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跛足改革的「競次主義」
【大紀元10月15日訊】
跛足改革的畸形結果
中國式跛足改革帶來的畸形結果之一，便是長時間的經濟高增長卻沒有帶來底層民眾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處在停滯狀態，甚至近年來出現知識型勞動力價格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其中尤以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和工資低最為突出。而在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高增長時期，帶來的是普遍的工資高增長和均富。
御用經濟學家解釋說，在中國加入全球化競爭的過程中，價格低廉的勞動力恰恰是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最大比較優勢。勞動力價格低廉是市場決定的，中國人口過多導致勞動力過剩，過剩導致價格低廉。也就是說，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來自市場定價的「物以稀為貴」。中國人多，勞動力自然就不值錢。的確，農村人口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不低於70%，過多的農村人口造就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似乎印證了以上解釋。然而，這種市場決定論卻無法解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下降及其失業率。因為，即便近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不斷擴大招生，但大學生在今日中國仍然只佔總人口的5%。就這個比例而言，大學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資源，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格理應不斷攀升，至少不該不斷下降才對。二○○五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已經被人為地壓到了每月五○○——八○○元的超低水平。
兩極分化愈演愈烈
中國式的經濟高增長帶來的是兩極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說那些通過權錢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極少數權貴與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最廣大底層之間的分化，即便僅僅從合法收入的角度看，兩極分化也極為嚴重。比如，在民工工資的長期停滯和大學畢業生價格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那些特權階層的收入卻呈不斷增長的趨勢。近年來，服務於中共官僚體制的公務員工資呈現出剛性增長（只升不降）。中央政權在二○○四年出台了新的公務員報酬政策，規定了各級公務員的月工資標準：科級三千，處級五千，局級八千，部級一萬，俗稱「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區的公務員工資早已突破了這一新標準。
與此同時，壟斷性行業的職工收入遠遠高於其他行業，就連中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都不得不承認：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金融、電力、電信、燃氣、石油、供水、鐵路、公路、民航、醫療、煙草等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比較突出。這說明，中國目前的兩極分化，不僅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即便城鎮職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中國的「血汗工廠」
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內需增長，比如，內需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起碼在70%左右。而在中國，一九九二年後的經濟改革，儘管政府不斷號召擴大內需，但內需對中國GDP的拉動只佔40%左右。為什麼？因為相對於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並沒有同步提升，廣大農民及其農民工的收入長期停滯；甚至近年來，城鎮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導致職工收入的低增長和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下降。
在內需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共維持GDP高增長的秘訣有二：一是不斷加大政府的財政投資，二是千方百計地吸引外資和鼓勵出口，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日益加深。加入WTO以來，中國似乎越來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貿額和引進外資額不斷衝上新台階，外匯儲備和外貿順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對國際依存度已經高達70%。甚至可以說，離開了經濟全球化，中共政權引以為傲的GDP高增長將不復存在。
中國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效應產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權，其次跨國公司，再次是中國的壟斷企業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損者卻是廉價的中國勞工群體。鉅額的外貿順差和引進外資，不僅讓中國經濟保持了高增長，而且讓中共政權的錢包迅速臌脹，為中共政權的獨裁穩定和金錢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經濟基礎。
換言之，中國在變成世界工廠的同時，也變成廣大勞工的血汗工廠。中國的「血汗工廠」，不僅源於人口龐大而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更源於勞工權利保障的極度稀缺，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不平等綜合作用的結果。
競優方式和競次方式
按照全球化時代國際通行的競爭力評價標準，世界各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方式有兩種——競優方式和競次方式。
競優方式是指：不斷健全本國的法治環境和改善經濟環境，不斷地提高本國國民的人權保障水平，不斷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訓等投入，不斷提高環保水平。其結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國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經濟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在這裡，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不過是手段，而增加本國民眾福利才是最終目的，也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
競次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權貴利益導向而非公平競爭導向，是權力干預而非市場選擇，是官權過大而民權過小，是以潛規則來代替明規則，是保護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競爭。其結果，它以優惠外企而歧視本土企業的政策來吸引外資，廉價出賣本土利益；它以偷竊式引進代替合法引進，帶來的是走私猖獗和損害知識產權；它以盲目引進代替精密論證，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費；它以放任自然環境的破壞來維持經濟高增長，導致損害整個國家和子孫萬代的長遠利益的破壞性發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踐踏基本人權來剝奪本國勞工階層的權益，結果是人為地壓低工人工資和取消勞工的基本勞動保障；它以跛足的技術模仿代替均衡的制度創新，結果是把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引向歧途。
顯然，以競次手段來贏得國際競爭中的價格優勢，是一種突破商業倫理和市場規則的底線的競爭——不惜以嚴重損害本國勞工階層的基本人權為代價的競爭優勢。在「競優」和「競次」兩種不同的競爭策略的背後，前者蘊涵的價值觀是對人的珍惜，而後者表達的是對人的蔑視，也可以稱為踐踏生命價值底線的競爭。
沾滿弱勢群體血淚的GDP增長
以競次方式贏得的所謂競爭優勢，不過是以暫時的高效率代替了長遠的高品質，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綜合素質的不斷惡化代替了持續優化。所以，當下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之野蠻遠甚於西方的早期資本主義。獨裁下的經濟高增長讓絕大多數百姓承擔了巨大綜合代價，即便不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腐敗橫行、金融壞賬和道德淪喪等代價，僅就社會公正的嚴重受損而言，中國GDP高增長的代價也是未來中國難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說，中共主導下的GDP高增長沾滿了弱勢群體的血淚。
二○○六年十月五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