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登忠：報告文學 第十章 計劃生育(上)

【大紀元6月18日訊】當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實現民主的時候，當幾十年過去，我們都步入老年的時候，我們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二十世紀下半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半個世紀裏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在經濟領域，前十年從連年戰爭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疲憊不堪的軀體中逐漸恢復元氣到崩潰，接著的二十年停滯不前，後二十年即鄧的時代，沿海省份、城市及內地的部分地區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政策的優惠，國內、外資金、技術的投入，內地及偏遠地區大量的農村剩餘廉價勞動力的輸出，以及中國人壓抑了數十年的創造力的爆發，使得沿海地區、大城市在經濟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政治領域，從獨裁到集權，從個人專制過渡到一黨專制，這不能不算是進步，只是這樣的進步不足掛牙，會貽笑大方。在人權領域，人權也隨著經濟的發展，統治方式的改變而有所改善，然而多少年以後我們的子孫會為半個世紀中國的人權狀況感到毛骨悚然，因為這五十年中國出現了三個人權遭受普遍踐踏的恐怖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大躍進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六十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第三個時期是七十年代末開始的計劃生育，其高峰期是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現在大多數人並不贊同把計劃生育與反右、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其原因並非人們認為的那樣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只是人們一貫的想法：只要取得好的結果，無論用什麼手段去獲取都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原諒的，也即抓住耗子的就是好貓，並且，現在的人們還不能象後人評價反右、大躍進、文革那樣比較客觀地評價計劃生育。正當反右時，人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劃成右派，農民們也不恐慌；大躍進時城裏的人還有飯吃，人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農民餓死；文化大革命有許多人悲哀，當時也許有人覺得一個整一個，一個鬥一個、一個打一個挺有樂趣。

近看老虎它有許多美麗的花斑，後退幾步看，它是一個整體，這時你就會覺得它的可怕；隔岸觀火，我們就可以看到每一處的大火，這時才知道火的猛烈；當我們站在高處往下看，或是幾十年後人們翹首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農村發生的拉牛拉馬或是抄家等等現象是”多麼的恐怖！”反右、文革無論其手段還是目的都是極惡的，這兩個時期是人類史上罕見的”焚書坑儒”。把中國數以十萬計的高級知識份子有的拉去游鬥有的關進監獄，有的被折磨至死，有的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一去就是十幾二十年。幾年後，與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戰友們一個一個地被打倒，然後在老百姓中間製造對立，製造敵人，相互械鬥，相互殘殺，和平時期毫無目的地打內戰。被貼上地、富、反、壞、右標籤的人們大會小會不是被批鬥就是被遊街，無產階級們鬥了他們二十多年。紅衛兵抄家就象翻垃圾桶一樣自由，讀書不用考試，上大學只要你是貧下中農，文物全是古董，是非顛來倒去，舊世界的一切全被砸爛……大躍進時期，沒有目的，沒有人想要人餓死，可結果一個村子餓死上百人，全中國餓死的農民數以千萬計。

這些事實背後的原因，人們可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也許是個人獨裁的結果，也許是一黨專制的結果，也許是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烏托邦思想，也許本想實現共產主義而因違反人性、違反真理而誤入人間地獄，也許幾十年的經驗總結，要搞跨一個人或一群人就要通過階級鬥爭，也許是想在臺上看下面在角鬥，還有自然災害，蘇聯逼債……在那些年代，中國的統治者們及她的人民所表現出的許許多多荒謬絕倫的行動和想法，不知道佛洛德的後繼者們–精神分析醫生是否還有別的什麼解釋。計劃生育時期與上兩個時期即反右、文革有很大不同，它不是為了某個人或某個統治者、某個集團或某個黨派的利益，而是為了活著的人和將要出生的人的利益。計劃生育的目的在中國已得到人們的認可，為了控制人口的增長，計劃生育在中國乃至在世界的許多地區都是最有效的方法。計劃生育不是短期的，也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自從七十年代末開始以來，已有二十年，它不會因領導人的更迭，不會因政治體制的改變而停止，它是基本國策，它應該也仍將繼續下去。

人類常常為先人遺留下來的或是自己創造的思想觀念所累，儘管這些思想觀念全是由心而生，是無中生有。要改變一個人對是與非、善與惡、苦與樂等等的判斷也即其價值觀，或者說是一個人的信念；一個人一貫的想法，靠說服教育，靠強制手段都很取得效果。我們常把一些一貫的想法稱之為陳舊的觀念，越是落後的地方，這些觀念越是頑固，有時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是先人們在無聊的時候自創出來的，然後不斷地灌輸給老百姓，以致於數個世紀以來它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並且數個世紀以來中國人也為此所累。現時代更累，因為它與人們普遍贊同的基本國策常常相衝突。在西方，人們不太計較養自己的孩子還是養別人的孩子，更不在乎是男孩還是女孩；在中國的城市，人們不太在乎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可他們很在乎孩子是不是自己生的；在農村，不僅孩子要是自己生的，並且非要有一個兒子不可，有時有了一個還想再要一個，以防不測。

知識是你的財富，金錢是你的財富，對於農民來說，孩子也是他們的財富。有了錢財，沒有子女，寨裏鄰里的人們會說：”有了錢又怎麼樣，死了以後有誰來吃”？有了錢而沒有兒子，”連個點香火的都沒有，他家到這一代就絕了”，他們已接受了先人留下的荒唐的價值觀，當面或背後的議論使他們在鄰里寨裏人面前抬不起頭，無論如何要生個兒子，許多基層幹部為了要兒子寧願丟掉工作回家種地。老百姓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有他們自己的圈子，想體現其價值大多只是在那個圈子、那個層次去互相攀比，你也許認為那種想法很荒唐，他們卻堅守不移。要改變人們固有的陳腐的思想觀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社會潮流的變化，或者說社會總價值觀趨勢的變化，也就是通過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來實現。

農民們想要兒子，除了思想觀念，還有經濟上的原因，他們要”養兒防老”，大多數農村人的習慣是女大當嫁，老年人大多要靠兒子贍養。城裏人老了以後有退休工資，有養老金，或者有積蓄，他們不需要兒女贍養，而許許多多農民本來就很窮，幹了幾十年的苦力活，僅僅吃飽飯而已，哪有什麼積蓄，老了不靠兒子靠誰吃。在一些經濟發達的農村，老人們會有一些積蓄或是兒女都到外地工作留下他們的田地，只租給別人耕種也夠老人吃穿，老人們就不必依靠其子女生活。城裏人怕打擾，農村人卻怕孤獨，老人們不一定同兒女住在一家，但總希望他們在身邊，也許女兒比兒子更愛父母，但兒子更愛回家看他們老年的父母，他們自知有責任。為了使農民們降低”非要兒子不可”的欲望，一是要改變其思想觀念，二是要讓其老年時生活有保障，即不僅要消除落後，更要消除貧窮。

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發展到讓農民自願接受計劃生育的程度。越生越窮，越窮越想生，政府不得不控制生育，每對夫婦只准生兩胎，不能保證有一個兒子，即使有些地方在計劃生育剛開始執行的那幾年允許生三胎，也不能保證一定生兒子，衝突因此而起。實行計劃生育不讓多生，從目的來講，政府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是以文明世界價值觀作為判斷標準，想多生的農民其要求是過份的，毫無疑問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為了執行政策，要採取一些措施，有時還要強制，許多人原以為在我們的社會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近二十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經驗說明我們還有一些更溫和、更靈活的方法，只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偏離了真實，奉行的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的都是好貓”的原則，以及讓它超越於法律，以致於發生了數不盡的本不該發生的事件。

為了控制人口的增長，中國人所採取的針對超生或可能超生的農民所採用的手段使人不免想起反右、文革那樣的國家恐怖。區分是與非、對與錯、善與惡等等二元論常會使我們陷入困境，可是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好象文明倒退了幾個世紀，好象我們是生活在蠻荒時代。人們並非都瞭解身邊所發生的事件，這不是因為人們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是因這場曠日持久的，幾乎涉及到中國每個村寨的運動所引發的種種現象很少在城市裏發生，都是發生在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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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控制生育，政府採取的措施是墮胎、上環、結紮（絕育手術）、罰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宣傳階段，積極回應政策的是黨員、幹部和一些積極分子。那時的計劃生育對象大多是已有好幾個孩子的中年人，他們本已不想要孩子，墮胎、上環、結紮大多也是自願或是半自願的。由於六十年代開始的生育高峰期，那時出生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恰好成為計劃生育對象，人數猛增，並且年輕人常常外出打工，人口流動大，給計劃生育工作帶來很大麻煩，因此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計劃生育政策更嚴，強制措施普遍使用，計劃生育工作隊的做法更為狠毒。有一些農民是因對上環、結紮、墮胎感到恐懼，更多的農民是想生個兒子。政府為了計劃生育，先是通知物件來動手術，這一招不一定奏效，於是政府就組成計劃生育工作隊下村下寨去抓。要是農民們得到通知就來或者工作隊下去就自覺去動手術，也許就可避免許多事情的發生，可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想逃避，有時是工作隊做法不公平，抓一個不抓一個，農民們不是抵抗就外出去躲，當然抵抗的只是對象的父母或者兄弟們。因為抵抗或者抓不到物件，工作隊就抓雞抓鴨、拉牛拉馬、破壞農俱、破壞房屋等等，以此洩氣或是作為威脅，要是已經超生就罰款，罰款時也採用同樣的手段。

92年，我到某地下鄉半年，其中有一個多月是抓計劃生育，所見所聞是計劃生育工作隊最常見的一些做法。因有地區、縣級的社教工作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工作隊）參與，做法相同只是其手段要比平常溫和得多，農民們說：”要不是你們來，他們（指鄉政府）的手段比這很十倍”。官當愈大，做的壞事也許愈惡，可不會遭到人們憎恨，因為老百姓只夠資格憎恨與他們直接相關的即身邊的人，或以直接執行者，而對於政策制訂者、慫恿者、下命令者，他們不敢恨，因為身份不夠格，鄉鎮幹部兩頭受氣，不完成任務要丟飯碗，為保住飯碗而不擇手段遭人痛駡。鄉政府和社教工作隊分成兩幫人馬，一隊由代理鄉長帶領（代理鄉長因超生被開除公職，可能是因他很能幹又被聘用）。我們那個隊由副鄉長帶領，共有13人，地區工作隊有上尉和我，縣工作隊有縣人大主任、公安局政委及幾個年輕小夥。我們起得很早，有些還來不及吃早餐就上路，到距鄉政府五、六裏路的長田埂村去抓計劃生育。13人有4把手槍，因雨天路滑，每人拿一根拐杖–打狗棒，有些隊員的打狗棒一頭套上鐵尖，就象標槍，那時的口號是”一環二紮三紮罰”，也即一胎上環，二胎結紮，三胎既結紮又罰款，罰款沒有定數，能罰多少就罰多少。村民們對計劃生育政策都清楚，鄉鎮機關的工作本就很不規範，許多時候並沒預先通知，能自覺到鄉或縣衛生院做手術的不多。上環的物件有些已去，沒去的一般也不管，因為她們還有再生一胎的權利，我們去的目的主要是把結紮物件帶到鄉衛生院做手術。

工作隊進村，物件們早就跑了，那時氣候還很冷，沒有多少農活可幹，不是對象的村民也已外出，以免工作隊東問西問。去了好幾家都沒人在，鄰居們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工作隊員耐不住，就用拐杖亂敲亂打，把房上的瓦捅下來，有一家人有老頭在家，他走出來吼：”這房子是我的，不是我兒子的，你們為什麼亂捅瓦”？幾個工作隊員圍上去，威脅要把他捆到鄉政府，老頭屈服了，答應等他兒子回來就叫兒子去動手術。計劃生育的故事我聽了很多，這是第一次親身體驗，看到工作隊員圍上去要動手的那種陣容，我很緊張，只好站在遠處隔岸觀火。

有一茅草房左半是老人住，右邊是她兒子住，那一間房看起來就象幾年沒人住的山上木棚，檁子、柱頭都已腐朽，屋內什麼都沒有，一位隊員用拐杖捅了一下，腐爛的茅草掉落一大堆，他趕忙退出來，唯恐那房子也跨掉，穿得破破爛爛的老媽子說她就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兒媳帶著孫女，兩、三年前外出從沒回來，不知道去了哪地方。肯定是去做”超生遊去隊”了。農村有許多年輕夫婦，為了要兒子寧願不要家，回老家又怕被抓動手術，有些到外地親戚家去躲生了兒子再回來，有些則長年在外，帶著孩子過著逃犯一樣的生活。

往上走十多分鐘，到另一家，”他沒在家，不知上哪兒去了”。搞了一早上，一無所獲，只是因有縣領導在場，年輕人們不好亂來，他們按奈不住，到地裏抓雞，有一隻母雞正在孵蛋也被抓來，那位四十多歲的婦女上前去搶，幾個年輕人威脅她，她只是哀求：”那是我家的雞，不是我兒子的，我要等它下蛋賣錢買鹽巴”，”求求你們還給我吧”。我笑著勸他們：”還她算了，人家等雞下蛋換錢買鹽巴呢”，幾個小夥瞪我一眼，把雞腳綁好，掛在拐杖上，一路上扛著，那情景使我想起電影裏日本兵進村掃蕩，把搶來的雞掛在刺刀上大搖大擺返回城堡的鏡頭。

大約十一點過，總算沒撲空，大家松了一口氣，對象在家等著。工作隊問他時，他說：”有五個呢，我動了兩次手術，也不想要了，但還是生，沒辦法，你們不來我自己也要去的”，大家不放心，叫我留下來帶他到醫院去動手術。他那兒還有幾個人，我們一起吃飯，他說有六個孩子，三個兒子，大的三個念書還沒回家，他指著站在我們旁邊的五個小孩說其中一個是他兄弟的兒子，算起來他有七個孩子。他已動過絕育手術可能是實話，在農村動過手術又再生的並不少見，也許是醫生的技術不高或者失誤而造成，更多的則是物件還想要孩子或者怕動真手術會給身體造成不良後果，就花幾百塊錢動假手術，雖然中國的法制建設較為令人滿意，但法制並未得到嚴格的實施，任何一個領域都有腐敗，計劃生育時緊時鬆，運動來時大家就去避風頭，運動一過，他們又生。在農村有七個孩子的只是極個別，不過到九十年代初動絕育手術的人已有四、五個孩子不算少，從政策上看完美無缺，實際情形卻漏洞百出。每當看到或聽到計劃生育工作隊的過火行為我感到氣憤，可是看到農民們越窮越生，越生越窮，一大幫小孩吃不象吃，穿不象穿，他們不僅自已受罪，還給社會帶來負擔，活該他們受罪，活該被拉牛拉馬。城裏一個孩子的消費是農村孩子消費幾倍以上，他們消耗的社會財富比農村孩子大得多，他們負擔得起。從普通百姓的角度出發，關心的主要是家庭，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少生肯定比多生要好。

我離隊後，那幫人一個物件也沒捉到。另一組的人也抓到雞，當時他們不敢殺，怕我們隊長（地區政法委書記）批評，隊長和人大主任不知去了哪兒，大家把雞殺掉吃了個飽，我本來是因組織師生罷課被抽下鄉，處理決定還未下文，也就是帶著帽子下去，那天表現又不佳，被人告給隊長，隊長說：”小韋啊！你就是愛管閒事，以後你給我在鄉政府好好呆著，不准下去了”。我很少下去，只是有時覺得無聊，偶爾同他們下去一、兩次。

剛進村，還沒問物件是否在家，工作隊就先把瓦捅下來，八九不離十，物件們一般也不在家，捅了一家又去找另一家，當時我聽到站在旁邊看熱鬧的幾個年輕姑娘和上了年紀的婦女好象對我們說：”下面那家有人在外面工作，你們不敢去，別的人家你們就亂搞”。任何時候，有權有勢的人們及其親朋好友總會得到優待，計劃生育工作隊去翻箱倒櫃、掀屋拆瓦等等過火行為針對的幾乎也是無權無勢，沒有靠山沒有後臺，自己又沒本事的農民。有個學生家長是一個小幹部，老大老二都已初中畢業錄取中專，那時他第七個女兒剛生不久，”這輩子命不帶，雖然再要一個我也有本事不丟工作，只是生得太累了，沒有兒子也不要了”，後來我到B縣工作，該縣某局長生了八個女兒，超生無數個，他再要第九胎，是兒子，局長的寶座安然無恙。抓計劃生育的那一個月，雞肉、鴨肉、臘肉我們都得吃，有一次他們拉來一頭豬，不敢殺，折價賣掉，把賣得的錢拿去買豬肉來吃了兩頓。有幾次他們把牛拉來，有些被贖回，有些被賣掉，那錢大家不敢吃，交給鄉政府入帳。那一個月可能吃了十次肉，儘管是白吃，味道卻不是很好，不僅是我沒有功勞，更主要的是那是窮人的雞鴨。拿來那些東西不知是罰款、沒收還是搶掠，三年後我與阿由、潘關在一起時，我不由自主地把兩種性質不同的事件連在一起。阿由同村裏的九個小夥假稱計劃生育工作隊到一荒山承包戶那兒強要20只雞，一個星期後又到另一家以同樣的方式強要了16只雞，有些拿去換酒，剩下的殺光吃光，他們是解放前所稱的土匪，阿由被判10年，有8年有7年，有五個已逃到外地，要是全部歸案，他們總刑期要有70年以上（吃一隻雞坐兩年牢）。潘與另外四人偷豬，被主人發現即用匕首逼，拉來一頭豬，12只雞，一個判9年，三個判8年，一人外逃。造成的後果相同，性質不同，其結局天差地別。

計劃生育接近尾聲，我又同他們下去一次。我們七、八個人到一物件家，她家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剛修兩間平房，看屋子裏的東西也可推測，這一家人一點都談不上富有。念五年級的大女兒看到工作隊進屋，馬上去求饒，”求你們不要打我家的東西，我馬上去叫我媽回來”，”求求你們了！求求你們了”！這時候只要不砸她家的東西，要她跪或要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拒絕，我心裏一陣陣酸楚，可我又不能阻止他們，即使能阻止，也不過是把鋪天蓋地的蝗蟲打下來一、兩隻而已。女孩哀求聲未停，進屋的小夥們就乒乒乓乓亂敲亂砸亂砍，女孩從地裏沖下山去把她母親叫回。半小時來回，縣工作隊和鄉里的幾個小夥已把她家的鍋、碗砸爛一部分，翻箱倒櫃，拿她家的菜刀砍桌子、砍門、砍平房頂上還未幹透的水泥板，又把門前的一棵老杉樹東砍西砍砍了幾十刀，那婦女趕回來看到屋裏一片狼籍，只輕輕地說了幾句：”我已有兒子，幹嘛不動手術呢，只是這段時間太忙沒去，你們就把我家搞成這個樣子”。她沒哭，我覺得很難過，她們母女太可憐，一路上我曾幾次想上前去安慰她幾句，以表明我並非壞人，但沒有勇氣，又怕激怒其他隊員，違反紀律，雖然我一直是旁觀者，可做那一切的是我的同事們，見死不救，我應受到遣責。

計劃生育高峰期暫告一段落，全部交由鄉政府自行處理，上尉和我被分到前進村搞清查工作。上尉很少在鄉政府，我一個人下去，每次來回到丫口時，映入眼簾的就是那幢距大路只有20米的瓦房，瓦房有三間，右邊的一間屋上的瓦幾乎全部被掀下來，檁條、椽皮在整個夏季一直全裸在風吹雨淋中。老人說：”我那兒子半年前兩口子出去找活做沒回來，也沒超生，他們（工作隊）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來就去翻箱子，有人上屋頂去掀瓦，有幾個人到圈裏去拉豬，今年喂不起豬了，沒錢買豬仔”。那豬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頭豬，那一次縣工作隊的幾個小夥還從他的女兒（物件的妹妹）箱子裏翻去6雙鞋墊，手工打的鞋墊要花很多時間，到了鄉政府你一雙我一雙分光了。”拿去了我再打就是了，沒什麼”。

當我第二次去他們家時，那姑娘正幫著父母拉風箱燒土罐，兩個老人都在忙，我不好意思打攪，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社教工作結束，沒有為他們做些什麼，在做那些本不該做的事情當中，反而有好幾次我也在場，真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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