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 (1)

—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張祖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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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國正處於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之中。社會每天都在發生變化;變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變化之大,引得世人矚目。然而,誠如前人所言:理論往往落後于現實生活。在今日中國,系統說明這種變化的著述少之又少,仿佛社會根本沒有這種需求似的。從政治和政治學的角度論述社會變遷的著作,在國內更是鳳毛麟角。許多執著地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人卻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何為人權?何為憲政?對於如何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憲政民主政體更缺乏深入思考和實證研究。筆者本非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但自認為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自覺有責任將所思所想記錄下來,呈獻給世人。倘若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對人們的思考略有一點幫助,對社會進步略有一點貢獻,則於願足矣!

我將在本書的前言部分論述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對社會發生影響的主要思潮和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可能走向;在本書的正文部分回答什麼是憲政民主,為什麼要在中國建設憲政民主,怎樣在中國建設憲政。

在全書的起始,有必要首先搞清時代背景,即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執政的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是: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果我們超越“姓社姓資”的無謂爭論,用現代化理論和社會進化理論來考察中國社會的變遷,就不難得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判斷。其主要特徵是: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專制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準確地說是憲政民主政治)。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和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誰也無法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與正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了。我們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個維度進行分析即可以清晰地看出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些重要特點。

在經濟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這樣幾個趨勢:(1)非國有化。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4237億元,其中國有工業3289億元,集體工業948億元,城鄉個體工業和其他經濟類型工業為0,非國有工業產值僅占總產值的22%。而到199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119048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33621億元,集體企業45730億元,個體企業20372億元,其他經濟類型企業27270億元。非國有企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70%以上。1998年工業總產值的增長指數(上年為100),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100.1,集體企業為109.1,個體企業114.7,其他經濟類型企業125.3。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比上年增長了0.1%,非國有經濟成份的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國有經濟成份。(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2000》)。

截止1999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達151多萬家,從業人員2022萬人,註冊資本10287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0%、18%和36%;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註冊的個體工商戶達3160萬戶,從業人員6240萬戶,註冊資金3439億元;三資企業達32萬家。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指出:1992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標誌性的數位: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第一次超過了50%。到90年代末,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已占到工業總產值的74%。這表明,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擎天柱在90年代已逐步讓位於非國有經濟,在國有經濟萎縮、下崗大量出現的現實情況下,非國有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參見1999年第10期《經濟與資訊》)隨著經濟轉軌進程的加快,非國有化的趨勢也在加速。

(2)市場化。據統計,現有生產資料的價格90%以上是由市場決定的,生活資料的價格95%以上由市場決定。在國有企業的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中,執行國家指令性計劃所占的比重已從改革前的95%以上降到5%以下;換句話說,今天的國有企業主要是面向市場進行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而不再象過去那樣僅僅是完成國家計畫的機器。至於在原有體制之外生長起來的非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就是應市場需要而生,並且是按照市場規則(當然,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運行的。90年代以來,市場化趨勢更加顯著。95%以上的產品價格先後放開,各種要素市場逐步開放,不僅商品市場發展很快,資金市場、技術市場、產權交易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勞動力市場等也都在蓬勃發展。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認為: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市場化程度大致在45%—50%。預計在“九五”計畫末(2000年)可達55%;“十五”計畫末(2005年)可達65%—70%,即完成轉軌進入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2005年以後我國市場化進程必將加快;2010年以後,我國市場化程度可達80%以上,使轉軌基本完成。2020年左右,可以躋身於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參見顧海兵文章“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載1999年8月13日《中國經濟時報》第3版)

(3)國際化。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206億美元;1999年增加到3606.5億美元,居世界第八位,其占GDP的比重達到近40%(1978年不到10%)。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98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超過4000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近300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企業當中,已有289家落戶中國。199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餘額已達到創紀錄的1450億美元(如加上香港特區則超過2000億美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愈來愈緊密,日益國際化。

(4)工業化。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20年來,這方面的變化十分顯著。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624.1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1018.4億,工業產值為1607億元。到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9552.8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14298.7億元,工業產值為39149.8億元。在過去的20年中,農業產值增長了13倍,而工業產值卻增加了23倍多。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已不到18%,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卻達到50%左右。1999年,全國的鋼產量為12426萬噸,原油1.6億噸,原煤10.45億噸,水泥5.73億噸,發電量12393億千瓦小時,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上述數位表明,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增速是相當快的。

20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兩層結構轉化為三層結構。改革以前,中國社會呈現典型的“國家——個人”兩層結構,國家通過單位(工廠、公社、機關、學校等)制度直接統治個人。改革以來的最大變化就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民間社會,如民營企業、民間社團、各類仲介組織、民辦媒體、民辦學校、城鎮社區組織等。其結果是“國家——個人”兩層結構轉化為“國家——民間社會——個人”三層結構。這使得國家對個人的控制能力相對減弱,個人選擇的機會日益多元化,個體對行政機構及其衍生物的依賴性大為降低;同時形成了範圍廣闊的社會公共生活空間及個人生活空間,人的潛能與活力被大大啟動。(2)中產階層的產生與成長。改革以前,只存在黨政官僚特權階層和工人、農民、城市平民等下層社會,沒有中產階層。改革以來,隨著非國有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民間財富的迅速積累,一個收入豐裕、生活富足、資產殷實的中產階層正在形成。

據保守的估計,全國個人金融資產超過100萬元的人數遠遠超過100萬,個人金融資產超過10萬元的則達3000萬人以上。如再加上其家屬,就更多了。儘管他們目前在總的人口構成當中所占的比例還不算大,但由於他們掌握著大量財富,主導著市場的發展趨向,控制著廣泛的社會資源,並且在日益積極地參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因此,他們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必將對社會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3)社會兩極化。一方面,富有階層、中產階層的人數在逐步增加;另一方面,貧困化的人口仍為數巨大,城市下崗、失業人數還有較大增長。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到1999年末,全國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650萬,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575萬,兩項合計已超過1000萬人。這還不包括城鎮集體企業和其他類型企業的職工下崗人數、未經登記的失業人數、停工待業和停減發工資的職工人數及漏統的人數;如果加上這幾塊,人數當會超過2000萬。(另外一種說法是:1999年,全國有下崗職工1174萬人,其中492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 。預計2000年下崗職工將達到1200萬。《北京青年報》2000年3月15日第2版)有人估計,1998年我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在1540萬——1600萬人之間,加上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減少1700萬;兩者合計3200——3300萬人(胡鞍鋼,1999)。

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經濟競爭加劇,下崗失業職工人數還會進一步增加。全國農村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和上億的過剩勞動力,他們的生活更為困苦,權益更沒有保障。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要大大多於生活較為富裕的中產階層的人數。(4)城市化。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到1999年底,全國建制城市已達663個,市鎮總人口為38892萬,占全國總人口的30.89%。城市比1985年的324個增加了一倍多。當然,不應簡單地把過去的地縣改為市等同於城市化。但是近些年來,城市人口急驟增加,城市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生活方式迅速傳播確是不爭的事實。愈來愈多的人群受到城市的文化生活、價值觀念、道德規範、行為模式與社會心理的影響,由農村向城市遷移,使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整個社會不斷上升的城市向心趨勢日益遞進。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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