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我所認識的編輯
【大紀元8月23日訊】我認識許多編輯。因為寫作方向在思想、學術上面，認識的編輯也多半是思想學術類刊物的編輯。他們中不少人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方土地思想禁忌多，我在思考、研究和寫作上不接受任何禁忌的約束，寫出的東西往往不合時宜。思想禁忌這東西，用來鉗制人的思考和寫作，不一定管用。只要自己精神上是獨立的，再多的禁忌都阻止不了自由的思考、探索和寫作。可它在限制自由思考的成果變成出版物上，卻能量非凡。無形的禁忌化為明確的禁令，出版界就處在了頭懸達摩克利斯劍之境。我的稿子不少直接涉及當時尚屬「不宜」的論題，這些「不宜」稿子大多問世，多虧得處理稿件的編輯們有擔當。
一
我國思想學術編輯很不好當，不光要具備勝任工作的相應素養，還得準備承擔本不該由編輯承擔的風險。擔額外風險，拜國情所賜。每家報刊、雜誌、出版社名義上獨立法人單位，其實上有婆婆管制（不止一個），下有發揮餘熱的死盯。上管下盯，出版物動輒得咎。當然，並非所有出版物都如履薄冰，嚴管對像主要在思想學術性方面，特別在讀者範圍較廣的非學術的思想性方面。這類出版物觸犯禁忌，過去一般拿作者是問，雖然委屈思想自由，可好歹歪打正著跟「文責自負」的通則對上了號。自從懲處對像由作者向編輯轉移，編輯的風險就陡增了，輕則寫檢討、扣獎金，重則砸飯碗，搞不好還株連整個報刊雜誌或出版社。僅我認識的編輯朋友，有這等經歷的，都記不清多少位了；我有聯繫的刊物，消失了的，也好幾家了，最令人惋惜的是《方法》、《東方》和《東方文化》。
我是1998年偶然看到《方法》雜誌的。大氣而又洋溢著現代氣息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翻開雜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份風格獨特、內容豐富、思想銳利的月刊。投石問路寄去《民主的後援力量》，不料想很快就發表了。後來寄去多篇文章也相繼刊出。聯繫多了，漸漸瞭解到這份在國內外廣有影響的思想性雜誌編輯部只有幾個人，卻雄心勃勃，硬是在思想性出版物很低迷的情況下把雜誌辦成了一個自由開放的思想平台，經濟上也實現了自負盈虧。然而，當《方法》在社會影響上和經濟上都步入良性循環之時，卻不料雜誌的自由傾向已經招致厄運逼近。為了雜誌能夠繼續生存，編輯部作了大量努力，一批兩院院士也以高度的評價對這份中國科協主管的雜誌表示支持，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1999年3月，《方法》停了，說是整頓，卻再也未能獲准復刊。
從向《方法》投第一篇稿到它停刊，編、作之間的合作不到一年，卻很難忘。他們收到稿件，會很快就把處理意見通知作者。發我第二篇文章時，建立了電話聯繫。那天很有意思，一天之內接了編輯部三個人的電話，內容一樣，都是通知我文章採用了。我有點納悶：怎麼這麼隆重？雜誌停刊後，見到來蓉辦事的原執行主編李可，聽他聊《方法》，才知道編輯部的女士和男士拿我的性別打了個賭，打電話證實贏輸來著。這有趣的小插曲之外，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們並非職業編輯出身，卻表現出優秀編輯的素養。首先是充分尊重作者，有問題及時跟作者溝通，不輕易作文字改動，更不閹割文章的精神。我認為這是對作者精神世界的尊重，所以很看重這一點。特別是此前有過的和後來仍不時遭遇的一些文章被改得慘不忍睹的經歷，更讓我覺得，在一個對支配、扭曲人的精神普遍習以為常、甚至認為理所當然的環境中，這種尊重十分難能可貴。再就是敬業精神。我見識過某些編輯借自己掌握著公共傳媒的有利位置經營自己，包括利用跟作者的關係經營自己。但《方法》的編輯為推出心目中的好作品竭盡全力，跟作者之間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相互欣賞彼此工作的單純關係。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相當理想的編、作關係。因為這，我把他們視為朋友，聯繫不多，但彼此關注著，有機會的時候則見見面。2001年在北京再次見到了李可，他信息多，特別能侃，帶來一頓信息大餐。那次在北京還認識了《方法》的美編陳威威。她當時已在中評網。她為中評網設計的主頁，底色是純正的黑色，頁面正中是一頭體型健美的金色獵豹，只是嘴裡叼的不是羚羊，而是一支冒煙的香煙，正吞雲吐霧呢。這頁面真是漂亮而又充滿幽默感。威威倒是在繼續發揮特長，但其他幾位都沒能繼續辦刊物，實在可惜。
《方法》之後，輪到《書屋》當出頭鳥。之前「北有《方法》南有《書屋》」，就已經使書屋很受關注了，方法一停，書屋便處在了風口浪尖上。跟方法一樣，編輯部很精幹，就三人。主編周實，我沒見過面，但從雜誌風格和讀他的詩集，知道是一個執著、堅韌，敢作敢為、抱定目標不回頭的人。認準的好稿子，頂著雷也要發出來。本來就惹眼，還經常上演驚險動作，麻煩自然少不了。大抵好稿子，都不可能在思想上循規蹈矩，所以很容易觸及到什麼禁忌或冒犯到什麼權威。結果，發好稿和雜誌的平安竟常常不可兼得，但這位主編心大，熊掌和魚都要，於是，就多了一門必須經常做的「功課」：向有關部門作檢討。有時還得專程赴京檢討，緩和可能灼燒掉書屋的怒氣。然而，在接連發了幾篇達數萬字的重頭文章後，特別是發了一位去國學者關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問題的長文後，引發的怒火就不是檢討能平息的了。不過，對書屋的處置不像對方法雜誌，書屋沒被停掉，但編輯部徹底改組，原先三人一個不留，統統走人。有意思的是，整肅後的書屋沒過兩期，就悄悄向原來的辦刊方向回轉，當然，新編輯部謹慎多了，惹大麻煩的文章是不會發了。
周實一定是鍾情於思想領域，後來在網絡世界開闢新的空間，搞起了《真名網》。曾來郵件邀請我註冊帖文，可我笨，從未註冊成功過，幾乎有點註冊恐懼症。網站幫註冊了，還告知賬號和密碼，我倒是上去了，看到一個很出色的思想平台，可就是不會貼文，真是有負邀請。
比起《方法》、《書屋》這類非學術的思想性刊物，廣州的《東方文化》每期都有相當比例的學術文章。可它刊登的學術文章一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注；二不屬於我國學界特別盛產的配合性「學術」，這類「學術」佔據著那些號稱權威的學術期刊大量版面，即使一些有個性、有追求的很不錯的學術期刊，為著增加安全係數，每期也總得安排它一兩篇。但在《東方文化》，我沒看到過有此種「學術」文章。這一來，它就很異類了。
我跟《東方文化》結緣於我在1999年初秋寫的《南橘北枳的「教育產業化」》一文。文章揭露當年從夏季開始在「教育產業化」名義下暴漲學費的實質及其後果；批駁為學費暴漲辯護的種種說辭；通過與美國一些大學在堅守大學核心價值前提下進行的一定程度產業化嘗試相對照，指出中國式教育產業化把人家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舉措扭曲、變形為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由於「教育產業化」名義下的學費暴漲乃是伴著1999年6月中旬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過後才透露的家庭要多擔教育「成本」的風聲出現的，似乎是獲得政策支持的做法。公共傳媒一如常見的那樣，對這一顯得大有來頭的舉措幾乎一邊倒的辯護、叫好。質疑和批評很少見，即使有，也是被打磨過的和被置於陪襯地位的。我以近萬字的文章對此進行系統剖析，跟時令精神大大犯沖，沒有一家報刊敢頂風發表。2000年初才有地方報刊摘登了片斷。而這年四月，一家書店請我作講座，我講了這個問題。次日，本地青年報在頭版以《……炮轟「教育產業化」》為題介紹了講座內容，第二天報社就遭到整頓，寫報導的記者受到重重懲處。如此大動干戈，肯定不是因為這篇報道用了一個蹩腳的標題。輾轉一年多，2000年底發給了素無聯繫的東方文化。此時的公共傳媒在教育產業化問題上還是顯得諱莫如深，我對文章能否採用沒抱多大希望。但出乎意料，東方文化一收到就很快定下來。文章在2001年2期全文登出，原汁原味，一字未動，後來發的多篇長文同樣如此。從這篇文章開始，副主編余皓明跟我建立起經常性的電話聯繫。從第一次電話我就發現，她很樂於也非常善於跟作者溝通。後來，除了約稿，還常常在電話中談起她對雜誌的設想、打算組織的選題……言談中，覺著她十分熱愛編輯工作，而且全力扶持岌岌無名卻很有才華的青年作者。有一次，我讀到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記得內容屬於中國史範疇，文章篇幅不長，但文字洗練、見解不同凡響，且考證翔實、嚴謹。看得出，有相當深厚的學術功底。字裡行間透出的智慧、幽默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姓名我從未聽說過。一次她來電話時我好奇地問：「這季x是誰啊？文章寫得可真漂亮！」余皓明告訴我，是一位正在復旦讀博的青年人，已經發了他幾篇文章，正在幫助聯繫出版他的學術文集。她還講了不少軼事，作者那些書獃子氣的故事，直讓人忍俊不禁。後來聽丁東、謝泳也講起，季x完全活在書齋裡，全部時間都在讀書，極不善於跟外界接觸。聽了讀了，我很感慨，學界浮躁越來越甚，卻還有人這麼耐得住寂寞、這麼腳踏實地做學問，實在不容易。雖然關在書齋，頭腦中卻風雲激盪。從已經讀到的文字，我敢斷言，他將是學術上有大成就的人。
如果東方文化能一直存在，以余皓明不論資歷、不重關係而只以質量取文的作風，她還會繼續推出優秀作者給讀者新的驚喜。遺憾的是，2003年下半年，東方文化面臨危機了。主管方說要將辦刊方向轉到時尚上。為何要這樣？原因秘而不宣。為了保住這份有良好信譽的雜誌，余皓明他們作了持續的努力，其中的艱辛，局外人很難想像，我是從她那段時間的電話和郵件才多少能體會一點。但再怎麼努力，仍然跟方法雜誌一樣，最終沒能保住。不同的是，方法雜誌死得明明白白，東方文化死得不明不白。
大概最後一期上登有一張編輯部「全家福」照片，從照片看，余皓明是一位身材嬌小的南國女性。但她編的稿子讓人感到她的膽識和魄力。
同時在2003年底停刊的還有北京的《東方》，這也是一份在思想、文化界享有良好聲譽的期刊。
二
上面提到的幾家刊物風格各異，但它們的編輯有很多相似處。膽識、魄力、敬業，特別是都很尊重作者的精神世界，盡可能呈現作品原貌。所有這些，尤其後面這一點，其實是優秀編輯最具共性的特徵，我認識的其他優秀編輯也個個如此。雖然在道理上，尊重作者的精神產品是基於思想自由原則的通例，但在中國並不具有常識的地位，做起來很不容易。現實中一些無法忽略的力量使認同這一原則的編輯也可能對文章進行傷及內容的處理。對作者來說，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閹割是很惱火的。在編輯方面，這樣做常常也是不得已。很多情況下，為了能夠通過審查，編輯不得不對文章的觀點和表述進行艱難取捨。詩人李靜也是我認識的一位出色編輯，曾先後在《北京文學》和《東方》做編輯工作。她約我寫過幾次稿，次次遇上雜誌的多事之秋，寫好的稿子最後都擱淺了，但彼此都有一份理解。後來，她就刪改《公民誕生的條件》一文發來郵件，看到信中把被迫的文字刪改自喻為「精神上揮刀自宮」，還有「內心產生罪惡感」這樣的話，我意識到，對一個好編輯來說，自己動手作非己所願的刪改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然而，有很多編輯卻並非如此。
我國曾長期貶斥思想自由，後來沒再明確貶斥，但還是拿它當防範對像；而統一思想、支配和控制人情感、價值觀的持久嗜好，早就使得對人精神世界的干預成家常便飯。至少直到1990年代，不少期刊的徵稿啟示上都還專門有「編輯部有權對文章進行改動」這樣理直氣壯的聲明，至於改動是不是該跟作者商量、溝通，就免提了。特殊的環境促成了期刊對作者的精神霸權。這樣的辦刊環境下，編輯隊伍中相當部分人壓根不具有一種基本認識：一個人的文字——如果是真實思想的表達的話——，無論觀點內容或包括語詞選擇在內的表達方式，都是作者的個性、思想情感、精神價值傾向、思維特徵的反映。如果不是思考和表達上的疏漏或者篇幅限制，能不動盡量不動，如果非動不可，應該先跟作者溝通。但不少編輯毫無這種意識，喜歡大筆一揮，作完全不必要的改動。以我的經驗，不必要的改動，幾乎無一例外會改出毛病。數年前我寫《大學之魂》中有這樣一段：「即使在謊言可以任意傳播，真理被當作異端搜索和鎮壓的專制暗夜中，大學仍是一塊自由的綠洲」。不料，收進教育自選集的這篇文章，「專制暗夜」前面給憑空添上了「中世紀」，不僅意思給弄擰了，而且把一種我根本不同意的對中世紀的性質判斷強加到我頭上。我可以理解，該編輯對中世紀的這種看法是受我國教科書的影響，但不可理解的是，編者怎麼能把自己視中世紀為專制暗夜、而且把人類經歷的專制暗夜限定在中世紀的看法強加於我？通訊如此發達，作這樣性質的添加，為什麼不徵求作者意見？遇上的比這更糟的強加於人是把政治權勢人物的話塞進我文章。某政經類核心期刊04年要去我關於教育問題的幾篇稿，稿子遲遲不用倒也罷了，被刪得七零八落也罷了，可當我看到網絡版上的文章給塞了一段「xxx語錄」，這種從觀念、信仰和情感上強加於人，還把靠引述政治權威的話顯示真理在握的惡劣學風強加於人的做法使我極為憤怒，措詞激烈地寫信抗議。還好，雜誌社很快回信表示接受意見並表達了歉意。而一周前收到的一份雜誌讓我見識了另一種強加於人。雜誌上一篇署名「肖雪慧」的五千來字文章，竟有四分之一篇幅涉及其他學者觀點的文字根本不是我原文的內容；而對我所寫內容作的一些毫無必要的文字變更又把原本好端端的意思弄得牛唇不對馬嘴。給我添加許多文字其實蠻辛苦，可是，添加者為什麼不想想，把其他學者的觀點弄進我的文章（而且充當了我文章的開頭和結尾），豈不是在強迫我接受別人觀點？
被施與精神強加，僅我自己就如此頻繁遇上，別人遇到的也肯定少不了。也許有人認為這司空見慣之事沒什麼大不了。然而，不被篡改，不接受不屬於自己思想的文字，是思想者的基本權利；雜誌社一方，尊重作者的精神世界，不強加於人，不把根本不屬於作者的文字張冠李戴到作者頭上，是應該遵守的基本職業規範。可是，這一基本規範竟然還未提上日程。從網上查到的一份有關中國編輯學會於2003年召開的全國編輯學理論研討會的會議紀要，對代表們的發言總結了19個方面，竟沒有一個方面甚至哪怕一句話提及這一點。如何基於對思想自由原則的共同尊重確立編、作之間健康關係，似乎是我國編輯學的盲點。這種情況下，那些盡力呈現作品原貌、堅持與作者就文章內容溝通、交流的編輯就更顯難能可貴；而那些有過這類失誤但一經提出便倍加注意或以某種方式作出回應，同樣難能可貴，例如上面提到的那家政經類核心期刊表現的風度和誠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xx科學論壇》。幾年前一篇文章經他們一個看似不大的改動，一下就使改動部分文風變了，引出我一封長信。編輯部同樣表現出風度和誠意。副主編張x還對我由這一改動觸發就語詞選用與作者情感、思想傾向的關係寫點什麼的想法表示支持。之後，凡對文章有所改動，都會及時通氣。改動意見一般都很高明，既可避免觸雷，又不削弱文章的思想力度，而這，我自己是作不到的。在他們那裡，雖然有幾篇已經編好的文章最終沒能刊出，但我瞭解這種雜誌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處境，理解他們的難處，絲毫不影響繼續合作和彼此的友誼。從這段經歷，我發現，作者與編者之間的互動、交流，既可以使雙方保持溝通，彼此還都可以從交流中發現自己的盲點。
跟編輯們合作的若干愉快或不愉快經歷使我感到，優秀的編輯在推進我國的思想、學術進步上，他們的作用舉足輕重。但基於思想自由這一普世價值的相應規範的缺席，使優秀編輯不得不把許多精力用於在發優質稿件與規避犯忌之間小心平衡。
中國真要想實現創造力的勃發，不能永遠自外於思想自由原則，不能自外於由它衍生出來的學術規範、編輯規範。就編輯界來說，只有當這一原則確立起來，才能真正獲得編輯工作所必需的寬鬆環境。
2006年6月24日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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