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集

劉曉波:以由衷的謙卑向遇羅克致意——紀念文革四十週年

【大紀元5月18日訊】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週年紀念日。原本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大日子,但在中國本土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而只有境外媒體的約稿和採訪。

文革災難過於巨大和慘烈,最慘烈當屬對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的蔑視。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死得屍骨無存,被迫害致死的「階級敵人」更難以計數,甚至發生過多起群體性大屠殺。

在悼念這些死難者時,我不能不特別地想起遇羅克之死。他不是毛澤東的「戰友」,不是武鬥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戰戰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順民,而是罕見的反抗暴政的先覺者。在「階級歧視」加「紅色恐怖萬歲!」時代裡,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視和呼喚人權的鬥士;在造反派們大都以「反潮流」相標榜的時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隻身一人反對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歧視大潮流。故而,他才成為因反潮流而獻出年輕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當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高喊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口號橫行京城之時,遇羅克寫出了中共執政後的」人權宣言」——《出身論》,與權貴子弟提倡的「血統論」恰好針鋒相對。他那麼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對人的歧視和殘害,揭示出「身份歧視」背後的「階級滅絕」;他刺穿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特權階層」的「醜惡的靈魂」,揭示了毛時代所謂「平等」不過是幻象而已。

1949年後的中國,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視和迫害,只要出身於「政治賤民」的家庭,平日裡事事受歧視,運動一來,人人得以棄之、誅之。無論怎樣馴順聽話和努力改造,最終也抹不去先天的「紅字」。只因遇羅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學,一家就必須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親被莫名其妙地抓起來,反右時即使不說話、不表態也是「右派」,遇羅克上不了高中,遇羅文考不上大學。

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和對權利平等的呼喚,既來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為那些飽受身份政治歧視的黑五類及其子女爭取尊嚴,為那些死於階級滅絕下的亡靈大聲鳴冤。所以,遇羅克主辦的《中學文革報》,才能在一夜之間風靡全國,人們如饑如渴地爭讀《出身論》,排起長隊購買《中學文革報》,全國各地的讀者紛紛寫信給遇羅克,他接到的讀者來信之多,高達每天都有幾千封,甚至令郵遞員不堪重負,只好讓遇羅克派人去郵局取信。

然而,遇羅克的聲音僅存在了一年,之後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文革小組」把《出身論》宣判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揚言要暗殺」、「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遇羅克作為「現行反革命」受到公審,在震天的聲討中被判處死刑,之後被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與此同時,遇羅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難,就連大弟遇羅文和妹妹遇羅錦也被送進了監獄。

儘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經於1980年為遇羅克平反,但是,他的亡靈仍然在泣血。因為某些老紅衛兵,至今仍然深切懷念毛澤東時代;身份政治的極端化標誌「血統論」,其陰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羅克看到了「血統論」的背後是「階級論」,階級論為血統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公開揭破這個謎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權的「高幹子弟」。雖然,今天大陸沒有幾個人再談「血統論」了,社會的用人標準也逐步由「身份標準」向「成就標準」過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黨在政壇和商界不斷崛起的事實告訴我們:遇羅克所批判的血統論和身份政治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

眾所周知,「血統論」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澤東政權長期實施階級歧視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紅衛兵們的大力鼓噪。而「血統論」的陰魂不散,也可以從當年造反派的全無心肝中看出:那些當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老紅衛兵們,直到遇羅克冤死了36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什麼人站出來,向遇羅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絲歉意。嚴格地講,血統論的製造者是殺害遇羅克的同謀,即便不負刑事罪責,起碼應該負道義上的罪責。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獄之災。而平反後,這個失去兒子的家,基本沒有得到物質上的補償。難道提倡「血統論」的老紅衛兵們,吝嗇到連一句「對不起」的精神補償都不肯付出嗎?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統論」的最著名鼓吹者是當時的大學生譚立夫。而文革結束後,改名換姓的譚立夫繼續風光,當上了中共高官——故宮博物院的黨委書記。據說他也寫了回憶錄,非但沒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繼續炫耀文革輝煌。

看著遇羅克的遺像,似乎能想像出他在臨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劍一樣鋒利、堅韌,那麼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來,遇羅克的文字並不高深,僅僅是常識而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權利決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剝奪。然而,在這塊畸形的土地上,常識是需要以血與生命為代價來換取的。遇羅克是第一個為捍衛健全人性的常識和文明社會的常識而倒下的啟蒙者。在毛澤東時代,為了捍衛者常識而倒下的先覺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後,又有張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羅克作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壇的人權鬥士,也是政權暴力和多數暴政下的犧牲品。故而,他像反右時期的林昭一樣,堪稱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9月,《光明日報》曾發表過《劃破夜幕的隕星》,敘述了遇羅克的堅忍人格、敏銳思想、傑出才華,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和悲慘結局。而當中共在1981年作出關於文革的「歷史決議」之後,隨著官方逐漸收緊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羅克的名字再次銷聲匿跡了。直到1999年1月,《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才得以出版(徐曉、丁東、徐友漁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出版時,我還在大連教養院,感謝妻子把這本泣血之書送進獄中。也許是由於身處囹圄,我邊讀邊流淚,越讀越羞愧。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即使遇羅克及親人遭受暴虐的對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時,他仍然反對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滿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書的空白處寫到:在那個瘋狂的血紅時代裡,仇恨是紅色的,暴力是紅色的,而只有遇羅克是罕見的純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與那個紅太陽閃爍的時代格格不入。這是一本與我們血肉相連的書,我為自己成為遇羅克的未竟事業的傳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於自豪。

儘管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就投身於爭取自由的事業,並因此得到了國內外關注和民間榮譽。但無論是在八九運動中還是在六四後,我的所作所為與林昭們、遇羅克們比起來,實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經抱有一種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優越感,以為自己是「英雄」而別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興邦」而別人滿口廢話。

比如,我發動了1989年6月2日的四人絕食。當我在紀念碑的最高層上向下俯視時,看到的是一張張激動的面孔和黑壓壓的人群。人們喊著、叫著、歡呼著,揮舞著旗幟、標語和手臂,離我近一點兒的人們伸出拿著本子的手,讓我們簽名,數不清的閃光燈在閃亮,數架攝影機的鏡頭從各種角度對準我,有些人手拿著錄音機,希望錄下我的講話。這分不出姓名和個性的巨大群體,產生出足以令人顛三倒四的力量,讓人分不清東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幾兩幾斤。

儘管,1986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學演講,數千人的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我仍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那時的場面與廣場比起來,真可謂小巫見大巫。我從未見過、體驗過如此巨大的公眾場面,真可謂盛況空前。當我面對著遠遠超出我的想像能力的公眾場面時,當我面對巨大人群的狂熱歡呼時,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只是不斷地重複:「謝謝!謝謝!」這絕不是因為怯場,而是因為激動——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的飄飄然,把一切都理解為我的魅力和勇氣所致。

面對遇羅克這樣的殉難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義是多麼淺薄的自戀,也才理解了為什麼英雄是一種極為稀有品質,正因為稀有才顯珍貴。而濫用必然帶來貶值,一旦被無節制地濫用,即便是再珍貴的品質,也會變成「一地雞毛」。與林昭們、遇羅克們在毛澤東時代的堅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識就顯得過於輕飄,實質上是一種「自我認知障礙綜合症」,用今天的時尚詞彙來說就是「芙蓉姐姐現象」。凸現的是中國知識人的致命疾患——狂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1881年,偉大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曾創作出著名話劇《人民公敵》,劇中那位堅持真理的主人公湯莫斯‧斯多克芒醫生,既不為官權所容,他的擔任市長兼警察局長的哥哥反對他;也不被大眾理解,當地的報紙和居民群起而反對他,市民大會宣佈他為小鎮的威脅和人民公敵,並把他逐出會場。但他既不懼怕強權的鎮壓,也不懼怕社會輿論的反對,寧可得罪整個社會或國家,也決不放棄真理。雖然,他丟掉了職務,病人們遺棄了他,他的女兒也失去了教師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對官民的雙重壓力,他曾打算攜家出國。然而,當本地居民砸壞他家的窗戶,當他收到惡毒的威脅和警告時,他突然意識到這個小鎮居民是多麼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識喚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氣,使他毅然決定留下來,致力於用啟蒙來提高當地居民的自由意識。

以《人民公敵》給出的英雄標準來衡量,那些在毛澤東時代敢於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覺者才是真英雄。因為,那時的暴政是雙重的,不僅是獨裁政權施加的暴力專政,也是愚昧民眾施加的多數暴政。在雙重暴政中的擠壓下反獨裁是絕對孤獨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統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人。他們以生命為代價來堅守個人良知和人性常識,他們的堅守非但不被極權者所容,也不為絕大多數國人所容,他們那種絕決的反抗姿態,才是鶴立雞群——那麼孤獨又那麼高貴!與他們相比,甚至於民主牆時代的魏京生們相比、與六四大屠殺中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救死扶傷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維權人士再勇敢,也沒有資格自稱為「英雄」。

曾經與遇羅克關在同一個死囚牢房的張郎郎,也應該算是那個時代的先覺者並付出過慘重的代價,但他在談到遇羅克時仍然滿懷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羅克在獄中》中回憶說:

「遇羅克向管教說話時,有種嘲弄的腔調,冷靜裡的辛辣,柔裡帶剛。在最後關頭,他頭腦還是那麼理智,那麼機智。他是通過這個方式,讓新來的人明白形勢嚴重的程度,讓我們做好犧牲的心理準備。同時,也表現出他對生命的強烈追求,要想一切辦法延緩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張郎郎的眼中,遇羅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審訊當做一種訓練,一種遊戲,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他從容瀟灑、軟硬不吃,對預審員那套忽而一驚一乍,忽而暖風細雨的把戲早就瞭如指掌。但他從來不為多吃一口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陷害別人,更不會在當局謊言的「感招」之下,見利忘義、落井下石。他也不會在老弱病殘的犯人身上踩兩腳,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鎮唬其他犯人。

遇羅克還對張郎郎說:「你不可能理解我們的心情。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沒有和你們一樣擁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生活權利。所以,即使在我們有機會說話的時候,我們也往往會出現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種政治上的軟骨病。因此,我們這些人很難勇敢地團結起來奮勇前進,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這次,《出身論》的發表,也許是我們這類青年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還要強些。我很有滿足感,我願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再看同為北大學生右派林木對他的同學林昭的評價。他說:「戴帽以後,我這個鬚眉濁物甚為慚愧,遠不如林昭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許畢竟我原是學生團總支書記,受黨的『教育』多了些?驟然重擊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鋪天蓋地,泰山壓頂,時時處處人人都在聲討著右派的狼子野心,報紙廣播大字報所有的媒體都在述說著右派得逞將臨亡黨亡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觀上幫助了社會上的右派?無休無止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還有反省、檢查、交代、認罪,我是否也確實錯了?既然不死,總得給極度躁動的靈魂找個安頓。雖然我覺得即使是同學中的『極右分子』,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我只得用『不瞭解情況』來糊弄自己。至於對我自己,始終覺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絕不可能反黨。我怎麼來欺騙自己呢?只得強按下良心的抗爭,用組織性來壓服自己。組織上把我劃為右派,總是有它的道理的。於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憐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喪父,父親過世時是個不識字的工人,壓根兒沒見過祖父,升斗小民更不會寫有什麼家史,除了聽說祖父是小學堂打鍾人外不知道其他情況),可是挖來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黨的緣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行動啊,老天爺你幫我製造製造吧!不說了吧,這是寫紀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給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後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歷程,以作參照。長歌當哭,以祭林昭。(林木:《靈巖山下林昭魂──紀念林昭殉難38週年》,載於《多維新聞》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來,張郎郎和林木這樣的倖存者的評價,最能凸現反抗毛澤東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質。

對於我這樣的後知後覺者來說,更應該感懷於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沒有這些不畏官權和盲眾的反暴政先驅者們,沒有他們所付出的太過慘烈代價的累積,就不會有今日中國相對進步:1,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獨立於官權價值的民間價值標準的形成;2,獨裁官權打壓異見的殘忍性大幅度下降,異見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羅克們的慘烈代價。3,民間維權的中堅人物大都能贏得一定的聲譽,並得到國內外良知力量的道義關注所提供的保護。

換言之,今日中國的社會格局,可以稱之為「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在此官民價值判斷二元化(國際壓力也應該算作民間一元)的格局下,特別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聯網時代,從事反獨裁、爭自由的事業的人,官權的打壓等於道義成全(這一點,甚至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清污的打壓在道義上成就了作家白樺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壓在道義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識分子)。所以,相對於信息流通相對閉塞和民間蒙昧的時代,今天的民間人士,只要肯於冒一定的個人風險並作出一些貢獻,在國內外獲得個人聲譽也相對容易。

即便在官權鎮壓極為殘暴和民間極為愚昧的時代,在反抗官方就等於反抗整個社會、批判毛澤東就等於得罪了全國人民的時代,也有先知先覺者遠比今日的我們更英雄更智慧。所以,當代中國的民間反對陣營不可輕言「英雄」,因為與真正的英雄相比,我們今天的作為和付出都顯得過於渺小,而我們獲得的個人聲譽又顯得過於容易。

所以,在中共統治的殘暴性有所下降、民間維權運動具有了一定的空間的情況下,不僅要具有敢冒風險的勇氣,也要有追求維權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恆的耐心和堅忍。

只因為在遇羅克為捍衛文明常識而倒下之後,我們為文明常識付出的太少,常識的獲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較高昂的代價。

故而,我這個後知後覺者,在向遇羅克們獻上謙卑的敬意的同時,也力爭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評價。唯有這份謙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對惡捧和惡罵的免疫力,也才能讓自己的自由主義及其踐行成熟起來。

遇羅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記中對自己說:「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嗎?

2001年5月16日於北京家中──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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