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超女”变”乖女”的總決賽
【大紀元8月31日訊】一 不准民間平庸娛樂的霸道
一向敵視民意的官權及其御用精英就是這麼無恥，居然對大眾娛樂也表現得首鼠兩端：一方面，為了讓大眾忘憂，中共政權縱容平庸化的大眾娛樂﹔另一方面，中共又害怕超出其控制範圍內草根性大眾娛樂，為了防止任何超出官控範圍的民間行為，就要讓官權的喉舌央視來主導電視娛樂節目。
官權說：你們盡情娛樂吧，要娛樂就不怕平庸，甚至越庸俗越好！但你們的平庸和娛樂必須符合我的標准。隻要符合我的標准，再庸俗的娛樂也沒關系﹔凡是不符合我的標准，哪怕是全民狂歡也不准平庸！
所以，盡管有萬千網民的萬千追捧，“芙蓉姐姐”還是驚動了黨中央，被意識形態衙門中宣部下令封殺。現在，各大網站上已經見不到“芙蓉姐姐”的騷首弄姿，相關專題也不見蹤影，電視媒體和紙媒體再無任何報道，關於“芙蓉姐姐”的書籍也不能出版。以大膽著稱的“芙蓉姐姐”，也不得不收斂其自由的自我展示，僅僅當了三個月的網絡明星，網絡芙蓉狂潮就隨著官方的封殺令而衰落。
多麼虛弱的政權，居然連民間自造的平庸偶像和大眾的自我娛樂都不允許！
所以，盡管掀起四億人次觀眾齊看“超女”的全國性狂潮，但“超女”還是感受到來自意識形態衙門的“政治壓力”。
正當“超級女生”火爆全國之時，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曾在北京梅地亞中心舉行“珍惜受眾信任，樹立健康形象”主題座談會。據媒體報道，整個會議就是“惡俗娛樂批判會”，央視名嘴李瑞英、羅京、崔永元、朱軍、李詠等人出席，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也前來助陣。他們掄起抵制“惡俗”、“低俗”的大棒，激烈地抨擊“超女”。會後還發出媒體自律倡議書，號召抵制廣播電視文藝娛樂節目主持人的低俗之風。
在這種冠冕堂皇的“反惡俗”的背後，是中央與地方、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競爭及其沖突，也就是央視及大腕們的既得利益在作祟。因為，主持“惡俗娛樂批判會”的機構“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事實上就是央視下屬的一個機構。它的大多數領導和委員都是央視現任的或退休的主持人，比如，李瑞英任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羅京、敬一丹都是副理事長。所以，它的聲音代表誰的意志和利益，傻子都能看得出來。
在這場壟斷體制欽定的媒體老大與市場化造就的娛樂先鋒之間的沖突中，民間輿論的主流是對“超女”的支持和對央視名嘴們的蔑視，那些關於“超女”具有嚴肅社會意義的微言大義，顯然包含著對第一電視喉舌的不滿。
然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央視的背後是官權及壟斷體制，再強的民意也無濟於事。隨著央視名嘴們的炮轟而來的，不僅是“超女”將被封殺的傳聞不脛而走，而且是上綱上線的政治指控。
一篇出自央視的網絡論壇的、署名“紅木”的文章《超級女聲是民主啟蒙還是為顏色革命做准備？》在網上流傳，該文把圍繞著“超女”的爭論上綱為爭奪“接班人”的斗爭。
該文指出：“這一貌似‘民主’的舉動，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鼓吹為‘民主啟蒙’，甚至有人歡呼‘中國的媒體第一次把黨和政府晾在一邊’。”“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意識形態陣地從來就沒有空白，正確的、積極的、健康的思想不去佔領，反動的、消極的、腐朽的東西就會乘虛而入。”“這些人利用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尚未或正在形成，就企圖用錯誤的思想去引誘他們，其實質就是和我們在爭奪下一代、爭奪接班人。”
作者公開宣稱：媒體不是社會公器，而是黨權的宣傳工具，所謂“按照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科學界定：任何媒體都隻是階級的宣傳工具。”“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
作者公開指控：“現在政治思想領域的雜音、噪音，許多就是把矛頭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現在在我國有一些人‘全民娛樂’的幌子，宣揚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和思想，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進而企圖否定我國的國體和政體。”
作者發出警告：“近一段時間出現的‘顏色革命’有一個特點就是西方操縱別國媒體，在該國意識形態領域制造混亂，進而篡奪該國政權。”“這些噪音、雜音的出現再一次表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是十分尖銳的。……蘇聯解體後，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如果我們不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動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松對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導致我國社會思想的混亂，最終釀成象“顏色革命”那樣的社會動亂。”
作者公開呼吁：“……那種鼓吹在媒體宣傳中‘把黨和政府晾在一邊’的言論，是極端陰險，又是極端有害的。”所以，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 “超女”如何變成了“乖女”
雖然，在黑箱中國，還無法証實湖南衛視受到有關部門的警告或明年“超女”將自動消失的信息，但綜合央視名嘴們的炮轟、紅木的上綱上線和三強決賽的安排，湖南衛視顯然受到某種外來壓力，所以，為了平息官權的不滿，26日的決賽安排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央視模式和主旋律的討好。
其實，湖南衛視本身就是官家的，“超女”又是一場商業大秀，現在已經是眼球吸爆了，金錢賺足了，無論是為官為錢，湖南衛視的第一選擇，隻能是向上頭的“政治壓力”屈服。所以，三強總決賽與此前的任何一場PK相比，都顯得遜色不少。因為，湖南衛視再不給超女們自由發揮的任何余地，超女的表演完全在操控之下，根本無法在決賽中把各自優勢發揮得到淋漓盡致，觀眾也無法再次體驗平民狂歡的最高潮。
於是，超女決賽變成了中國新年晚會，老藝人們出來捧場了，連海外“赤子”來“賀電”了，愛心道德秀也上演了，隨著下級對上級的妥協，“平民美學”也被迫向“官家美學”低頭。
1，向央視壓力獻媚：照理說，三強決賽，超女最應該唱她們最拿手的歌，特別是能使年輕“粉絲”們癲狂的時尚歌曲，但出人意料的是，決賽變成了“中國新年晚會”的重復，三強所唱歌曲大都是傳統晚會上反復演繹過的老歌，每人還都要唱一首民歌、一首愛國歌、一首英文歌，這樣的全面唱功，使三人的表演變得毫無個性、平庸之極。同時，央視晚會一向具有“寓教於樂”的灌輸功能，其拿手好戲就是在輕浮的歡樂中加入“道德味精”，讓廉價的眼淚淋濕主旋律的音符。三強決賽最能表達央視式煽情的片斷，便是兩主持人和三強的病房獻愛心，恍惚讓人回到由倪萍、趙忠祥、周濤等人的矯情，也頗有“藝術人生”主持人朱軍的煽情技巧。
2，愛國主義包裝：從海選到決賽，三強一路走來，很少唱著愛國主義歌曲參賽，對於她們這個年齡的歌手來說，愛國歌曲也確實不是她們所愛。但最後的決賽中，愛國主義主題格外醒目。不僅三強各唱一首愛國老歌，而且愛國老歌一唱完，插入的就是海外游子們的“賀辭”，以凸現“超女決賽”的愛國主義。但三強唱愛國老歌，實在難為了她們，周筆暢還說得過去，李宇春已經顯得勉強，張靚影簡直就是在硬唱。
3，用主旋律來自我保護：決賽中插入的場外鏡頭，除了街頭採訪的普通觀眾之外，還有一批老藝人出面，時尚“超女”變成“老藝術家們”的學生。上臺助陣的馬玉濤和黃婉秋，場外支持的王昆、胡松華，作曲家喬羽等人，大都是毛時代的藝術寵兒。這個環節的安排，露出臨時抱佛腳的倉促，三位超女居然連歌詞都記不住，每人手裡拿著明晃晃的一張紙，不時地看一眼。而且，兩首老歌的演唱，隻能聽到老藝人的歌聲，三個超女的聲音則像不合格的伴唱。馬玉濤高歌她的成名作《馬兒呀，你慢些跑》，三位超女勉強地跟著“老馬”，跑得毫無樂趣且東倒西歪。馬玉濤給超女三強的忠告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把歌唱好。”整個就是政治輔導員在勉力“紅領巾”。
就這樣，引發“平民狂歡”的“超女”，卻以如此拙劣而僵化的央視風格落幕。三強的舞臺表現，再沒有那種讓人耳目一新的瀟洒，更沒有令人激動的個性展示，她們都變成了聽話的乖乖女﹔服裝一律和馴順表演，老曲目、老藝人和愛國主義主題的加入，不僅盡失“超女”的特有氣質，也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自由風格。
於是，“超女決賽”這一最高潮的大戲，再不是“平民美學的勝利”，而是“官權美學的凱旋”。
當最重要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越來越走向超級醜陋之時，也當知識分子的戲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甚囂塵上之時，超女們是無辜的，大眾也隻能通過強作狂歡來自我展示。在此意義上，“超女”的火爆表征著中國的雙重荒誕：官權對大眾娛樂的首鼠兩端態度，也導致媒體在公共參與上的商業機會主義。
一方面，媒體及大眾不得不回避嚴肅問題，而扑向輕浮的娛樂且強作狂歡﹔另一方面，商業性娛樂節目的收益，全靠草根民意的大量支持，但媒體為了不違反官權的政治正確，不激怒黨的第一喉舌央視，又不得不收斂其討好民意的鋒芒，即便玩得再癲狂，也是“孫悟空翻不出如來佛掌心”，通過對草根民意的出賣來贏得上級的手下留情。於是，民意捧出的另類“超女”被操控為小甜心式”乖女”，一個個變得那麼乖巧、馴順，如同那些會討巧的御用精英，不能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精神食糧，卻拿出教主的姿態對大眾趣味橫加指責。
2005年8月29日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首發05－08－29）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