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文明社會的正義理性和程式正義
【大紀元3月4日訊】《南方週末》2005年2月24日刊登了一篇短論：《從「正義感」到「正義理性」》。其中談到前不久發生的兩位大學青年教師砸王直墓事件，連同「文革」中紅衛兵的砸四舊、甚至於打老師，都是出於正義感的「非正義事件」。在筆者看來，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是高於一切非人動物的精神生命體。也就是說，人在具備所有低級動物的感性生命力的同時，還具備更加高級的、既可以用來從事精神創造、又可以用來約束極端情感的理性生命力。把主要局限於情感範疇的所謂「正義感」，淩駕於普世性的公理、乃至於別人的生命之上，只是前文明時代的野蠻專制行為。
筆者手頭有一本剛剛上市的半紀實半虛構的精彩小說《愛之罪》，寫的是一個因異族情愛而親歷美國監獄的中國女人的故事。書中的「我」名叫楊眉，來到美國6年後遇到45歲的德國裔美國人彼得．施林柏，經過兩年多的碰撞磨合，楊眉單方面提出分手，從而招來彼得的病態仇恨和瘋狂報復。由於彼得等人的誣陷和員警的錯誤執法，楊眉被關進拘留所和監獄各1天後，被朋友梅小清保釋出獄，並且通過法律程式維護了自己的人權，並討回了公道。
通讀該書，其中對於美國社會和美國法律最為理直氣壯的指責，是一再重複的這樣一句話：「人人都在談錢，正義呢？」而在實際上，美國社會的司法制度所遵循的是程式正義優先的文明法則，而不是前文明時代淩駕於制度程式之上「存天理滅人欲」的野蠻法則。在美國社會中，即使有人為的循私枉法行為，也必須按照法律程式來進行。這樣就為按照法律程式重新調查和糾正司法行為中的偏差和錯誤，提供了最為可靠的制度保障。在程式正義優先的前提下，「正義」不再是中國社會所常見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專制天理和抽象道德，而是既可以供量化、也可以供操作的具體條款。楊眉所說的「當年老爸被打右派，關進秦城監獄，一體驗就是十年」和「福爾摩特定我罪，值5萬；法官判的是錢──4萬美元」的根本性區別，恰恰是中國社會的前文明「正義」和美國社會的「理性正義」的最好體現。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沒有真正確立和落實程式正義優先的前文明社會裡，所謂的「正義」，往往是專制強權「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代名詞。關於這一點，一再用紹興師爺的家傳秘訣糾結同夥並掃蕩文壇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有過頗為真誠的自我解剖：總要淩駕於法律制度之上不受約束的紹興師爺，在處理各種案件時永遠正確的根本秘訣，就在於「反覆顛倒無所不可」。具體說來，紹興師爺想讓原告勝訴，他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要來告狀呢？」紹興師爺想讓被告勝訴，他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鬧矛盾！」紹興師爺要想讓老年人勝訴，他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紹興師爺想讓年輕人勝訴，他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要較為徹底地化解這種「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以理殺人」的「正義感」，唯一的辦法就是出於「費厄潑賴」（fair play）的公正理性之心，站在相對超然和相對獨立的中間立場上，依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既以人為本又依法行事的公民常識和法律程式，來評判是非並調和矛盾。只可惜，在依然處於前文明時代的中國大陸，歐、美文明社會已經實現一個多世紀的正義理性和程式正義，還無從談起。即使生活在歐、美社會的中國大陸人，要放棄和根除前文明時代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以理殺人」，也並不是一件說到做到的容易事。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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