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孩子的遺囑由母親完成
【大紀元6月14日訊】天安門母親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乃當下中國最高貴人性的表達。
一 孩子們留下的遺囑之針
顛倒的時代，顛倒了是非善惡，也留下顛倒的遺囑——不是壽終正寢的母親留給孩子的遺囑，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為母親留下的遺囑。
年僅17歲的高中生蔣捷連﹔年僅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大學生孫輝，職高女生張瑾，高中生葉偉航，女大學生龔紀芳﹔年僅20歲的廚師戴偉，大學生董曉軍﹔年僅21歲的工人吳向東、待業青年趙龍、大學生王培文、大學生吳國鋒﹔年僅22歲的大學生田道民﹔年僅23歲的碩士生何傑，大學生嚴文﹔年僅24歲的工人杜光學，大學生段昌隆，女大學生張向紅﹔年僅25歲的大學生程仁興，女醫生王衛萍﹔年僅27歲的工人王建平，技術員鄺敏﹔年僅29歲的研究人員袁力，女會計蘇欣﹔年僅30歲的編輯楊燕聲，博士生林仁富，大學教師肖波﹔年僅31歲的職員羅維，32歲的記者張汝寧，34歲的女職員劉錦華，……
他們太年輕，遠不到留下遺囑的年齡，但他們卻倒在罪惡的子彈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齡段留下遺囑。這種顛倒的遺囑在尋找母親的眼睛，如同嬰兒尋找母親的乳頭。
他們的遺囑，沒有文字，也沒有聲音，卻是一根無形的尖針，刺痛母親的雙目，淚水化作見証真相的勇氣﹔刺穿母親的心靈，心血化作尋求正義的良知。但願孩子的在天之靈知道，正是無字無聲的遺囑，讓劊子手恐懼，讓母親們站起。
針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來喂養其鋒芒。鏽跡滲入血液，血的流動使皮膚發紫發青。這根針留在母親的身體中，隻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尋找那隻撫育童年的雙手，以確立它的永恆道義性。它不允許神經因懦弱而顫抖，針尖成為亡靈的守望者。
這根針尋遍了母親們的身體，刺死過無數的恐懼和懦弱。它常常潛伏在心臟裡，仔細傾聽母親們的心跳。有時，它會寬容地原諒母親們一時的軟弱﹔有時，它會不顧母親的疼痛，奮力一刺，結束所有懦弱﹔也有時，它在發動絕決的一刺前，會有瞬間的猶豫，不敢繼續向前。因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時甚至抵不住輕輕地一刺，應該留下一點余地，一點時間，讓血液把鏽跡全部吸收。
命運過於殘酷，把母親們交給了孩子的遺囑，猶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給冰，或夏天把一隻眼睛交給熾熱的太陽,死於遺囑之針是早晚的事。現在，此刻，母親們正在感受它的鋒芒和銳利，鋒芒照亮內臟，銳利的滑動清洗傷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遺囑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遺囑之針已經習慣了我的胡思亂想和夢中囈語。陰雲密布的夢魘裡，我會突然聽到針尖發出清脆的聲響，閃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讓我驚醒。游曳在身體中的針，充滿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長久。每一次無意中的觸碰，針都變得更閃亮更尖銳。
我的身體中，有一個死角格外荒涼。膨脹的罪惡不安於角落的狹窄，它要深入到記憶的核心，要驅逐掉佔據身體的那些亡靈。是這根針，使屍體發出呻吟，使睜不開的雙眼在黑夜裡目光如注，透視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時刻，為正義蒙上虛假的激動，玷污了那個純粹的夜晚。
真冷呀。針在體內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結成冰，被褻瀆的死亡，像一座被搶劫一空的陵園。我站在荒涼的墓碑前，燭火躍入眼底，能熔化這根針嗎？身體中的針尖能變成燭火，溫暖每一塊墓碑下的夜晚嗎？
刺穿心臟，疼痛的思想將升華死亡。
二 遺忘罪惡的民族沒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強暴更令人絕望的罪惡，偏偏發生在青春的庭院裡，一群組織嚴密而裝備精良的土匪，肆意踐踏春天的萌芽。有過人吃人的原始，有過觀賞人與獸殊死角斗的野蠻，有過幾百萬人被推進焚屍爐的現代滅絕人類強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彈更具破壞力的暴行。沒有萌芽便凋零，沒有果實便腐爛，在一切還未到來之前，一切就被徹底毀滅。
十六年，差不多已經是一代人的年齡。對於“六四”亡靈來說，已經足夠漫長，漫長到正義的降臨似乎遙遙無期﹔而對於歷史來說，似乎又過於短暫，短暫到血腥的瞬間過去後，罪責就不再是罪責。在大多數經歷過的或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中國人的眼中，長安街上血跡似乎越來越淡，六四及其無辜的殉難者也似乎越來越遠。
我們這個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習慣了把墳墓記憶成宮殿，甚至在有奴隸主之前，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下跪才最優美。
就連自由了的中國人，在面對強權壓迫和私利誘惑之時，也無法逃脫朝拜的心態。君不見，在中南海一手導演的盛大統戰秀舞臺上，對岸的連宋也來大陸朝拜“黨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會堂紅地毯，其內在的惶恐必然表達為對獨裁秩序及黨魁的高調贊美。
其實，犯下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一天也沒有忘記作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隻不過，中共官方對“六四”的記憶被罪惡的權力的恐怖所顛倒，把大屠殺之日變成公共領域的禁忌，把“六四”亡靈的墳墓變成不許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來堅持還原歷史、尋找正義的天安們母親變成嚴控對象，把一切與記憶“六四”相關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間譽為“真話英雄”的蔣彥永先生，繼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隱瞞的SARS真相之後，又在2004年向官方發出為“六四”正名呼吁，時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但官方對他的回答是長達八個月的軟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趙紫陽先生，在八九運動中堅持民主和平、反對暴力鎮壓﹔在六四後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堅守一位傑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線，直到去世。官方的內在恐懼和極度虛弱，居然連紫陽的亡靈也不會放過，正如它從不放過十六年前喋血長街的亡靈一樣，草木皆兵的恐怖籠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記憶“六四”，需要的不是聰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學理，而僅僅是良知的勇氣和人性的常識。所以，我每年為“六四”寫下的祭文，不過是從不同角度重復人人都能輕易理解的基本常識：八九運動的正義性和大屠殺的野蠻性，如同當空朗月，舉目可見，不証自明，根本不需要為之辯護。中共政權是罪魁，無論它制造多少謊言和侮蔑，也無法抹黑八九運動，更無法推卸大屠殺的罪惡。正是基於對以上常識的堅信，即便在我蹲監獄的時候，我也從未想過必須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
但是，1999年10月出獄後的經歷，讓我越來越感到一個可悲的事實：強權恐怖、謊言灌輸、歷史歪曲、制造繁榮和利益收買的合力，已經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記憶，真相被權杖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扭曲，良知被金錢收買。正如中共執政後，利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灌輸，把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變成謊言一樣。親歷過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願公開談論“六四”，八九後一代的絕大多數對“六四”不甚了了，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變得越來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鄧小平死掉之後，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澤民、李鵬相繼下臺之後，“六四”悲劇似乎已經過去，中共政權也似乎洗刷了罪責。
在這種或自願或被迫的民族性遺忘中，負有主要責任的是經歷過八九運動的官民。首先，已經犯有大屠殺罪惡的中共政權，繼續著掩蓋罪惡、強制遺忘的罪後之罪﹔其次，八九運動的親歷者們，特別是那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他們屈從於官方的恐怖和收買，以沉默、回避、曲筆、甚至侮蔑來對待“六四”。
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未來得及擦干血跡就搖身一變，有的變成大資本家，有的變成學術權威，有的變為當朝新寵，更有用“人血饅頭”換來外國身份的“海歸”，變成官僚集團的新星和封鎖網絡的技術總管。一些變成御用智囊的所謂精英，還發明了各種說辭來為大屠殺辯護。從“陰謀奪權論”到“激進主義論”，從“不成熟論”到“被利用論”，從“開槍不得已論”到“穩定高於一切論”，從“國情論”到“秩序論”，從“經濟優先論”和“威權控制下的漸進改革論”，從“民運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論”到“學費成本論”……種種對八九運動的指責，眾多為大屠殺的辯護，魔術般地，把一場反抗獨裁和腐敗、要求民主自由的自發民眾運動，變成了受到少數人操控的陰謀﹔把和平、理性的運動描繪為激進主義的革命﹔把開槍殺人辯護成“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把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為不合國情的超前行為，以至於，“民主將禍國殃民”的論調變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騙性的指控和辯護，居然出自當年的某些風雲人物的筆下，出自自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口中：他們借用西方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劃分，用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等歷史事件來論証“積極自由”的惡果，指控八九運動也是一種“積極自由”在中國的失敗實踐﹔他們甚至把五四運動與文革勾連起來，指責八九運動的學生們就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們指責民運或持不同政見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華勢力的走狗﹔最後，他們提出“不作為”和“政治缺席權”的犬儒哲學。
這樣，在六四後的中國，西方的“消極自由”傳統就變成了犬儒生存的辯護詞。似乎“自由”不必去積極爭取，而隻需無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會像哈耶克論証的“自發秩序”一樣，自然而然地到來。而在歷史上，沒有幾代人的積極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制度都隻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極自由”傳統深入人心的英美，沒有“光榮革命”和“獨立革命”，也決不會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不准議論”的權力蠻橫，它剝奪了民間參與的權利，必然消解掉人們對社會公益的個人責任的承擔。久而久之，人們連關注公共事務的意願和熱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個人的風花雪月、時尚攀比或柴米油鹽之中。而民間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為最大公共事務的政治變成一小撮當權者的私家事務，公權力也就必然蛻變權貴們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從古至今，中國百姓的政治參與，要麼是走頭無路時的揭竿而起，要麼是局面失控中的無法無天，要麼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麼是屈從於恐怖的政治冷漠，而從來形成過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沒有基於公民責任的理性參與。
獨裁政權維持穩定的秘訣之一，就是按照權力的需要任意剪裁歷史，使民族記憶無法連續積累，造成代與代之間的記憶斷裂和空白。在共產制度已經整體崩潰和人權高於主權的時代，中共的一黨獨裁之所以仍然穩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蓋歷史罪惡，強制人們遺忘。
在此意義上可以還說，官方的強制遺忘不值得驚訝，民間對重大公共災難的冷漠才是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現狀。當年八九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如今要麼變成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對當年的大災難不聞不問﹔要麼變成了官方偽造歷史的參與者，為了個人的既得利益而幫忙幫閑。
其實，即便在中國的制度現實下，民間雖然無法阻止官方對“六四”記憶的壓制、遮蔽和歪曲，但隻要民間不屈從於官方的強制，起碼可以為苦難深重的中國保存真實的記憶，也就等於為未來的自由中國保存了人性的基礎。
對六四的遺忘，並非中華民族面對歷史的唯一恥辱，事實上國人對本民族歷史上發生過的多次大屠殺都鮮有真實而具體的記憶。張獻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揚州，太平軍血洗南京城，甚至對最為“政治正確”的南京大屠殺，當今的國人也沒有多少具體的記憶。
特別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強制性的遺忘和篡改已經使中國近現代、當代的歷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經是蘇共操控下的中國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歷史上的殘酷內斗，不知道毛澤東是如何通過延安整風來確立黨內的獨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真實歷史﹔60年代人，不清楚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歷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對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長期執政，新舊世紀之交的一代人，也不會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
我們這個受盡專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還自以為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強國，自以為過著“貧嘴張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獨裁者的強制灌輸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謂的精英們的幫忙和幫閑也要負共謀的罪責。正是權力、金錢和知識的結盟，才使民眾無法知道獨裁制度的真相。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非但無法把“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進而把獨裁制度的罪惡變成民眾的歷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歷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勛爵說：“自由是良知的統治得以成長的條件。自由就是讓良知來指導我們的行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當自由還沒有到來，特別是當爭取自由的運動被暫時鎮壓下去之後，積極爭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覺醒。所以，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就是為普世的人權和良知辯護，見証“六四”真相就是為無辜死難者守靈並祈禱，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斗爭、為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
所以，在當下中國，對於恢復民族的真實記憶和尋求歷史正義來說，在官方不准記憶、不准祭奠的壓制下，致力於民間見証幾乎就是唯一途徑。也正是在這種隻能寄希望於民間見証的背景下，天安門母親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乃當下中國最高貴人性的表達。她們的見証，在呼喚著、激勵著中國民間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政權的獨裁寡頭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決不能暢通無阻。盡管，獨裁者們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主要的社會資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門母親僅僅是無權無勢的群體，然而，她們僅僅靠孩子的遺囑、靠親人們鮮血的滋養，靠她們自身的母愛、良知、勇氣，就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個六四祭日來臨時，我要再次公開表達我對天安門母親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說，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需要紀念館，無辜亡靈們需要紀念碑，那麼，在還不允許建立紀念館和樹立紀念碑的當下大陸，天安門母親們的見証和尋找，就是在為紀念館和紀念碑的最終落成奠基。”
2005年5月17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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