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心有壁壘 不見橋樑– 與趙剛理論
【大紀元7月18日訊】五月底，龍應台在大陸《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欄，發表了她的長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下面簡稱《台灣》）。接著，大陸《讀書》雜誌（2005年第7期）刊登了的台灣學者趙剛的批評文章《和解的壁壘》（下面簡稱《壁壘》）。
龍應台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對台灣在野的國親兩黨主席連戰、宋楚瑜出訪大陸寫的一些感想。龍應台文章發表後，大陸媒體一片寂靜。很快，4個月就這樣過去了。而趙剛的批評文章幾乎是唯一被大陸媒體刊登的反應。於是，他的批評幾乎帶有蓋棺論定的效果。
趙剛對龍應台的批評，主要指龍應台在不同的時代、試圖分別在海峽兩岸推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化。他列舉美國式現代化的種種弊端，指出美國才是龍應台應該批判的正確方向。二是台灣人趙剛以局內人身份，在讚揚大陸經濟成就同時，列舉台灣今天存在的種種問題。結論引向：龍應台當年在台灣引進一把野火，或者說引進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化觀念後，台灣問題多多。現在，大陸發展成績斐然，龍應台卻是持續「冷戰思維」，批評大陸，不僅是攪局，還徒然增加兩岸對話的壁壘。
龍應台的《台灣》一文，究竟是在兩岸之間增設壁壘，還是架構橋樑？
一
假如進入對美國現代化的爭論，趙剛的批評，自有其充足論據。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在自然發展中經歷的一個階段。西方，及其龍頭美國，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自然會遭遇新問題，需要反省、解決的事情何止萬千。尚未完全走進去的地區，有人看到現代化的優點優勢，會希望推動現代化；也有人歷數先行者遇到的問題，說我們萬萬不能跟著去。這樣的爭論一直在進行，公婆都有理。批評現代化永遠不會缺理由。順便說句也許和主題無關的話，先行者走到這一步，優劣不論，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後來者要阻止一個地區的現代化發生，或許先要找到扭轉這種必然性的力量。否則批判歸批判，去還是會去的。
所以，以評判美國現代化的方式批評龍應台，龍應台很難反駁。可是，這需要一個前提：就是認定龍應台《台灣》一文，是在全面肯定、並且試圖在兩岸全面推銷美國式的現代化。如此，別人和趙剛之間的分歧，就是有關西方、美國的現代化的學術討論。
所以，我們先要看看龍應台《台灣》一文，想說的究竟是什麼。
只要是讀過一點龍應台文章的人，都會注意到，龍應台對美國現代化中的問題有諸多批評、對近年來台灣遇到的問題，可以說憂慮重重。可是，你確實無法否認，不論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灣》一文，龍應台是在堅持西方現代化的某一點價值觀。也就是說，龍應台雖批評西方，卻沒有全盤否定西方的價值觀。我想，在展開對美國現代化的批判之前，應該把龍應台在堅持的那一點東西找到，看看那一點價值究竟是什麼、是不是有道理。
對這一點點價值觀的宣揚，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裡印了24版的原因。與其說是龍應台獨自點燃一片野火，還不如說她只是點燃了一個火種。火種一點，野火自然在燃燒開來。這是因為台灣民眾在呼應。所以，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野火集》不是一個作家的個人事件，而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於這個價值觀普遍為民眾所接受，台灣隨後發生了一個質變。這個質變，如龍應台所說，是許多台灣人幾十年來努力的結果。
在包括龍應台在內的許多台灣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灣有多少問題，這個質變，標誌著社會的一個進步。假如要從「西方現代化」這個汪洋大海中，準確地撈到龍應台在宣揚的那個價值觀，我想，先要確認：二十年前，由於這個價值觀的確立，台灣發生的質變是什麼。
我吃不準在趙剛眼中，台灣這個本質的進步是不是存在。因為在他的《壁壘》一文中，應用美國學者的定義，把美國和台灣定義為非民主制。檢驗標準是從社群主義理論引出的：沒有給入境工作的外國人以公民權，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灣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採訪。南方朔經常在批判美國現代化，可是談到台灣現狀，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說：台灣現在畢竟進步了，現在你批評政府，它不會抓你去坐監。這也是一個台灣局內人，根據切身體會，用最簡單的常識，準確道出了台灣質變的關鍵－－專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頭再看龍應台的《野火集》和《台灣》一文，其實無涉從每一個細節全盤肯定西方現代化，而只是堅持一個最基本的價值，那就是，應該從專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會。批評政府的人，政府不應抓他去「坐監」。
二
趙剛偏重談到了台灣今天存在的問題，大陸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陸之進步、成就對比了台灣的問題、麻煩。我相信，趙剛文章實在篇幅有限，舉的例子只是萬千事實之一二，這些列舉，絕對不錯。
民主體制絕非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仙丹妙藥。接下來，趙剛潛在的問題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如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有自己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許多以前不存在的嚴重問題。而在一個專制體制的社會中，仍然可能經濟起飛，發生巨大的社會進步。台灣的經濟起飛，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民主化？
這讓我想起，將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國也在討論同樣的問題。南方和北方，在討論廢除奴隸制。奴隸制和專制一樣，曾經都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它們只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們曾經對它們習以為常。可是，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人們對奴隸制就是說什麼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並不是奴隸，哪怕自己可以從這個制度得到好處，還是覺得忍無可忍。人的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內心中就有一些什麼東西在甦醒。
在美國，這個變化先發生在北方。當時，先行廢奴的北方，出現嚴重的種族問題，甚至犯罪率升高、產生種族衝突、暴亂等等。南方在當時有兩個特點，一是奴隸制，二是嚴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極嚴，囚犯服刑長而極苦。所以，相對來說，南方地區秩序井然，犯罪率低。這是南方長期來的驕傲，所謂南方式「法律與秩序」。同時，由於美國當時還是農業經濟，依賴奴隸勞動的南方，經濟發達、富得流油。要不要廢奴的討論，只要避開奴隸制的人道問題本身，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等各個角度去看，可以說北方處處都理虧。結果，討論在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進行，就是雙方雖然在討論同一個制度的存廢問題，話題卻常常是錯開的。你談奴隸制的人道問題，我談經濟和社會治安。
南北戰爭強行廢奴之後，南方舊有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又開始了將近100年的種族隔離，黑人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眾私刑。因此，當時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於是，北方和南方，關於是否要廢除南方幾個極端州種族隔離的討論，又持續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為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南方種族隔離的判決執法，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來到阿拉巴馬州。他和州長沃利斯，就發生了一場經典的南北爭論。沃利斯州長對聯邦司法部長指出，阿拉巴馬這樣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實行了種族融合的北方，問題一大堆，無法擁有南方這樣的秩序。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也承認，北方確是存在種族矛盾、存在許多問題。這時，沃利斯州長驕傲地打斷他說，我們這裡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南方安全、安定。不論在阿拉巴馬的哪個城市，不論是白人區還是黑人區，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們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嗎？
沃利斯說的是事實。在這場辯論中，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明顯處於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個人的平等自由，與社會的安定秩序，是互為代價的。在南方廢奴和廢除種族隔離之前，每一個人都能夠清楚預見到，南方的大城市將立即出現和北方一樣的種族問題和衝突。最後，它也果真出現、甚至持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所有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都在為此支付代價。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個仍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人，也都已經確信，不論將支付怎樣的社會代價，當年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廢除，勢在必行。因為，社會進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經把奴隸制、種族隔離，先後劃在了能夠被接受的底線之下。阿拉巴馬州當年的沃利斯州長，晚年坐著輪椅到黑人教堂，為自己當年維護種族隔離而向黑人道歉。他說，廢除了種族隔離後的阿拉巴馬，比當年的阿拉巴馬要好得多。
被劃在文明能夠接受的底線下面的，還有專制。如南方朔所說的，在專制制度下，你批評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監」。你沒有批評的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為了發表言論，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現代社會，認為這實在是太野蠻，就像當年看奴隸制，覺得無論如何看不下去。台灣社會問題再多，你請台灣民眾回到當年的專制體制試試。
二戰之後，國共對決，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慘烈廝殺，死傷無數，最後分踞台灣海峽兩岸，幾十年勢不兩立。可是，其實兩岸之間，它們的本質、它們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間完全不缺乏瞭解和理解。它們互稱對方為「匪」。它們對政黨的理解，都是革命黨思維，區別只是各自認定自己是「革命黨」，而對方則是反革命的「匪黨」「匪幫」。它們都不知道「議會黨」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勢力範圍裡，都不容許任何反對黨的存在。它們都禁書，區別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評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監。因此分別有過「白色恐怖」、「紅色恐怖」。這種思維方式的一致性，來源於它們社會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壘，來自於它們共同的敵對思維。
三十年前，大陸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時期，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台灣開始了它的民主化進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過去相比，可以說都是翻天覆地的進步。這種進步導致它們在逐步努力消除敵對，在相互走近。從經濟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麼，是不是它們之間今天就已經沒有壁壘，可以順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無事，而是如趙剛所批評的那樣，反是龍應台的文章，在增設「和解的壁壘」？
兩岸都進步了。進步的內容卻並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話來檢驗，兩岸進步的本質差異立現。
大陸政治制度的進步，還沒有走到從文明社會能夠接受的底線，沒有躍出的那個關鍵點。龍應台的《台灣》一文，試圖介紹台灣如何走出「廢除奴隸制」這一步的經驗，希望成為大陸的借鑒，這是龍應台的本意。因為制度的差異，造成思維方式的差異，也就必然導致理解的差異。在龍應台看來，這才是兩岸和解的壁壘。這其實不深奧，道理很好懂。你說兩岸文化相同，血濃於水，理應成為一家人，現在分作兩家，太不近人情，這是大敘述。可是，落實到具體問題，就是龍應台說的小敘述，我自己小家庭過日子，不管怎麼說，過得自由自在；看看那個大家庭，說是批評家長輕則要受罰，重則要沉潭，我當然不敢捨命合進去。
台海兩岸這場討論，和美國當年的南北討論很相似，雙方雖然討論同一個「統一」問題，話題卻是錯位的。一方說專制太蠻橫，另一方說，民主社會有那麼多問題，專制社會也在經濟起飛，也有進步。龍應台看到了這場錯位討論的荒誕性，相互交流時大敘述和小敘述對不上，明曉關鍵在制度差異。回頭看看，要台灣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勸退的門也沒有。於是，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台灣人走過的「來路」介紹給大陸，希望此岸與時俱「進」，走出專制，使得對話的壁壘，自然坍塌。我想，這是龍應台的本意。
三
趙剛批評龍應台的一個有力論據，就是在龍應台主張的東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國的定語，頗俱殺傷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語」上，令讀者不再深究龍應台主張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它直刺人們的民族自尊心，人們只是隨著趙剛的指引，開始問：「我們為什麼要舶來的價值觀」，更何況，這舶來品還是來自於我所討厭的美國。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話題：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價值觀。照今天的時髦說法，是不是有普世價值。說它悠久，是因為這個問題的誕生遠在美國誕生之前，它在兩千年前就有了。
兩千年前的羅馬人西塞羅老頭，他講了一句話，曾讓我大吃一驚。他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會像「人」那樣，彼此之間如此相像。他認為，若究根究底，人與人之間，就像一個人自己跟自己那麼相似。我看了之後，本能的反應就是意見不同：這怎麼可能，人和人之間差別太大了。
原來，西塞羅是在試著探討人的「自然本原」的狀態。他要刨去人在社會中長出來的枝枝椏椏，追蹤到人還像亞當夏娃那樣，很純樸地站在伊甸園裡，還沒有被社會文化侵染之前的狀態。這種對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麼意義？原來，這位兩千年前的羅馬律師和政治家，試圖從人的自然狀態，找出人類社會的自然法觀。
一旦進了伊甸園，你會發現西塞羅還是很有道理。仔細打量，人和人之間，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絕對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說，只要是個正常人，就沒人願意自己被殺被搶的，沒人願意當奴隸的，沒人願意別人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的，沒人願意發表一點意見就被關起來、殺掉的，等等。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狀態。人要維護自己這樣的生存狀態，就是維護人的「自然權利」。這權利與生俱來。就剛才那簡單的幾個「不願意」，已經隱含了生命的權利，平等的權利，人身自由的權利等等。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羅在兩千年前已經認定，法律不是什麼人隨便說了算的，就算憲法也不是立法機構通過了就算數的。它的後面，必須還要有「自然法」。鑒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實很簡單。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句話。我們只要把立法者放進去試試，就知道這「法」是否正義。比如說，你打算立法，規定說，只要執法機構願意，某人沒犯罪也能把他給抓起來。那麼，最簡單的測試辦法就是，對立法的那傢伙說，假如你沒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給抓起來，你覺得可以嗎？假如你認定別人不可以這樣對待你，你對別人這樣立法就肯定「不正義」。
在人們發現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相似的時候，不僅是法律基礎，價值觀問題也迎刃而解。本質如此相同的人類，說是完全沒有共同價值觀，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個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可是，也終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類共同的。
所以，另一個比西塞羅還要早的羅馬老頭狄摩西尼說，「每一種法律都是一種發現」。法律不是胡編亂造、隨心所欲的，正義的法律是對自然法的發現。我想，正義的社會制度也是如此。人類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的確認，也同樣是一種對人性的逐步「發現」。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國北方的價值，也不是西方價值，而是一種普世價值。只是，不同的地區，走向現代文明的時間不同，在當時，美國南方認為，那不是他們認可的價值，今天的美國南方人，已經覺得他們前輩的想法不可思議。照南方朔的講法，因為他們「進步」了。
同樣，「你批評政府」，要「抓你去坐監」，也是在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人們，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不能因為美國人也這樣想，就說那是美國的專利價值觀。認同這個價值的那麼多國家，肯定沒有一個，會情願把這個專利單單出讓給美國。
四
從題目就知道，龍應台文章是寫給大陸讀者的。趙剛在《壁壘》一文中曾提到，在諸多論連宋大陸行的文章中，龍應台的《台灣》一文「最俱行銷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稱奇事的是，「最俱行銷力」的文章，怎麼會沒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見大陸媒體刊登讀者反應。我們否認專制的存在，專制政府又以扼殺討論的方式，讓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專制制度的存在並非奇恥大辱，因為每個國家都經歷過專制。它像奴隸制一樣，只是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一個階段，一種形式。只是，在現代文明已經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為一個大國，斷然拒絕走出專制，就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恥辱。
專制和奴隸制一樣，是一個歷史遺產，它的出現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像一句哲學俗話「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據不同的「存在」狀況，不同國家的條件、不同的歷史時期等等，如何終結一個過時了的制度、實行轉型，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
美國在建國時，就曾經希望逐步實現廢除奴隸制。聯邦提出了不得再進口奴隸，即不得擴大奴隸制的年限，也鼓勵各州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逐步廢奴。沒有立即廢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有些地區的經濟全部依賴奴隸勞動力，需要一個調整、緩衝的過程，以避免經濟的剛性崩潰。之後，一個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進口奴隸，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主動轉變，廢除了奴隸制。另一個模式是南方，由於貪戀奴隸制帶來的經濟利益，能拖則拖，甚至有的州對奴隸制的態度轉而強硬，有一意孤行、堅持不廢的趨勢。
美國最後是陰差陽錯、以戰爭的形式廢奴，給南方帶來經濟毀滅。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責任的。它們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進步，它們不肯承認這是一個不人道的、必須積極著手廢除的制度，沒有主動制定切實的計劃和時間表，沒有考慮如何逐步在經濟上減少對奴隸制的依賴，以合理的步驟盡快廢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戰爭和突變的方式被動廢奴，不僅經濟被摧毀，也帶來法治的倒退，整個南方支付了慘痛的代價。支付代價的，有南方的白人大眾，也包括剛剛被解放的奴隸。經濟突然崩潰，也就沒有工作機會，有些前奴隸甚至連原來當奴隸時的一口飯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轉型確實存在如何轉、如何盡量減少地區和民眾支付代價的問題。
專制制度既然是歷史遺產，如何轉型的討論，也就是一個十分正常的話題。台海兩岸，無須避諱，台灣是制度轉型的先行者。他們有和平轉型的良好經驗。例如，原來行使專制統治的、形象衰老的國民黨，逐步改變自己，轉換為一個民主體制下的議會黨，正在逐漸呈現朝氣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慘案積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開來，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如趙剛在《壁壘》一文中提到，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也遇到許多新的困惑。這些，也當是華人社會萬分寶貴的經驗。例如，現在的大陸，應該就可以討論，在民主化之後，媒體如何做到專業、中性和自律；民眾如何保持個人的獨立性、對政客們的煽動持有警惕，不輕易就大呼嚨地衝上街去。讓民眾理解，民主體制下，原來的問題不會一夕間就消失，權錢勾結和黑社會也不會一朝就消亡。民主轉型後，我們只是多了監督的手段和加強法治的途徑。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嶇和艱巨。這樣的討論，加上台灣經驗和教訓的引進，對未來的大陸，是極其有益的。對彼岸經驗教訓的討論，可以使此岸對將來轉型後可能遇到的社會問題，持有充足準備。公開的討論，也讓民眾對漸進推動的民主化進程有所理解，產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這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必須承認台海政治制度差異的現實，承認制度差異形成的對話壁壘之存在。
迴避這個現實存在，討論不是被封殺，就是無法進行。龍應台不是沒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闡述台灣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對大陸的讀者們同時介紹台灣民主化之後出現的問題。可是，這就像當年在美國的討論，當南方堅持奴隸制發展了經濟、繁榮了文化，必須世世代代繼續下去的時候，北方對南方談廢奴後遇到的種族問題困惑，就顯得沒有意義。在迴避奴隸制非人道本質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討論，只會為南方奴隸主所利用、為他們堅持奴隸制提供口實。更何況，今日之大陸，就連兩百年前奴隸制下美國南方的那點新聞自由都沒有。如若要閹割你說過的話，你連招架還手的縫隙都沒有。
這正是不幸的龍應台的尷尬處境，她站在兩岸之間。她在面對大陸發言時，暫時迴避民主化之後台灣的複雜局面，這恰好自動送上門，被趙剛斥為膚淺。對如此斥責我也很費思量，趙剛是看不明白這一點「龍應台言說之困境」呢，還是有意掠過、假裝看不明白。我不敢再想下去，前者質疑的是智力，後者質疑的是討論的善意，都不是可以妄加猜測的事情。
龍應台《台灣》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個推動，希望人們開始這樣的討論，承認兩岸曾共同擁有的專制遺產，以平常心待之。從討論台灣正面的經驗開始，引出一個良性的討論和互動，如此，台灣在民主過程中的負面教訓，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無天真地希望，這能夠成為消解兩岸交流壁壘的一個開端。因此我想，她對自己被指為「增設對話的壁壘」，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話從何說起。
此後大陸媒體一片寂靜，不是因為大陸民眾普遍認同趙剛的指責，因而使得人們不願意回應龍應台。而是回應的所有言論出口，由一隻巨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說，當年龍應台在台灣引發的反響，猶如野火的話，龍應台的《台灣》一文，在大陸眾多媒體的反響，則如一塊石頭丟進一口深潭，連「噗通」一聲，都不可能聽見。
於是我又忍不住猜想，趙剛文章成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陸最著名的雜誌刊出之後，他會想什麼。他會認為這是源於自己的見解獨到呢，還是一個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沒有能夠猜出來。
2005．9．11
後 記
我以前從不寫與人公然論爭的文章，一方面或許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想到自有天下袞袞諸公在，需要爭辯的事情，惟見發言者過眾，從未聽說有缺人的事情。
龍應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其實在大陸刊出的已經是經修改的版本，甚至連題目也被改掉（原來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這樣的事情假如發生在我身上，不值一提，我在大陸長大，早就養成做一個作者的好脾氣。道理很簡單，你是寧可文章缺胳膊斷腿接不上氣，還是寧可編輯為你的一篇小文而丟失飯碗，三餐斷頓？龍應台不一樣，被台灣寵壞，常常聲稱寧可不發文章，也要以全身進退。這次居然也委屈自己，可見雞蛋面前，石頭之硬。說的當然不是編輯。
龍應台這篇文章出來，我是老習慣，看到好看文章很開心，就多看兩遍，說，好看！就過去了。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要寫什麼評論。心裡曾料想後面自有許多呼應出來，不會說是還缺少一個趕熱鬧的人。我的估計應該說有點道理：龍應台介紹的台灣，在中國大陸，確為很多人所「不知道」，其中娓娓道出的常識，更令很多從未接觸過這些說法的人，有恍然醒悟的感覺。按說，大陸人口眾多，和台灣不可比，如若有當年《野火集》在台灣的反響，也不應是什麼太稀奇的事情。
可是，還真是不由你不信。龍應台的《台灣》一文出來，僅僅因為她以介紹台灣民主化之後的生活變化開始，溫和地向大陸讀者道出了兩岸的制度差異，指出這種差異實為兩岸溝通交流之關鍵障礙，結果，整個大陸草木皆兵，只要和龍應台文章相關的任何正面議論都被封殺，天網恢恢，沒有一點點響應文字被容許從媒體「漏」出來。
大陸的學者和民眾，習慣這般處境，視作理所當然。不論是試了也無媒體敢刊出，還是知道反正無法刊出而乾脆不作嘗試，總之，萬馬齊喑。龍應台好端端一篇介紹台灣的文章，一篇被趙剛稱為「最俱行銷力」的文章，在大陸生生淪為孤家寡人。這倒也罷了，畢竟在大陸如此遭遇，龍應台絕非第一人。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台灣享受著百無禁忌言論自由的趙剛，卻完全「忽略」龍應台和大陸民眾遭遇的這種「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蠻橫，有本事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貌似公允地來大陸「討論「，推出對龍應台的「批評」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無可比擬的優勢，在大陸曾經是首屈一指的《讀書》雜誌刊出。在一個十三億觀眾的、不容反駁的看臺上，作出被大陸言論管理部門欣然放行的「學術批評」。
我們還記得，《讀書》雜誌曾經是編輯們的驕傲。在說錯話便殺頭如割草的文革剛剛結束時，人們還在心理慣性中徘徊觀望、進半步退半步的沉悶空氣中，這本雜誌第一個提出「讀書無禁區」。不是說在二十世紀末刊出這句話的雜誌有多麼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話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氣，以致要被人唸唸叨叨記到今天，折射了大陸當時的氣氛和環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領悟「要講真話」的巴金有多麼偉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巴金去世時，大家還紛紛出籠，草草掠過文學大師的巨著《家》、《春》、《秋》，卻齊聲盛讚巴金之偉大在於「提倡講真話」，把一個文學大師和一個幼稚園教師的成就相提並論，竟然誰也不感覺異常，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陸之言論環境的悲涼。
眾人說不出自己的聲音，只能鼓號齊鳴，讚揚巴金「提倡講真話」以澆自己心頭之塊壘，只因此刻《讀書》早已 「有禁區」，禁區還時不時在擴大中，這種情況下，《讀書》卻推出趙剛對龍應台的「批判」來。
這是我忍不住破規矩要寫這篇文章和趙剛理論的原因。
寫完之後，照理，刊登趙剛原文的《讀書》也有責任刊登這樣的讀者回應。可是，眾所周知，這裡的邏輯，理所當然應該不同，我雖然知道刊發無望，還是給《讀書》寄去。編輯一定在苦笑，會奇怪我的無知，「這怎麼可能刊發」。什麼都不說我也知道，《讀書》已經辦到了編輯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職業自豪感的地步。接著嘗試把稿子發給《冰點》，信中說明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果然是回天無術。
最後，在遙遠的外省刊物，和編輯就刪除「敏感段落「苦苦掙扎，雖然刪得心痛，可心裡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經需要編輯的非凡勇氣。於是，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陸與讀者見面，在雜誌刊發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現在要作為附錄，去到台灣進入龍應台的文集，這是什麼樣的《愛麗思漫遊仙境記》。
回頭倒是聽說趙剛又推出了批龍應台的新作，順利地再次刊在大陸又一個重頭媒體《中國青年報》，這次「批評」龍應台之餘，據說也捎帶「回應」我的這篇文章和崔衛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經懶得再看，心裡倒是想過，真難得趙剛還有此番雅興。
如此文人相爭，還有什麼意思？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當屬龍應台的《台灣》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點》主編，已經被迫離開編輯部。對《台灣》一文可能的討論參與者們，都被封殺在媒體之外。
趙剛現在的「批評」對像：1，龍應台的新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在大陸媒體不得刊出；2，趙剛所「批評」的崔衛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陸媒體也不得刊出；3，趙剛「批評」的我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刪改後，在發行量很小的外省雜誌刊出，即便如此，讀了趙剛文章的讀者，仍大多讀不到我的這篇文章。
在趙剛的「批評」文章頻頻發表的大陸，哪有什麼公平討論的平台，只有單方發聲的高台。趙剛文章只是在妝點出一個「學術討論繁榮」的假象來。「被批評者」的被迫噤聲，其實也令「批評者」之無的放矢，幾近荒誕。我們倒是從小見慣，見怪不怪，不談什麼「批評」，只稱其為「批判台」。見趙剛獨自站在這個高台上，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只能遙祝他有一個好心情。
這是在寫作《心有壁壘 不見橋樑》時，已經可以預想到的局面，也是我當初寫它的理由之一。雖然，以這樣的理由寫作，多多少少有點悲哀。
是為記。
林達
200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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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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