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賓雁，賓雁，魂歸何處？
【大紀元1月2日訊】「中國的良心」卻死在美國
二○○五年十二月四日上午，林培瑞教授打來電話，說賓雁已經病危。剛去看過他，他說了一句：「將來，我們想起今天這樣的日子，會非常有意思。」誰知這竟是他的臨終遺言。後來睡著了，一直沒有醒來，零時二十五分停止了呼吸。他最後向我們告別的時候，還在瞻望將來。
劉賓雁，作為「中國的良心」，卻死在美國。中國拋棄了良心，中國放逐了良心，而且拒絕收回良心。
在中國被稱為「自由化分子」的人，因追求自由化反而失去了自由。我們在流亡途中，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動，就是不能踏上自己國家的土地。賓雁，現在你徹底自由了，歸去吧。你的忠魂可以在中國的上空翱翔，注視那裏發生的一切。
賓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改正了，一九八七年又成了「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滄桑只是換了一頂帽子。
賓雁的「右派分子」帽子是毛澤東欽定的，胡耀邦想保他也無可奈何。賓雁的遭遇贏得很多人的同情。在一次批判大會上，有一個人站起來，以為他要發言，不料他從 視窗縱身跳了下去，以死為劉賓雁抗辯。這個人的名字叫戚學義，死後還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自殺的不少，但為「右派分子」而自殺 的還沒有聽說有第二人。只有賓雁能有如此打動人心的震撼力。
同命運，更知心作為「自由化分子」，賓雁和我命運相同。一九七九年，他因發表《人妖之間》成為文藝界的「有爭議的人物」，我因發表《誰之罪？》和《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成為理論界的「有爭議的人物」。我被鄧小平趕出北京，他打電話給我，要我到他家去一次。從西郊的北大到東郊的《人民日報》宿舍，相距遙遠，我怕麻煩，說：「有什麼事在電話裏講吧。」他說：「不，你一定要來一趟，我們作一次長談。」我到那裏，坐沒多久，一看表已是十二點。他說：「你別著急，我已做好午飯，吃過飯再談。」我們談了一個下午。當時我心中充滿憤慨和鬱悶，他是為了開導我。他說，他當了右派是不幸也是萬幸。他本來已進入高幹序列，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不是進入官僚階層，就是成了精神貴族。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基層滾來滾去，才知道新社會的窮人是怎樣生活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多少人受冤受屈，比起他們來，戴個右派帽子就不算什麼了。這一切，為他思考 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概括地說：「總之，我得到的東西，大大超過我所付出的和失去的東西。」然後鼓勵我：「你去南京未嘗不是好事，也許你能發現不同於 北京的另一個中國。」我的心境平靜了，在回家的路上覺得輕鬆了許多。
胡耀邦關懷，但保護不了
我們兩人都得到胡耀邦的關懷。一 九八六年，賓雁到南京來看我。他說，耀邦對我有三條口信，對他也有一條口信。耀邦給我的口信是：「第一，不要告狀，告也沒用。第二，回到書齋，研究學問。 第三，不會忘記你的。」這些話，一點不像總書記的口氣，完全是老朋友的勸慰。對他的口信是：「叫劉賓雁寫小說去吧，不要寫報告文學了。」賓雁寫一篇報告文學只要個把月，但他得罪的地方黨委到中央去告狀，糾纏一年都完不了。當時就有六七個省委向中央告狀，耀邦頗覺為難，故有此語。後來鄧小平勒令開除劉賓雁的 黨籍，老同志在「生活會」上對胡耀邦進行「逼宮」，指責胡耀邦是劉賓雁的「保護傘」。耀邦的優點是善與人同。在這個場合，優點變成缺點。與那些老同志「善與人同」就是作違心的檢討。他把老同志的指責寫進了檢討：「一些壞傢伙居然把我當作他們的保護傘，蠱惑人心，毒害青年，製造動亂，使已經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不能更好地發展，這個後果是嚴重的。」說過以後，他又後悔了，多次托人帶口信給賓雁表示歉意。
一九八七年賓雁第二次被開除黨籍時，就沒有人為他跳樓了，而是賓客盈門，他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民運的良心」
劉賓雁不但是「中國的良心」，也是「民運的良心」。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國不久，他邀我到他家住了兩天，主要是談海外民運的現狀。他深感無奈和失望，說：「中國人一旦有了自由，貪婪和卑鄙也淋漓盡致地自由發揮出來了。」接著，一九九三年初的華盛頓會議，他在大會上發言，含著眼淚說：「我們大家都講點良心，好不好？」一時也感動了一些人，但良心的呼喚終究不起作用。民聯和民陣的聯合演變成更嚴重的分裂，兩個組織不是合二為一，而是合二為三，又多出了一個民聯陣。賓雁寫了一篇文章評論民運，題目就是《民運的悲哀》。他說，老有人講多少特務打入了民運。需要嗎？不等特務發揮作用，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二○○五年一月，我去看重病中的賓雁，誰知這次見面竟成永訣，年初年尾，陰陽隔絕。當時我見他氣色不錯，嗓音響亮，暗自高興。為了保持他留下的最後的美好形象，我不敢去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不能忘懷祖國和人民賓雁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對中國的眷戀。那片土地是他的災難之邦，為什麼還要心嚮往之？他所不能 忘懷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新社會的窮人、受冤受屈的普通人。我清楚地記得他對我說過：「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後的老百姓。我總感到是被人推著走，背後是人山人海。」凡是來自中國的朋友，他都要請到家來長談，詳細詢問國內的政情、民情。有時他也打電話來，與我分享資訊。有些資訊是互相矛盾的，我們不免討論一番。他感慨道：「我們的親身體驗都用完了，間接得來的資訊畢竟不能代替自己的觀察。」他的強烈的回國的願望就是為了獲得「自己的觀察」，直到最後，他還幻想「哪怕踏一踏那裏的土地」。
賓雁的視野寬闊。他掌握日、俄、英三門外語，閱讀廣泛。搬入新居以後，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領我去參觀，最為得意的是那一捆一捆的剪報。他認真研究美、蘇、歐，特別關注拉丁美洲問題。研究外國還是為了中國，作為「他山之石」來攻中國之「玉」。為什麼特別關注拉丁美洲問題？他認為，有些拉丁美洲國家，不走民主化之路，結果腐敗的文官政府被軍人專政所代替。這也是中國最危險的選擇。他還認為，中國的現狀與阿根廷走過的道路很相像。一九八九年，阿根廷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許多做法和中國差不多。九十年代，阿根廷經濟高速發展，國際上稱之為「阿根廷奇跡」。只不過維持了五年就出現危機。原因是貧富分化，失業嚴重。阿根廷已經天下大亂，中國為什麼還能保持「穩定」？阿根廷有強大的工會，為工人爭取利益。中國有強大的軍隊，用「壓倒一切」來求「穩定」。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阿根廷──中國的先兆》。有病不治，遲早要發作。中國的危機只是拖 延時間而已。
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賓雁為我們留下了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賓雁認為，研究中國問題不能切斷歷史。人們曾經切斷歷史。一九四九年以前，以為一切罪惡都是國民黨造成的，只要推翻國民黨，黑暗的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年輕的時候犯了這樣的錯誤，追求一個與舊社會截然不同的新社會；結果新社會給予我們的不民主之苦，遠遠超過了舊社會。今天，有可能再次切斷歷史，以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一切罪惡都是共產黨造成的，只要推翻共產黨又是一片光明了。我們怎麼能夠揮一揮手輕描淡寫地說：「過去的一切都錯了，從頭再來。」錯也要找出錯的原因來，找不出原因，可能一錯再錯。賓雁提出一個問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在蘇聯、東歐都倒了，為什麼在中國不倒？他認為，因為中國的土壤中有更多的專制的養料。中國共產黨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它的成功是因為適應了中國的條件。常常有人用欺騙或陰謀來解釋，這種解釋至少是膚淺的；就算是欺騙，為什麼千百萬人在長時期中 能夠接受欺騙、相信欺騙？還是不能解釋。他提出，反對共產黨要消除它存在的條件。我問他：「你近年發表的文章自認為哪一篇比較重要？」他說《尋找共產黨》。我感到奇怪，共產黨不就在那裏嗎？何必尋找？我把文章找來一看，才知寓有深意焉。賓雁他是把這個問題放在歷史中考察的，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的含義。 早年，熱血青年滿懷理想，衝過封鎖線，奔向解放區，為了革命而「尋找共產黨」。掌權後，共產黨變了，變成專制腐敗的黨。一些真正的共產黨人發覺，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共產黨，於是要重新「尋找共產黨」。下一步，「尋找共產黨」是找它算帳了。
賓雁總是立足現實，放眼歷史。他的最後一部著作題為《走出千年泥濘》，探索中國的出路。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明：中國社會是怎樣變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變的？中國人是怎樣變的？共產黨因贏得民心而 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後來怎樣一步一步地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為什麼還不倒？可惜這部著作沒有寫完，成為永恆的遺憾。
賓雁，我希望你安息。我知道你不會安息，你的英靈熠熠生輝，使一些人得到鼓舞，使另一些人感到恐懼。
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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