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旗：未做完的法事 畫符、施咒與紋身(下)
【大紀元1月8日訊】四、狂暴的洗腦
如上述，毛澤東把歷史話語權看得力重千鈞，同時更輔之以強力的洗腦運動，如１９５０年即開展「思想改造運動」，主要針對當時知識份子甚至普通國民多對美國抱有好感（譬如，晚清以降，列強中美國對中國最為親善，既無割地亦無租界；美國反對瓜分中國，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反對日寇侵華、二戰同盟國及戰後的物資援華等等），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及《友誼還是侵略》等多篇「反帝雄文」，就成了反美仇美的精神洗滌劑。毛指出：「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丟掉幻想，准備戰鬥》），毛澤東直斥五四以來的新式知識份子為「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他還下達洗腦命令：「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別了司徒雷登》）
關於這輪清洗「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是分兩個層面強力推行的，第一是對普羅大眾的洗腦運動，通俗反帝宣傳手冊的密集推出，地方誌的改寫，群眾集會的聲討和控訴，甚至動用說書、曲藝和「偽民間故事」（例如《魚盆的故事》為其中經典之一，該少年讀物以神話筆觸繪聲繪色地勾畫外國傳教士夥同惡霸搶奪一個中國孩子養著魚神的寶盆），同時所有的外國教堂都「轉型」為反帝教育的展覽館，牧師與修女不是帝國主義政治特務的話，至少也是「宗教侵略」的文化特務……諸如此類。第二個層面是對知識份子靈魂與心智的洗滌，這本來難度頗高，但挾著中共建政之初如日中天的威望與人氣，加之抗美援朝的特定時代氛圍，居然也能勢如破竹。關於這個歷史片段，中國作家中傑英有一篇回憶錄，為當時學界泰斗的自我思想改造留下了逼真紀錄。中傑英是入學伊始的清華一年級學生，他目睹梁思成、潘光旦等等一代賢者在批判會上的言行，都大為吃驚，這些多系「庚款」栽培出來的美國名校精英，卻都在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地控訴美帝的精神毒害。如果他們因新君臨朝而如坐春風，痛感今是昨非，這倒也可圈可點。但稍遲幾年，這批人全部大「翻供」，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紛紛跳出來「向黨進攻」，如潘光旦所言，只是為了「透一口氣」，他說得十分形象。黨天下的威權統治、全能統治，壟斷了一切話語權與思想的權利，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精神暴力。此輪引蛇出洞的「陽謀」，結局不問而知，他們悉數打為右派，進而又展開了一波更為苛猛的思想改造。饒有意味的是中傑英本人，他為一介熱血青年，從剛入校門對師尊們自虐式的檢討不以為然，轉而認同嶄新的時代精神，不旋踵就投身革命熔爐，成了忠勇的學生黨團骨幹，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他本來是站在黨團的立場與「向黨進攻」的右傾學生互貼大字報辯論，殊想不到，只因他顧全辯論的君子風度，立言不夠狠辣，未能「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卒與他的論敵一同淪為右派。中傑英為性情中人，亦系筆者舊識，八十年代初在廬山同桌用餐時，他念及前塵往事，忽而涕淚縱橫……那是新中國一代青年的心靈痛史！
然而，中國人的精神扭曲這才是第一個章回。此後，毛氏關於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等一系列批示，無不是為了鞏固和壟斷政治話語權。帝王將相的歷史已化為塵埃，「勞動人民」及「階級鬥爭」成為貫穿歷史的主線，庚子拳亂是「偉大的義和團反帝運動」，更不須提是西方列強既令中國蒙恥又讓這個昏睡的民族看到了現實世界和近代文明――此種史觀已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頗為諷刺的是，毛時代的紅色中國，民貧國亦貧，卻怪誕地浮現出「朝貢」的迴光返照，讓世人看到了帝國天朝清秋大夢的最後幻影。殊不知彼時「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無一不是花錢送禮買來的。且不說朝、越及「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沒一個是省油的燈。單說那些打秋風的亞非拉夜郎小國或者忽生忽滅的小黨，前來朝覲一下，必可滿載而歸。坦贊鐵路的無償援助，就是毛澤東接受朝拜時對尚比亞總統卡翁達的一句話，當堂敲定，且莫說卡翁達本人甚覺意外，連在座的中共同僚都無不瞠目結舌。結果１０年工程，血汗斑斑，建成後坦贊土著無人能管理，經濟效益也不堪提起，中國無數次追加注資，也無法救活這條「友誼鐵路」，到現在，它乾脆被非洲地主賣掉了，當然一個銅板也落不到中國人的腰包…..幸而幾經蹉跎，「朝貢」廟堂這盞飄搖不定的長明燈，終於熄滅了。
五、國運的輪迴
中國第三波向西方學習的浪潮，始於開放改革的元年――１９７９年。被趕跑的國際資本主義被請回來了，久違了的德先生賽先生也回歸中土。
八十年代是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的年代，其時思想解放運動春潮湧動，知識份子終於理清了近代史中國衰落的癥結。西方列強雖令的中國蒙恥，卻也給中華民族送來現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的和平通商之請，未能打開帝國的朱門，鴉片戰爭的大炮卻帶來了五口通商；八國聯軍蹂躪了辮子國民最後的自尊，卻帶來了「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且看今天中國加入WTO的承諾條款，哪一條不是當年外夷逼著中國做，而我們認為是奇恥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過仍須指出，八十年代大陸知識清流的理性認識，為來得及進入學校的歷史課本，其思想高度並沒有超越民國時期及其後港臺暨海外學界早已定論的近代史觀。當然那時要想看到蔣延黻、余英時、羅家倫、郭廷以、柏楊、陳致平等人的書，也並不容易（八十年代僅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出版），不過大陸學人通過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漸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燈，燭照歷史，畢竟難能可貴。那時有金觀濤、劉青峰的《興盛與危機》及其後的電視片《河殤》，《河殤》誠然失之粗疏浮躁，但大陸思想文化界重新尋思自己民族的來路與去處，這和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脈動是同步的。被畫符與施咒的「黨化」歷史，已被推撼得搖搖欲墜。然而，這股春洪竟在一夜之間被截流，槍炮聲才歇，思想專制的大閘又轟然落下……
卻說民國時期及海外學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幾十年中國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鬱結而生的仇怨？其實無他，彼時的民國雖仍為專制政體，但它沒有「偉大領袖」的耳提面命，沒有各種「光輝批示」和思想運動，學術自由大體未受政治鉗制，故有公正之筆，清醒之論。可歎的是，及至九十年代，港臺及海外史學界的成果在大陸已可躋身書店，而大陸學者袁偉時、吳思等人的論說亦已遠勝於八十年代的歷史反思，但此時不同彼時，從一代青年的集體無意識裏，那個被畫符與施咒召喚而來的心魔，壓倒了獨醒者的聲音而肆虐至今，陰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義」其聲隆隆地大回潮，如同在招魂幡下狂舞的魅影。
如果說八九春潮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那麼，其後的仇外民族主義蠱惑宣傳，就成了統治者的救心丹，為匡扶搖搖欲墜的政權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藥，也得飲鴆止渴了。然而，何以當局諸如「反和平演變」之類意識形態話語，以及其後一再更新的政治桃符，始終乏人問津，而訴諸感性而非知性的仇外宣傳，其香火信徒卻如過江之鯽？這其實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和該民族的文化受挫感是成正比的，越是有過文明輝煌史的民族越是如此（譬如伊斯蘭世界）。此外，即便資本主義體系比舊的文明形態來得進步，卻也並不能與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撇清幹係，它對弱勢民族的剝削與壓迫，尤甚於對本國國民，這是事實–儘管其強度又要比那些專制強權的政府對自己子民的壓迫剝削要輕（一如今日中國之外資企業）。但帝國主義的歷史劣跡，在文化受挫感甚為強烈的民族群落裏，很容易被歸結為國家恥辱與仇恨的總根源。越是在專制政治的國度越是如此，蓋因權力者壟斷著傳媒、資訊、話語和一切公共權力，它永遠不讓人民知道，一個國家的興衰所系在於其內政、在於制度、在於融入人類文明的主流。
六、仇恨的刺青
「愛國」這一價值判斷，在人類社會發展現階段當系人的一種基本情感。而「愛國主義」在思想哲學界卻不見經傳，它屬於政治語彙。更不須說，仇外式的「愛國論」實為極權主義的產物。
仇外式的「愛國」一直是中共建政以來的宣傳導向，但在毛時代卻還有超乎其上的至尊法統，那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愛國主義只是攀援寄生於這思想法統之上的輔助性精神資源。到了鄧小平時代，至尊法統是「四項基本原則」，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戒律而存在，本身缺乏魅惑力和凝聚力，於是愛國主義便在80年代高歌猛進，「胡趙新政」的十年，西潮東漸，此時愛國的主旋律雖亦為「振興中華」，但仇外色彩趨弱，即便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主流卻是健康向上的，到了八九春夏，愛國主義甚至昇華到追求自由民主，這是五四精神的延續，只有「德先生」「賽先生」才能救中國—-此系真正愛國運動的必然選擇。
及至「後八九時期」，北京當局既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失去了道德話語權，因為它那套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裏再無一字半句被人民所相信。為確保政權的安全運行，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與謊言。暴力的極致已經向全世界展示過了，謊言倉庫裏許多陳舊貨色本已朽敗不堪，但有一包長了綠毛的存貨仍可派上用場，那就是強化仇外式的教化宣傳，讓民間所有的仇怨和不滿，都排放到這條心理陰溝裏。經過十數年的愛國「催情」灌輸，昔時追求民主的愛國碧血濺落之處，竟瘋長出密麻麻的精神毒菌，這一撥新潮愛國者之「愛」，是植根於「恨」之上的，亦即對一切假想出來的「謀害中國」的外寇的深仇大恨，其中既有從曾曾祖父那輩繼承下來的陳年老賬，亦有現政權欽筆開列的新賬，條目繁多，總之是新仇舊恨，不共戴天！
考民族主義的思想源流，它在原產地歐洲確乎與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有著親緣關係，但在歷史的川河裏，民族主義亦並非總是徒具破壞力的排空濁浪。縱觀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史，普遍湧現過民族主義思潮，在抵禦外侮的強烈心理訴求之下，民族主義者同樣熾熱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他們和自由主義者從來都是並肩作戰的熱血戰友，尤其是韓國，民族主義者與民主先驅一道出生入死，前仆後繼幾十年，成為推翻專制最忠勇的同盟軍；再觀中國的五四運動，反帝與爭取自由民主也是同一竿大旗上迎風翻飛的纓穗。至於「反帝」怒吼壓倒了「啟蒙」，那是國際時局的變易使然，在當時或難避免，不幸的是歷史的步履再也沒有回到「五四」民主啟蒙的原起點。自從中國本土的民族主義被極權統治所收編，它的自由民主理念便被閹割了，空餘「愛國」而且鹹於「愛國」，愛國必言反帝反霸，其他免談。於是愛國主義又萬流歸宗，在百尺高壩裏縱聲喧嘩……
一百六十年以來，中華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步履如此沉重，一波三折，癥結都在於統治階層的冥頑不靈。中國人在痛苦中反復求索和一點點積聚起來的理性和智慧，總被風吹雨打去。時間的鐘擺在晃動，歷史卻在迂回前進之後又猛然倒流。聽聽滿耳的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看看學校課本和官方的輿論導向，那已不止于畫符與施咒，而是一種強制性的集體「紋身」，給這個國民的心靈刻上仇恨的刺青。歷數民族的苦難屈辱，以前還勻一份罪責給腐朽沒落的專制皇朝，而今幾乎都記在西方列強的賬上。如果說這種教化對權力者來說只是凝聚民氣的工具，那麼在這個信仰虛無的年代，狂熱的民族主義便成了許多人心靈神龕的香爐與燭火，成了「准信仰」和「准宗教」，於是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十冤九仇，便從宗教心理學上的「苦難崇拜」升級成「屈辱崇拜」，時刻銘記並裸呈出民族的瘡疤—-這正是所謂的集體「紋身」。
從畫符、施咒到紋身之餘，當權者告訴老百姓兩條鐵律：「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國人民推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外夷從來沒安好心。這劑愛國迷魂湯，果然讓許多人相信，靠集權制度是可以建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國家的。於是，「強國夢」在持續發酵膨脹，如同喝了黃表紙灰沖的符水，頃刻成就「愛國」護體神功，百毒不侵，於是便大哉中華、壯哉中華了。
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塊沒有人權法治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和諧社會」，實屬匪夷所思。回首前朝往事，中國何日方得從冗長的歷史夢魘裏悠悠醒轉過來？
（寫於2005雞年新年）
轉自『關天茶社』(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