地實行戒嚴。各機關學校已經用柵欄圍起來，並沒有門崗。已婚的人被嚴格禁止與家人見面，否則就有被捕的危險。兩人之間的私人交談也明顯地擔有風險。

很多”罪惡昭彰”的人奉命待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因為監獄裡已人滿之患。

各個組織之間的聯繫，要通過康生情報局的特別通訊員。

到處都有對揭發出來的人”進行改造”，對即將被揭發的人拼命說教。毛澤東承認，他把這次運動看得”特別重要”。

延安黨的領導機關和行政機構的活動，都取決於毛澤東的情緒。只要他覺得累了，任何工作—會議，甚至重要的報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國內是一片歡樂景象—禮炮齊鳴，祝賀我們紅軍的節節勝利。莫斯科在昨天慶祝了奧勒爾和別爾戈羅德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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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正在對中共各領導機構的人事進行調整，這個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澤東同意的。

康生局裡的工作人員，有百分之八十承認自己是搞間諜活動的。

入夜，死一樣的寂靜籠罩著延安及其近郊。聽不到一點聲音，沒有笑聲，沒有燈火。

方才我走出窯洞，俯視山谷，只見漆黑一片。沒有聽到太平溝衛兵的腳步聲和口令，但每條道路都有衛兵巡邏。

1943年8月7日

考慮到毛澤東對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敵意，我決定公事公辦，要求毛澤東接見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復我。他邀請我去，但要我單獨去。

他還是在平日那間屋子裡接見我。他讓我坐在為貴賓準備的皮椅上，端給我一杯茶。他笑著開開著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後，他問我是聽了誰的話著手對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研究的。我回答說，我的文章還遠遠談不上是什麼研究，我只是想豐富我的知識，能對中共正在進行或即將實行的經濟改革有比較清楚的了解。然後我說，從1928-1938年這一段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它的進行情況，代表們的發言，等等)，在黨的文獻和歷史著作中都沒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澤東問我，我這樣做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還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訴他是我自己想做，因為我對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事情確有興趣。

毛點了點頭，站起身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然後他說：”好吧，我將親自負責來說清一些主要問題。我想我是惟一能在這方面幫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議我們立刻就開始工作。我拿出筆記本，還沒準備好，他就口授起來了。看得出來，毛是習慣於發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記下了工作的計劃以及開始要敘述的問題。

毛懂得如何進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鐘的時間裡，他就研究中應該著重談什麼，不應該談什麼問題，扎實地給我上了一課。

我想想提我自己的計劃，但他甚至連聽都不聽。

他的全部論點的實質就是：”我是這些大事的主要參加者，是見證人，我是最好的評判人。”

接著，他規定了一個務必遵守的條件，即我寫完的文章必須經他過目，都要由他簽上名，從而使文章具有真實性，使其意義更為重大，等等。換句話說，我必須在他的嚴格控制下進行寫作，否則他就拒絕幫我闡明一些問題。

這一切看來頗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別無選擇。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黨及其發展情況、黨內思想衝突等問題，都由他親自來談。而我則只能從他那裡了解事實以及對事實所作的解釋。這時，毛明確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討論這些問題。他甚至說，他要就此提醒每個同志，不經他同意，不得跟我進行任何商討。

這完全不是開玩笑。中共領導內部關係的本質已經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須嚴格服從中共中央主席。

當提到關於紅軍的組織和發展問題時，他表示要給我上堂課。他專橫地把其他材料來源說成是”不合適的”和”有毒的”。在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進行討論。

在我們分手時，毛澤東說不得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的談話。我得一個人來。他說我用不著譯員阿列耶夫幫忙，因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聽懂所有問題。毛說：”旁人只會打擾我們的工作。”

話說到這裡，還沒有完。他開始吹捧我，同時，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們。我表示感到驚奇。毛竟反對我的意見，態度之粗魯和生硬，使我猛吃一驚。毛幾乎喊叫著告訴我說，在延安，誰都不可信任，我的蘇聯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為他們是外國人，等等。接著，他又讚揚起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斯大林同志來。

但這還沒完。我臨時走，他又對”在對付蔣介石問題上束縛了中共手腳的”博古、王明等”教條主義份子”辱罵了一番。他激動地想要說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繼續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路線，還說，”教條主義者的頭頭，實質上是黨的異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機會主義者”，等等。

他要論述的大致是這樣一些問題，如：”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與中共黨內反對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鬥爭”。

這種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顯地反映出毛在威信、榮譽和權力問題上是多麼敏感。他想成為一個在什麼事情上都絕對正確的人，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好吧，讓我們聽聽他要說些什麼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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