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盲藝人文華春

【大紀元7月11日訊】我是個瞎子，罪名只是熱愛音樂。一直到毛主席死，我為了生存，上街賣藝，將進派出所和收容所當作家常便飯。

採訪緣起

大約在2000年秋天，我就在成都青羊宮附近看過文華春先生的演唱。當時我擠在人堆中，對著那台集各種打擊樂於一身的機器研究了半天，卻忽略了機器的製造者。沒多久，畫家曾循為我提供《中國底層訪談錄》的圖片，其中一張腳踏機器手拉二胡的盲人街頭賣藝照突然映入眼簾，“怎麼是他？”我嘀咕了一聲。曾循反問：“不好麼？”“不錯，就是模糊了一點。”“這是我拍攝的瞎子賣藝系列中的一張，如果你想訪談，我陪你去找。”

那時太累，缺乏採訪衝動，就只把文先生的照片放進了書裏。以後幾年，我又兩次與其邂逅，聽觀眾議論他是個有名的瞎子，我卻麻木不仁。

2006年3月中旬，我從雲南回成都，順便回歸都市生活，兼拜訪舊友。先在“草堂讀書會”上與王怡、冉雲飛、楊遠宏等匆匆晤面，天晚時又尾隨談性未盡的一群去燙火鍋。沒料到，我的前訪談物件，上訪詩人老陸也擠在一夥知識份子裏，就趨前打招呼。老陸依然長髮遮肩，打狗棍在手，豪邁之情溢於言表。他說已在王怡那裏得到一本《中國冤案錄》的黑皮書，自己還沒看完，就叫別的上訪者奪去了。接著他評價道：“寫我那一篇，基本屬實，文筆也耐讀，就是沒有將我對法律的正面認識反映出來。”我恭維道：“老兄通過參加讀書會，理論水準肯定大有長進，遠非那個告地狀的打油詩人可比了。”

老陸急忙點頭，與我繼續探討法律的士氣頓時下降了一截。我們邀他共燙火鍋，老陸自然從命，他坐在桌頭，一邊吃，一邊很注意地傾聽知識份子們的高談闊論，插了幾次嘴，沒引起任何反應，情急之中，他在我的點撥下，朗聲背誦近作一首，叫《蝨子、蚊子、跳蚤的對話》，激起滿堂喝彩——

蝨子：弓背黑殼殼，做事太可惡，非要把我捉。

跳蚤：嘴尖屁股拖，吃得又太多，逃不脫了你怪我？

蚊子：你兩個都是吸血蟲，大哥不要說二哥，確實一貫作惡太多。

　　　　你們請看我，高高在上，誰能奈何？

喝彩之餘，我讓老陸作個簡單解釋，老陸不滿道：“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還要我獻醜哦。你們評價一下這三個害蟲，誰在社會上佔優勢？”

大夥沒興趣評價，繼續吃喝，跟著散場。我與詩人蔣驥同路回家，這個面黃肌瘦的詩人突然說：“我認識一個瞎子，性格和老陸差不多，不曉得你願不願意採訪？”

我說我已不搞底層訪談了。而蔣驥認為，我的冤案系列不過是底層訪談的一個分支。他還說：“當今的中國誰沒有冤屈？你去見了，弄不准又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故事。”

我點頭稱是。跟著在2006年3月25號下午，我由底層情結深厚的詩人蔣驥領路，搭車去成都南郊的中央花園，在某一棟簡陋樓房的2層，拜訪了在此租房的盲藝人文華春先生。

文先生的妻子很熱情地在樓梯口迎住我們。她是一位秀氣的農村婦女，眉宇和嘴角卻透出堅毅，她比文先生小20多歲，可由衷佩服他的才藝和骨氣，自願終身與其同甘共苦。所以，每一次街頭演出，都是她蹬一輛三輪車，滿載行頭和人出發。“我是他的老婆、車夫、保姆、保鏢兼眼睛，”她微笑道。接著，文先生從門裏探頭，我一眼就認出那張久違了的熟面孔，不禁與蔣驥相視一笑。

屋裏除了桌子、凳子、舊電視和文先生自製的樂器，就是徒然四壁了。醒目的是，迎窗的牆上，還有一張披頭士樂隊的彩色招貼圖片。我與文先生互相客氣著落座，我咂了口劣質的茶水說：“請吧。”

老威：多年前，我朋友曾循曾拍過一張你在街頭賣藝的照片，非常傳神，我就把它用在《中國底層訪談錄》裏了……

文華春：我是四川境內最有名的街頭藝人嘛，許多記者都拍過我的照片。你們算來得巧，我巡迴賣藝一圈，剛剛攏屋，氣還沒喘均勻呢。我去漢中，當地一家報紙立馬出動，現場採訪；去了自貢，電視臺和報紙我都亮了相；到了重慶，更是老地盤上的老風光，晚報、晨報、電視臺全找來了；而眼下，成都的媒體也聞風出動，衛視台，還有6頻道的《今日生活》欄目都來催著我上，哎喲喲！

老威：我在白果林社區看過你的演出，當時你唱的是《走進新時代》，還拉二胡，踩你自己發明的這套交響機器，搞得頗為熱鬧，吸引了一大圈人。我還往你的盒子裏扔了兩塊錢呢。不過，我有點不明白，為啥全國各地的瞎子都喜歡唱《走進新時代》？前一陣子，我去北京和烏魯木齊，在兩地的鬧市，竟不約而同地看見瞎子們拉二胡、背音箱，唱著“繼往開來的領導人，率領我們走進新時代”……

文華春：你在諷刺我麼？

老威：豈敢豈敢。當時我正在出神呢，警車就嘟嘟嘟地到了，十幾個員警排開觀眾，要將你老人家連人帶馬搬上車。你不去，當街大吼大叫：“無論新舊社會，賣藝都不犯法！”員警也大吼大叫：“瞎子你妨礙交通，影響市容！”群眾看不過，也一道起哄，為你助威；我也混在其中喊：“瞎子你到員警家端碗吃飯去！”結果呢，地頭蛇不敵強龍，員警警棍亂揮，你挨了一棍頭，就與行頭一塊被弄走了。

文華春：你這文人，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街頭賣藝嘛，行頭被砸呀，人進了局子呀，都是家常便飯，呆一呆就出來了嘛。吃點小苦頭，更能鍛煉意志，豐富人生閱歷。瞎子我抖一抖筋骨，又是一個豔陽天。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屁眼要朝天，精神要樂觀。所以，你我對共產黨這頭老虎，只能抹順毛，不能抹反毛，不管瞎與不瞎，永遠都要《走進新時代》！

老威：理解，理解。

文華春：所以呀，文人要看透，透了，才能寫出好文章。好文章發表不了，就埋起來，發黴發酵，給子孫後代留起，這叫名垂千古。所謂文章千古事，人生值個逑。

老威：高論，高論。

文華春：你又在諷刺我了。

老威：我是社會大學畢業的，簡稱“射大”，意思就是被社會的利箭射大的。但是老前輩你，早已萬箭穿心了，因此在你的跟前，我不值個逑，也不值個屁。今天，我不想用場面上的話來套你，我只要聽真話。

文華春：啥子真話？

老威：你沒有對任何媒體講過，他們也公開不了的真話。

文華春：你有神通公開？

老威：我的文章能在海外自由發表，你就把腸腸肚肚都掏出來，留一段歷史吧。

文華春：我是重慶南岸區黃角椏街上的人，1944年12月8號生。黃角椏你曉得不？蔣介石居住過，很出名。我父母也很出名，因為整條街上，就數他們炸的糍粑塊兒好吃，簡直供不應求，所以街坊鄰居就把我爸爸叫“文糍粑”。當然，除了這手絕活，我家還做白糕、油錢兒、醪糟雞蛋、藕粉之類。我家的小鋪面一天到晚都吃客盈門，所以父母起早貪黑做生意，沒空閒的時間來管兒女。我從小就由奶媽帶，包括餵奶……

老威：那你也過了幾天少爺日子？

文華春：我家不是地主、資本家，而是靠勤勞致富的小商小販，況且我奶奶太累，沒奶水，就把我送到鄉下奶媽家養，好吃奶嘛——我要說明一下，我們那兒把媽媽叫作奶奶。

老威：那奶奶又叫啥子？

文華春：叫婆婆或外婆。不過我沒叫過，因為家裏沒有更上一輩的的人。

老威：念中學時，共青團組織我們去大邑縣地主莊園接受階級鬥爭教育，輔導老師曾指著莊園內的某一組泥塑解說道——地主劉文彩天天都要喝貧下中農婦女的奶水，簡直就是個吸血鬼。

文華春：我也曉得劉文彩，可人奶腥味兒重，成年人喝那玩意兒幹啥？

老威：你是先天失明嗎？

文華春：我呱呱落地時，眼睛非常明亮，大家都說長得乖。我至今記得，鄉下辦婚喪大事，奶媽都抱著我去吃流水席，幾十桌，周圍人也把我當作菜盤子，傳過來傳過去，還咂咂彈著舌頭，往我的衣兜裏揣糖果。我還記得屋簷下的雞娃跑來跑去，我撲到地上去抓。還有街道、鋪面、廚房、冒著煙的油鍋、我奶奶將我背在肩頭推磨、點豆花的情景，都一清二楚。1947年9月份，我差3個月滿3歲時，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接著就害了“雞蒙眼”。

老威：哦？

文華春：所謂“雞蒙眼”，就是天亮看得見，天黑就看不見了。這跟雞差不多，好像每時每刻，眼球表面都蒙了一層撩不開的簾子。雞看東西都習慣偏著腦袋，快瞎的時候，我看東西不僅要偏腦袋，而且脖子往前沖，真是不如雞。

老威：老先生挺幽默的。

文華春：幽默個逑，除開睡著了，我從早到晚都在揉眼睛，哭，亂抓。

老威：你是中毒了？

文華春：也算慢性中毒吧。過去鄉下人帶娃兒，不像現在城裏這麼金貴，奶媽自己有好幾個子女，除了耕田種地，做家務活，還要騰出奶水喂我，這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她碰見我花臉花屁股在灰裏爬，就一把拎起來；碰不見，我就成了泥巴裏鑽的蟲蟲，啥都朝臉上抹。灶灰迷了眼，大哭起來，奶媽頂多“心肝乖乖”地哄一陣，扒開眼皮呼呼吹一陣，就了事。還有重慶人習慣麻辣，大熱天，太陽明晃晃的，曬在背殼上如刀子在戳，還要光著脊樑燙火鍋；都脫得只剩一條內褲了，還要呲牙咧嘴嚼辣椒。我嘛，更是重慶人中的麻辣鬼，可以說，還沒有斷奶，我就開始沾辣了。路都走不穩，雙手就捧個大大碗公，裏頭紅鮮鮮的，辣椒一半飯一半，吃一口，汗水、淚水、鼻涕一起出來，我不管不顧地抹一把，又埋頭吃。旁邊人看得直搖頭，以為我受了多大的刑罰，卻不曉得這有多爽，從嘴巴通過腸子暢快到了屁股——如此發展，體內的熱毒就一步步被煽起來了，剛回黃角椏那陣，腋窩、嘴角都長滿小瘡，而腦門左右，一邊冒出一個大瘡，足足有酒杯那麼粗，烏紅烏紅的，麻癢得不行，一摳就出膿。父母見了，也沒大驚小怪，就從廚房裏拿了一把切糕的刀，迎著那瘡一割一挑，膿血蔔的就噴成兩條線，順著耳根子往頸窩淌。

老威：夠狠啊。

文華春：狠的還在後頭。父母按住我，一下一下地擠膿，我像一頭小豬崽，在他們的手裏亂打亂踢，一抽一抽地嚎。那個痛啊，猶如釘子敲進腦髓。終於將膿包擠癟了，他們又在上面敷了兩大砣膏藥。涼絲絲的。奶奶說，娃呀，以後少整點辣椒。可我的舌頭已養成那個味兒了，還是無辣不吃飯，無辣就摔碗，在地上打滾撒潑。終於有一天，奶媽到城裏來看我，聽見她與奶奶在外頭說話，我就吼著要出去。可兩眼抹黑，左一抓右一抓，撞破了腦殼。奶奶趕進來，把我抱到亮處一瞅，就說糟了，這娃兒得了“雞蒙眼”；還說我的八字拿給一個遠近聞名的神仙算過，料定我的命中必帶殘疾。

老威：如果你從小不那麼熱愛麻辣，命中還帶殘疾嗎？

文華春：那個神仙將我的八字反復推了三遍，拍案大驚，對我奶奶說，你這個娃兒了不得，以後要掌印把，至少做到知縣。不過，在3歲以前，你們一定不能把他接回家，否則必帶殘疾——不在臉上，就在腳上。

老威：你繼續留在鄉下也會出問題。

文華春：我七、八歲時，已解放了，那個神仙還從我家門前路過。奶奶急忙將我藏起來，然後請他進屋，又拿出我的八字。神仙算的與幾年前一模一樣。並且勸告：如果這娃兒已帶殘疾，就讓他學一門既可以糊口，又可以揚名的手藝。

老威：按道理，你的眼病是可以治癒的。

文華春：我們家本來有姐弟兩個，可比我大幾個月的姐姐在1946年出天花死了，剩我一根獨苗。所以神仙的話，父母愛兒心切，就沒聽進去；等到應驗了，又急得火上房，四處求醫，花了不少冤枉錢。家境就這樣敗了，連他們視為寶貝的進口自鳴鐘也拿去當了17個大洋。

老威：看的中醫還是西醫？

文華春：都看過了。診斷結果是濕熱毒交加，燒壞了視神經。啥子藥都弄遍了，吃的、敷的、薰的、泡的。一年多，我大概看了幾十個醫生，父母都灰心喪氣了，有親戚又推薦了南岸區名望非常高的張瘸子。這個張瘸子是個兒科醫生，尤其以治眼出名，於是我奶奶一大早就背上我，從黃角椏到上清街去求醫。我至今還記得，那一路的鳥叫、蟬鳴，還有蟋蟀的唧唧聲。奶奶給我唱兒歌，數順口溜，我感覺她很高興，好像這一趟絕不會白跑；我也很高興，以為馬上就將擺脫黑暗。奶奶說，哪怕就是傾家蕩產，沿街要飯，也要治好我的病。

真是希望之路啊，我變成了一個天使，閉著眼睛，插上翅膀，飛到了張瘸子的醫院。我看不見，卻能感應到微弱的光。聽張瘸子說，莫得關係，吃我的藥包好。張瘸子不收紙幣，我奶奶就從兜裏掏出所有的銀元，嘩拉拉地倒在桌子上。張瘸子邊往抽屜趕銀元邊嘎嘎嘎地笑，手都抖了，好像沒見過錢似的。

可沒想到啊，真沒想到啊！這個虎狼名醫的藥才一帖下肚，我的兩隻眼球蔔地頂了出來！

一陣鑽心的疼之後，那一直都有的微弱的光感也熄滅了。這一來，不僅我整夜號哭，父母也差點瘋了，他們還打架，生意也沒心思做了。

老威：你們沒找張瘸子算帳？

文華春：就是把他打死，我眼睛也複不了明，況且人家有錢有勢。自認晦氣吧。正走投無路，有人又來推薦外國醫生。

老威：洋騙子？

文華春：奶奶說，管他啥子土騙子洋騙子，反正都瞎了，就死馬當活馬醫吧。況且人家還信仰上帝。

老威：那人與你們家熟悉？

文華春：不熟悉，但聽說我的遭遇，就上門來介紹，說汪山上面有一個教會醫院，那兒的神父醫術很高明。我爸爸有些疑惑，說我們家不信洋教，他們肯為娃兒治病？那人劃了個十字——阿門，我主垂憐每個受苦的人。

老威：這人是個天主教徒。當時信洋教的人多嗎？

文華春：整個重慶我不曉得，可在我們黃角椏周圍，信洋教已相當普遍。因為重慶是抗戰陪都，駐紮過不少美國人，加上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抗戰前後，進來了很多外國傳教士，他們建教堂，建醫院，建救濟所，做了太多實際的善事，而不像中國本土的佛教道教那樣，只講究燒香磕頭，求神拜佛。所以我父母一聽汪山上有教會醫院，二話不說，就急匆匆地趕去了。

老威：汪山在重慶的哪個位置？

文華春：離黃角椏不遠，緊挨著黃山，是蔣介石住過的地方，因此非常有名，現在還有黃山公園嘛。父母跟著那人去了大半天，在太陽落坡前帶回了一管眼藥水。我當時正坐在門檻上玩耍，聽見了他們咚咚咚的腳步，奶奶老遠就喊：“乖兒坐穩當囉，你爸爸馬上給你洗眼睛了！”

我連聲答應。因為年紀雖小，我也被黑暗折騰得夠煩。天生瞎子，沒嘗過光明是啥滋味就好得多，偏偏我又嘗過，有那種永遠難忘的記憶。我乖乖地坐在門檻上，把臉仰起來，讓奶奶擦洗。我在地上爬了幾個鐘頭，肯定很髒，奶奶從腳到背，再到胳膊到臉，替我洗了七、八盆熱水，還翻出一塊細細的絨布，一點點掏我的鼻孔，一點點抹我眼眶周圍。最後，才拿出從神父那兒帶回的消毒棉球和眼藥水……

老威：真是一個細心的慈母啊。

文華春：我奶奶是個手腳麻利，風風火火的人，這是長期起早貪黑做生意養成的。可能這次是洋大夫專門叮囑，奶奶小心翼翼用棉球將眼皮內外都粘乾淨了，才拿出寶貝眼藥水，一邊眼睛點了一滴，然後叫我轉動眼珠子，過一分鐘再睜眼。唉，沒想到啊，沒想到啊。

老威：又怎麼了？

文華春：我突然之間感覺到了光線！不對，不是感覺，是真正看到了光線！那一會兒太陽要落坡了，那光線嘩地一下，從街對面房頂潑了過來，像被迎面澆了一盆熱水！我打了個寒戰，猛地就站起來了。我奶奶急忙抓住我，連問啷個了？我就嗚嗚地指街上——模模糊糊的人影子，晃來晃去。父母都明白了，也大呼小叫起來，街坊鄰居全都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議論：“這娃兒才福大命大喲！”“莫非真是上帝顯靈了？”他們還將臉一張接一張地湊攏來，讓我認；我呢，只能辯出個大概，摸得准鼻子眼睛嘴巴。

父母受了鼓舞，就照神父說的，天天給我點眼睛，早晚兩次，情況真是越來越好。這樣持續了一個來月，視力漸漸在恢復，盯人盯物，那種虛著的邊兒慢慢凝固了，生人不敢說能認，但熟人站在一尺外，我是一認一個准。奶奶說，等下次去領藥，得好好謝謝人家洋大夫。

老威：什麼藥水，這麼靈驗？

文華春：不曉得。

老威：好好回憶一下，你父母沒說過嗎？

文華春：那是一種西洋藥水，即使人家告訴了，我父母也雲裏霧裏。

老威：這麼神秘的東西，你家裏花了多少錢？

文華春：別人是替上帝做慈善，所以沒花錢。

老威：哦。

文華春：那年我5歲，快解放了。最激烈的那一餉，天天都能聽到槍炮聲。在黃角椏上面的內兒井，國民黨駐紮有重兵，解放軍攻了好久，才突破了防線。我奶奶將我按倒在桌子下，子彈如蝗蟲，颼颼地在房頂上鑽，崩碎了很多瓦片。到後來，街面沒有一個行人，奶奶說，有兩條死狗躺在路當中，一公一母，大概在交配，就挨了炮彈，腸子都飛到屋簷上掛起了。

可就這麼亂，父母還冒著炮火去給我領藥。他們走了大半天，我在家裏擔驚受怕，不過也滿懷希望。天都黑了一陣，他們才回家，累得如兩麻袋土豆，轟地就塌了下來。我摸上去揪住奶奶，嚷著要眼藥水，奶奶卻像個木頭人，任我拽來拽去。終於，她嗚嗚嗚地哭起來，那尾音拖得長長的，那是鄉村嚎喪的調子，再配上屋外劈哩叭啦的槍炮聲，顯得格外淒慘。爸爸也跟著哭，腦殼還把牆撞得咚咚響。

我再小再不懂事，也明白了。我也哭了起來，一家三口嚎了一夜，喉嚨全啞了。天濛濛亮時，槍炮聲突然停了，接著，人民解放軍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如排山倒海一般過來了，其間還響了幾陣子“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再接著，群眾也歡呼起來，放鞭炮，扭秧歌，呼口號，重慶解放了。

老威：那個洋大夫的下落呢？

文華春：臨近解放，所有在重慶的外國人都提前撤退，包括領事館人員與傳教士。當我父母趕去時，汪山上已經人去樓空。他們還四處打聽，附近的居民說：“帝國主義走狗嘛，他自己不跑，共產黨來了，也要把他攆跑。”這就是命啊，如果重慶晚解放半年，我的眼睛肯定就複明瞭。

老威：這叫天有不測風雲。

文華春：莫辦法，又不敢公開講，是新社會剝奪了我的光明。一直到七、八歲以前，我眼前都有模糊的亮點，家裏兩道門，有客人剛進第一道門，我就能“發現”。當然，不是明眼人很清楚的發現，而是一種歪來歪去的影子。後來，就漸漸沒感覺了，連光感也沒有了。

父母從來沒停止過求醫。可都說太晚。人在一天天長大成熟，可眼球沒長，不僅沒長，還往裏面萎縮，所以我的眼眶進化得像外國人，很凹。

莫得辦法，父母就合計，要送我學個手藝。將來不愁飯吃。我從小就聰明，無論看相算八字的，還是老君洞的道人，一見之下，都想收我為徒。

老威：在新社會，這叫封建職業。

文華春：50年代開頭，黨的政策還比較寬鬆，所以瞎子拉過街胡琴算命啦，道士敲道琴測字啦，很普遍。只是我的天性適合搞音樂，黃角椏那條街又是“藝人街”，上上下下都有拉小提琴、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的，還有唱歌、跳舞的。我天天耳濡目染，習慣了，就鬧著要學。我家背後住了一個袁伯伯，笛子吹得好慘了，我就拜他為師；稍後又跟隔壁的劉瞎子學拉二胡、吹口琴，很快也會了。我所說的會，就是演奏歌曲，而不是一上手就有多高的水準。50年代有許多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防火防盜防特務，中蘇友好，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等等，可謂五花八門，我幾乎是一首歌滾一遍就能唱。比如：“小淘氣來真淘氣，一天到晚光打屁，大人的招呼他不聽，還跳到馬路上做遊戲。汽車來了他不怕，專門跟司機唱對臺戲。喇叭響了他不管，還伸伸舌頭做鬼臉……”

老威：這是啥玩意兒？

文華春：宣傳交通規則的快板書。還有防特務的：“天黑了，要閂門，如果有人來敲門，一定要問是何人，謹防遇到是壞人。多盤問，多思考，看他是不是偷情報……”還有“鎮壓反革命，大家一條心”，還有“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反不了”……

老威：還有呢？

文華春：太多了，記不過來了。況且我十幾歲就被弄進街道宣傳隊，為登臺演出者拉二胡伴奏，所以調子記得多（說不定有一萬首），詞反而忘了，我拿過許多演出獎。三年大饑荒，人都餓落氣了，政府還組織我們去巡迴演出，我那時雖小，也掙了一些“代金卷”，當糧票用。我吃過不少代食品，比如松毛粑粑，包穀芯子粑粑，麥麩子粑粑，樹皮，紅苕皮，芭蕉頭，各種野菜。那脹死人的觀音土我也吃過，但是不敢吃太多。

老威：啥子味道？

文華春：糯唧唧的，我爸爸挖了一大砣，將它和灰面、米粉子揉作一堆，然後放鹽、五香粉，團成粑粑蒸。我吃了兩個，還要，就叫奶奶制止了。果然，我一天一夜屙不出屎。政府又叫去演出，奶奶一著急，就用竹簽子為我掏，搞得我大呼小叫。唉，那陣的黃角椏，天天有人倒在街面上，還有人走一步吼一聲：“餓死逑了！餓死逑了！”

老威：三年大饑荒時期你們演出啥？

文華春：吹拉彈唱照舊嘛，都是形勢一派大好，由於我工作踏實，還得過先進。那三年沒啥新歌唱，就繼續五七、五八年的歌，比如“蘇聯衛星高飛，中國紅旗飄揚”之類。

老威：那時得先進，有啥子獎勵？

文華春：開先進殘疾人會嘛，會後一個人獎勵一張獎狀一碗紅苕。一直到1964年，開會才興吃席，散會還有酒水招待。攏了1966年，文革開始，我們的街道宣傳隊就解散了，因為造反時興，各種群眾組織的宣傳隊多了，殘疾人自然就面臨失業。

老威：文革沒受衝擊吧？

文華春：起頭沒有，沒事幹就回家呆著。到了文革後期，八個樣板戲也看煩了，許多在社會上閒逛著的年輕人就找到我，要跟我學樂器。這樣幾來幾往，家裏由冷清到熱鬧，地下床上都坐的是人。大家在一塊唱文革前的老歌，甚至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灘流行的靡靡之音，我用自己做的二胡或揚琴伴奏。不過癮時，還將藏在閣樓上的老式留聲機和唱片翻出來，鼓搗一下，放出的歌聲怪怪的，卻把一大幫文藝青年興奮壞了。此外，還有人用收音機搜索港澳臺的文娛節目，那時，這叫“收聽敵臺”，被民兵抓住了，要判刑的。

所以沒弄多久，街道的居民委員會就檢舉我“搞黑俱樂部”，派出所經常半夜三更查夜，最後，我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三番五次被抓進去關黑屋子。我是個瞎子，罪名只是熱愛音樂，所以也判不了刑。一直到毛主席死，文革結束，我為了生存，嘗試上街賣藝，才將進派出所和收容所當作家常便飯，我的嘴硬，城管人員除了沒收樂器，拿不出更高的招數。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我雖然還在街頭混，卻稱得上民間文藝界的老前輩，一面被媒體追蹤報導，一面被城管追蹤罰款。自從收容遣返制度取消，員警也不會輕易抓我，或沒收我的樂器——拿毛主席的話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老威：你這牆頭還貼著披頭士樂隊的圖片，似乎有什麼想法？

文華春：雖然風格不同，他們也是我的同行嘛。說不定有一天，我將漂洋過海，去美國街頭演出。還順便打聽一下當年給我治眼睛的神父的下落，還有那種神奇眼藥水的名稱，也算了卻一樁早年的心願。

《人與人權》2006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