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 2006年，中國政府日益加緊控制媒體的種種舉措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從2005年年底開始，中國媒體接連受到政府整肅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從《新京報》停刊開始，繼之是《中國青年報•冰點》被封，《公益時報》總編換人，《深圳法制報》關張，《百姓》一度停刊。儘管事情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這一連串事件卻組成了中國媒體受政府整肅的悲情畫面。
緊接著就是美國國會在人權組織的壓力下，就幫助中國政府控制網路一事，兩度傳召微軟等四大網路公司。尤其是7月5日中國全國人大通過《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用法律的形式限制媒體報導疫情、災害等突發事件，對於違反政府規定擅自發佈突發事件事態發展信息的媒體，草案規定將處以「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如此公然限制新聞自由的惡法出台，終於將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良好期望撕得粉碎，外國駐華媒體終於開始考慮他們的記者對中國的採訪報導是否也會受到這條法律的限制－－而這距離我完成「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一研究報告已經有兩年半之久。
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想法，並非始自我流寓海外。早在當年就職於深圳一家媒體時，因為對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內幕有太多的瞭解，就一直在搜集資料，期望有一天能夠將其寫出來公諸於世。而來到美國之後，承蒙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資助，使我在2003年完成了《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一研究報告。目前這本英文稿就是在當年這部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增補修訂完成的。
通過這本書闡述的事實，讀者會明白一個嚴酷的現實：在中國，是中國政府在監督媒體與媒體從業人員，而並非媒體這些所謂「社會公器」在發揮輿論監督作用－－而且中國媒體與民主國家媒體最大的不同，完全可由中國政府對媒體的定義而見一斑，中國的媒體號稱「黨的喉舌」。由於拙著對中國政府制度化控制傳媒已有系統的闡述，在這篇為台灣讀者寫的序言中，筆者就只分析在寫作這本書時，中國之外的媒體採訪我時，經常會提出的一些帶有普遍性的疑問－－因為這些疑問代表海外對中國傳媒現狀的一些普遍誤解。
誤解之一：市場化能夠促進媒體自由化
當我申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資助時，反覆遇到的一個提問是：「中國的媒體正在市場化，外國傳媒也在陸續進入中國市場，這些都將促使中國傳媒業的自由化，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還能夠成功地控制媒體嗎？」－－這個問題遠未過時，就在2006年2月16日BBC英文部的Tim採訪我時仍舊提出同樣的問題。
我只能盡量簡明扼要地陳述事實。中國媒體業人士對市場化有一段精確的描述，那就是：在不放鬆新聞管制的情況下迫使媒體下海（即市場化），有如先捆住一個人的手腳，再一腳將這個人踢下海。在禁區多多、新聞來源相對單一的情況下，中國媒體為了在市場中立穩腳跟，只好被迫在聲色犬馬上做文章，中國網路媒體上的色情內容早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各國。而中國政府也樂意將國民引導到放縱物慾，不問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至於外國媒體在中國投資，也必須遵循中國的新聞審查規則，盡量不碰政治話題。
而外國各大媒體在中國為了生存，為了在巨大的中國傳媒市場當中分一杯羹－－雖然這僅僅只是想像，但已經讓他們激動不已，懷抱這種理想的典型是默多克的新聞集團與英國的BBC。他們忙於向世界描繪的是這樣一幅圖景：中國傳媒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如何瓜分這塊蛋糕，將牽涉到21世紀世界媒體市場的利益格局。如果說世界各大傳媒在進入中國市場初期，還曾經幻想過假以時日，緩慢地促進中國的新聞自由，但到了2000年以後，早已沒有任何傳媒集團愚蠢到要在中國堅持傳媒理念。大家心照不宣的話題是：在絕對服從中國政府政治領導的前提下，中國當局究竟將中國媒體市場這塊蛋糕賞給誰吃？
對自己在中國市場上瓜分一塊蛋糕最有信心的當屬世界傳媒大亨、新聞集團（News Corp.）的默多克。多年來，為了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默多克曾花了不少精力金錢與中國高官結交，並獲得相當大的成功。而他的成功秘籍就是從不涉足政治領域，更不關心中國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甚至中國媒體都關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視野之內。
對促使中國媒體自由化，他更是刻意表現出一副漠不關心之態。他甚至還採取了一些中國式的借道方式，比如投資香港鳳凰衛視（這家電視有很明顯的中國政府背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進入中國傳媒市場。總之，直到2005年8月3日中國文化部發佈《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之前，誰想要告訴世界：市場化並不能促進中國媒體自由化，誰都認為言說者有偏見。BBC雖然還未走得那麼遠，但至少也傚法默多克的態度。
默多克在中國撞了牆之後，市場化將促進中國傳媒自由化這一聲音暫時沉寂下去，但將市場化與中國政治民主化掛起鉤來的聲音還照樣那麼強烈。這些人誤解了一個基本事實：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與多種政治體制相結合。比如歷史上曾有納粹的極權政治，現實中有美國的民主政治、新加坡的威權政治與拉美國家的軍政府統治，這些國家都是高度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
誤解之二：網路能夠促進中國的信息傳播自由化
20世紀留給人類最偉大的科技文明就是網路的發明與普及。毫無疑問，在若干年後，它必然對中國的政治民主與新聞自由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但如果將這個結論往近拉至現在及今後5－10年，這個結論就不能成立。因為網路在中國的使用，卻讓中國政府投入巨資發展了網路業的一大偏門：網路控制。
作為一個網路的使用者來說，要想弄清楚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網路並非易事。我在寫作中國政府管制網路這一部分時，非常有幸地發現了幾篇英文文章，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那篇題為「金盾工程：中國龐大的電訊科技監控系統」。該文作者Greg Walton曾參加中國的互聯網開通建設工作，對外國公司提供技術支持，幫助中國政府建設網路控制系統的情況非常瞭解。回到美國後良心發現，寫了這麼一篇文章。另一位作者乾脆在他的文章裡指出，美國有責任幫助中國人民奪回互聯網這一促使信息自由流通的工具，「我們可以鋪下革命的聯絡網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中國未來的世世代代將不會原諒我們。」
我根據自己對國內互聯網的分析，以及這些英文文章對外國高科技公司內幕的介紹，寫成了有關互聯網控制的有關章節。此後，我多次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提出要求：希望美國立法限制美國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進行這種不光彩的技術合作。
在研究中國網路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哈佛大學的一個項目，openNet Intiative。這個項目的研究小組有關中國的報告是《中國的網路過濾，2004－2005》，而事實上他們這個報告是連續性的，在此之前還有2003年中國網路控制情況的一個報告。去年這個項目的主要參與者在國會的美國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也曾要求國會立法限制美國公司幫助中國控制網路言論。
在這裡還必須要提到的兩個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與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這兩個組織從未相信過中國政府的謊言，一直在為促進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做持續不懈的努力。我自己當年遭受中國政府的迫害，被安全局特務24小時全天候監控時，記者無疆界組織為此專門給江澤民寫信，要求停止對我的迫害。其他受迫害的中國記者也都得到這些組織的關注。現在世界終於相信中國媒體嚴重受到控制，言論自由於中國人還只是個遙遠的夢，這裡面，有上述這些組織與研究者的功勞。
誤解之三：中國人可以罵國家領導人＝言論自由
還有一些人士（包括常常回國的海外中國人）常說：中國人已經有了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可以罵國家領導人。有一位從事人權活動的女士曾充滿懷疑地對我講：她的家人告訴她，目前中國人在朋友家人之間，什麼話都可以講，沒有什麼禁區。末了她還問：「你的文章不也是在國內媒體上大量發表嗎？」
對於我的著作與文章在國內發表之後的遭遇，我可以列舉出若干媒體因發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整肅的事例。但將朋友家人之間可以自由討論等同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卻是個很大的誤解。我不止一次地對持類似誤解的人解釋：私人之間的自由談話與公共領域內的言論自由有實質區別。前者只表示在彼此信任的人之間一種意見交流，而後者才代表社會公共領域的言論自由。
最重要的是，這一見解還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在蘇聯斯大林鐵腕統治時期，蘇聯還有一種「廚房文化」，即家人坐在一起譏罵蘇聯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而中國人現在這種私下裡可以批評時政，但在公共場合又被迫說假話的政治文化，只使中國人現在養成了一種兩面性格，隨時在不同的場合根據政治需要變換面孔。
誤解之四：中國老百姓不需要新聞自由
由於中國的媒體實行批准登記制，任何媒體都必須掛靠在黨政機關之下，讓黨政機關做主管與主辦單位，更兼中國公眾無結社自由，這就使得中國公眾完全被剝奪了在公共領域內發言的任何可能性。這種現象外國人無從瞭解，而中國政府又常常代民立言，甚至聲稱中國老百姓素質太低，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不太成熟，因此許多外國人常常問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國老百姓是否覺得經濟生活改善就已經足夠，不需要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這實在是太深的一種誤解。應該承認，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治與現在的新極權政治，當局者確實在利用權力剝奪人民的記憶並重構歷史。在這樣一個國度裡，政府對人的思想的的控制和操縱不僅能扭曲國民的歷史記憶，並且能夠使人民對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產生免疫力與抵抗力。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九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闡述關於新聞自由的理念當然不太可能，但中國底層社會近十餘年來幾乎養成了一種將報社電視台等媒體當作申訴冤情之處，至少表明他們已經模糊地知道通過公眾傳播媒介幫助他們討公道，申訴自己的利益主張。這種投訴大多數時候無果而終，但憤慨的民眾卻難免發出對傳媒的指責，比如「你們也是吃官飯的，當然官官相護」之類。
而中國知識界對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因果關係更是心知肚明，這些年來一直有不少人身體力行，為了披露一些社會真相、說一些真話而被中國當局無情整肅。為了讓人們瞭解中國記者與知識界當中的良知人士為了中國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我在研究報告當中專門撰寫了「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國記者」與「犧牲者墓園」。
中國的民主化必須由爭取新聞自由開始
平心而論，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曾出現過一段言論管制相對寬鬆時期。當時，《南方週末》的大膽敢言一度在報業獨領風騷，而《書屋》等雜誌更是一度成為知識界人士發表前沿思想的陣地。與這些媒體相比，《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所載文章並不算出位。只是上述媒體相繼遭到大整肅閹割之後，「冰點」以及後來開辦的《新京報》就成了韭菜地裡最高的那一茬韭菜。而這兩家絕不涉足政治，只涉足社會領域的報紙最終也被中宣部揮刀相向，只說明中國政府對輿論的控制日益加緊，已經收縮到讓人們無法再有任何騰挪餘地。
遭受整肅的媒體在中國幾乎無時無之。以往媒體受到整肅時，知識界往往有人說這是因為所發文章言論太偏激，作者、編者不善於保護自己。這種心態說是「犬儒主義」也罷，說是「明哲保身」也罷，其結果使得中國政府日益肆無忌憚。
最近這幾年有一段話在中國被引用得最多，那就是「二戰」以後，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師為了讓人類社會永遠記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血腥恥辱，在波士頓樹起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銘刻了這樣一段話：
「當初他們（指法西斯德國納粹黨）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我想借此提醒我的中國同胞，爭取自由民主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但同時我還想說明，在這一過程當中，國際社會的幫助也絕不可少。一個極權專制的中國政府，對世界的自由和平只能起負面作用。也因此，國際社會負有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義務。
我很欣慰的是，從2006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態與新聞自由的關注逐漸多了起來，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已經意識到一個專制極權的中國政府無法成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這種關注使得為中國人權與政治民主化而奮鬥的人不再那麼孤獨。而行動必始於思想，新聞自由不僅使人們獲得更多的知情權，也將使諸多有價值的獨立思考得以傳播，而這些正是中國政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條件。
作者2006年7月初寫於美國新澤西州
購書聯繫方式：
出版者：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http://www.limingco.com.tw/
聯絡人：王君小姐
[email protected]
郵局劃撥帳號：13732643
電話：02-2331-4046 02-2311-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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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秘》一書，是何清漣在為中國人權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基礎上增修而成，全書25萬字左右。由台灣黎明文化公司於2006年5月下旬出版，首印2000冊已於7月初售完，第二次印刷的1000冊亦已投放市場。
作者秉承其一貫的研究風格，以非常詳實的資料，系統分析了中國政府如何從制度與法律上對媒體進行嚴密的控制，「國家安全」這一名義是如何被中國當局用來懲罰那些不聽命的記者以及對中國現狀持批評態度的人士。該書還以大量篇幅介紹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新興傳播媒介網路上的各種「努力」。作者以其在海外的觀察便利，分析了外國傳媒為了進入中國傳媒市場而放棄新聞自由的理念，自覺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各種姿態。有關中國政府迫害本國記者以及對海外華文媒體的滲透，書中亦有大量分析。
有關中國傳媒市場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本書堪稱第一。作者本人有長期在中國媒體工作的經驗，這本書打破了世人對中國傳媒市場化必然促進媒體自由化的迷思，有助於人們瞭解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嚴苛狀態。可以說，本書為瞭解中國政治民主化為何困難重重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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