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我生過病，但沒有像這一次那麼嚴重。如果真的一病不起，我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兒女，固然會十分悲慟，但是，也許可以免去後來那一場持續多年的折磨。
1966年黃曆除夕，妻子忙了一天，把今年過年定量供應的麵粉、糖、油、蛋、肉、魚等副食品全都賣了回來，做成廣州人應景的過年食品，像油角、蛋散等，再殺了一隻自養的、剛剛下蛋的小母雞，做成一頓全年最豐盛的團年飯。往年，這頓團年飯大都由我一手操辦。近來，腰椎疼痛經常發作，行走困難，除了幫忙殺雞(妻子從來沒殺過雞)，其他事情再也無能為力了。
女兒從小得了嚴重的癲癇病，又聾又啞，智力等於零，連爸爸媽媽都不認得，生活也無法自理，這時正由保姆三姑先餵她吃飯。兒子是三年級小學生，在操場上與鄰居的孩子玩耍。等三姑餵完女兒的飯，妻子就會把兒子叫回來，一起吃團年飯。
我在門外的公用水龍頭洗手，略為彎腰，忽然腰痛大發作。腰腿劇痛，兩腿發抖，幾乎站不住。妻子連忙攙扶我入房，讓我慢慢躺到床上去。但劇痛沒有減輕，反而更加猛烈，從腰部到臀部，直到右側大腿小腿，好像有幾十張小刀不停地剜割，間中還有強烈電擊般的灼痛感。
我知道這次腰痛來勢洶洶，決不可等閑視之。但在家庭和醫院病床之間，我留戀的還是家庭，希望用止痛藥緩解劇痛，哪怕是稍稍減輕一些，過完新年再上醫院看醫生。我完全打錯了如意算盤，連續三天三夜，幾十張小刀剜割，一秒鐘也沒有停止過。我本能地頻頻變換躺臥的姿勢，企圖減輕一些痛楚。不但沒用，反而把自己折騰得疲乏不堪，一床十斤重的大棉被，讓我蹬破了兩尺多長的大口子。
一些要好的朋友前來拜年，見我蓬首垢面，落了形，都勸我趕快上醫院去。
我很快就被確診患了腰椎間盤突出症，立即送入腦神經外科病房。以後的一星期，醫生讓我絕對臥床並施藥止痛外，主要向我解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理，準備進一步做手術前的檢查。
兩年前我參加四清運動工作團，在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的一次春耕大忙勞動中，扭傷了腰。最初只覺得腰背有點麻，一彎腰就感覺腰腿有些扯緊，隱隱作痛。到縣人民醫院看醫生，說我腰椎扭傷了，應當住院治療。一來我以為沒那麼嚴重，二來工作實在走不開，不肯住院。醫生給我打了一針『封閉』，並叮囑我不能再參加農耕勞動。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哪有不參加勞動的道理。我幫著生產隊收荸薺，挑起一百多斤的擔子，天雨路滑，腳下一滑，腰肩一閃，啪地一聲扁擔斷成兩截，腰椎再度扭傷。此後斷斷續續看醫生，都沒有得到正確的治療，以致病情越來越嚴重。這次住院，最大好處是了解自己腰椎間盤突出的病理，下決心將自己交給醫生，甚至不避刀斧！
主治醫生是一位姓趙的女大夫，腦神經外科專家，不到四十歲，除了看病，從不多說一句話。她的助手陳醫生比較年輕，也比較活躍。有關我的病理病親以至醫療事宜，都由陳醫生直接與我溝通。慢慢地較為熟悉之後，有一次我對陳醫生說起，看著趙醫生整天悶悶不樂，好像有甚麼心事。
陳醫生開頭只是笑著說，難怪你是寫作的作家，善於觀察人。隨後，才告訴我，趙醫生的丈夫也是醫院最出色的腦神經外科醫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份子，一直至農場勞動改造。因為已經涉及敏感話題，就沒有再說下去。
半月後，陳醫生安排我做了一次脊椎髓腔照影。我被送入手術室，麻醉師和X光放射技師在趙醫生、陳醫生互相配合下，忙了三個多小時，我在手術台上像煎魚一樣，翻來覆去十幾次，拍了十幾張照片。痛倒是不很痛，但累出一頭大汗。五天後，陳醫生告訴我：照片上顯示，第四﹑第五腰椎間盤突出0.3公分，如此輕微的突出，做保守治療，慢慢可以康復。如果做手術，就必須把損壞的椎間盤整個拿掉，解除壓迫神經根的痛楚。但如果手術發生意外，損傷了神經根，有可能使下肢癱瘓。衡量利弊，趙醫生決定，不給你做手術，採取牽引療法。這就需要比較長的時期，要有更大的耐心和毅力，爭取早日康復。
我說，既然不做手術，造影時留在髓腔裡的碘油，請儘快取出來。
陳醫生不說甚麼，又讓我去拍了一張脊椎X光照片。明顯可以看到，脊椎髓腔裡分明散佈著幾十個芝麻大小的白點，這就是碘油存在的狀況。陳醫生說，通常做手術時，順便會將碘油抽洗乾淨。不做手術，碘油便無法洗掉。但髓腔裡的碘油，會自動通過腦脊液循環，以每年0.5CC的速度從尿液排出體外，6CC碘油大約要十二年才能排完。好在這次使用的碘油是日本進口的，純度很高，不至於引起骨膜黏連等副作用，你放心好了。既然陳醫生已經解釋清楚了，我也無話可說。
我的治療，轉入了無可奈何的持久階段。趙醫生很少再來看我的病。陳醫生陸陸續續給我上了有關腰椎的病理課，才使我對自己的病情有些基礎知識。原來每節腰椎之間各有一個椎間盤，兩旁對稱各有一個神經孔，各長出一條神經根。左側五條神經根匯成一股下行，就是左腿的坐骨神經。
右側也一樣，叫右腿坐骨神經。我的第四第五腰椎間盤因扭傷骨膜破裂了，透明膠狀的髓液擠了出來正好壓迫神經根，所以，神經痛就順著坐骨神經放射。這就是典型的腰腿痛。而且，神經痛是所有疼痛中最為灼痛的一種，只要壓迫神經根的狀態不解除，這種放射性神經痛就不會停止。從現在起，採取『牽引療法』，讓腰椎放鬆，慢慢用外力將腰椎拉開，使椎間盤慢慢復原，解除對神經根的壓迫。
然後，陳醫生指導兩位護士，將我病床的一頭墊高了二十公分，又在床架上固定了兩隻滑輪。讓我頭低腳高仰臥在病床上，拴上一條非常結實的腰帶，兩側各連著一根手指粗的麻繩，通過滑輪，繩子末端是一隻大鐵勾。等我準備停當，護士說一聲『上班啦！』就將旁邊一隻三十多斤重的鐵秤砣，掛到大鐵勾上。這時，我突然覺得腰背處好像插著一把刀，刀尖頻頻挑動，越刺越深。
陳醫生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這哪裡是治病，簡直是用刑嘛！』
陳醫生笑著問：『可以忍受嗎？』
我無可奈何地說：『不可以忍受又能怎麼樣！既然落在醫生手裡，是生是死，就由不得自己了。』
陳醫生寬慰我說：『如果實在無法忍受，再給你打一針止痛。』
此後三個多月，我每天上下午各『上班』四小時，臨睡前在環跳穴打一針止痛，可以睡六個小時。沒有節假日，天天如是。小時候經歷過八年抗戰，最難熬的是家鄉被日軍佔領，無法上學。現在在醫院病床上慣，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孤獨，何時才能結束？
妻子幾乎天天來探病，有時還帶著小兒子一起來。我的家就住在廣有名的光孝寺大院，與廣州第一人民醫院只有一牆之隔，出東大門順著海珠北路走，十分鐘就到了。妻子白天要工作，都在晚飯時來，見我胃口還可以，病房裡的伙食也還過得去，就常常鼓勵我，要配合醫生的治療，安心治病。要看書，就給我帶來。
妻子余健，是我華南文藝學院戲劇部的同班同學。從1950初相識，後來慢慢相知相愛，55年底結婚後，生兒育女，至今整整十五年，都未離開過光孝寺大院。我們兩人都勤奮工作，家庭生活非常融洽。妻子樂於負擔更多更重要更繁瑣的家務，在糧食和紡織品等日用品限量供應以來，她主動承擔許多勞作，把一家四口的吃飯穿衣，打點得妥妥貼貼。女兒病了，殘廢了，更令她操碎了心。
我曾經和她商量過，既然廣州的大醫院對女兒的病已經束手無策，民間老中醫的偏方所開列的幾味藥物，像牛黃、馬寶、靈芝草，還有英國飛鷹地球商標的白洋布三十丈（鍛成灰），根本無法找到。我們做父母的，也算是盡了心，是不是可以考慮，將女兒送到政府衛生部門屬下的殘障兒童收養所……，我的話尚未說完，妻子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而下，我能再說甚麼呢？
如果這一次我的病也不能治好，躺在床上起不來，不能坐，不能站， 不能行走，是個活著的廢人，我真不敢想象，妻子如何活得下去？
為了妻子，為了兒女，為了這個如同一葉扁舟的小家庭，我必須堅持治療。
不久，我隔鄰的病床，抬進來一位新的病人。他姓郭，是一位外科醫生。說是早上在家裡拖地板，挽起一桶髒水往外倒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腰。郭醫生知道自己的病，立即就來住院治療。他告訴我，沒有別的甚麼辦法，必須立即臥床，避免自身體重的壓力，避免再度扭傷，臥床的同時，進行適當的體能鍛煉，慢慢可以康復。不是特別嚴重的病例，椎間盤摘除手術不是最有把握的選擇。只要有耐心，加強身體鍛煉，特別是腰背肌肉鍛煉，會好起來的。
我慶幸遇到一位同病相憐的病友，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外科醫生。他常常問我對治療、大針、吃藥的各種感受，我覺得奇怪，有時也反問他：你是醫生，應當比病人懂得更多。他搖搖頭，說：一般的醫學知識，也許知道得多一些，但治療過程中的感受，病人常常是醫生的老師，尤其是有文化修養的病家。我第一次從一位外科醫生嘴裡，聽到『病家』的說法，覺得非常新鮮。多年來，我只知道有革命家、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不知道生病也能成家。郭醫生稱病人為病家，說明他很尊重病人，是醫家最高的醫德，我當然也以誠相待，把我的感受，如實相告。
郭醫生在病床上自創了一套獨特的體操，自己躺在床上鍛煉，從上肢到下肢，循序漸進，重點放在腰背部，逐步增強腰肢肌肉的拉力和耐力。他堅持每天做一次，每次一小時，做完了一身大汗，請護士姑娘幫忙打一盆水抹澡，換上乾淨衣服，然後休息，看樣子非常舒服。
我在徵得陳醫生同意後，每天『上刑』之前，先跟著郭醫生做『床上體操』。開頭覺得疼痛不堪，一個月後就輕鬆了許多。尤其是出汗、抹澡、換衣服，感覺特別舒暢。這時再掛上三十多斤重的鐵秤砣，不但不覺得痛楚難忍，甚至可以小睡片刻。
三個月後，郭醫生病愈出院。臨行前對我說：安心養病，積極鍛煉，你會很快站起來，走出去的。郭醫生出院了，自然為他高興。但少了一位如此投緣的病友，未免又有幾分寂寞。我想，如果兩年前就有醫生給我正確指導，或許不至於弄到目前這種地步。可見，獲得某項專門知識和經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四個月後，陳醫生解除對我『上刑』，讓我慢慢起床，拄著枴杖學走路。同時，安排我到理療室去做推拿治療。因為我還不能走路，就由兩位工友用一副擔架將我抬了去。我終於能夠站起來了，感覺真好。生活上許多瑣事都可以自己做，不必再麻煩護士姑娘了，增強了自信，也有了尊嚴。
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向值班護士提出要求，讓我自己到沖涼房洗個澡。護士姑娘當然能夠理解，四個多月來只能在病床上『乾洗』，那個滋味不是好受的。按照護理規範，護士姑娘為我打好了一大桶熱水，並叮囑我不要彎腰，不要用力過猛，注意不要摔跤。
我關上洗澡間的木門，脫光衣服準備洗澡，一試熱水太燙，想羼些冷水，看看水龍頭就在旁邊，便慢慢半蹲著，保持不彎腰，左手扶著牆，右手提水桶，想將水桶移到水龍頭下方。誰知一用力，水桶還沒移動，腰腿突然劇痛難忍，渾身發抖，站也站不穩。急得我一邊叫喊，一邊沒忘記扯下衣服遮捂住私處。
護士姑娘推門進來，見狀大驚，連忙喚來一位同伴，好不容易才把我抬回病床。她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白『吊』了你四個月，這一下前功盡棄，又得從頭開始。
我非常後悔。本來我可以先穿上褲子，讓護士姑娘進來，給太燙的洗澡水加上兩瓢冷水，僅僅怕麻煩，又存有僥倖心，我才這樣不自量力，做出如此魯莽的舉動，以致幾個月的醫療成效，付諸東流。如果再花『吊』個月，勉強能夠起床，能夠行走，而腰椎還是豆腐渣一般，一動就垮，那我這個人還有甚麼用？
陳醫生看出我情緒低落，勸說我不必過份自責和憂慮，只要注意保護好自己，不再發生意外，病一定可以治好，人可以輕鬆走出醫院。他沒有再給我『上刑』，只安排我繼續到理療室去做推拿治療。我忽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一切聽由醫生治療。
不過，經過一個多月的推拿療，毫無進展，我又陷入無可奈何的苦惱。這一天，我在理療室做完推拿，躺在擔架上等待工友把我推回病房。忽然，一位女推拿技師走過來，悄悄對我說：『你可以請求李醫生，轉過來讓我試一試。』
理療室由李醫生主持，下面有三位女推拿師，兩位年輕的一位姓巫一位姓王，都分別為我做過推拿，收效極微。年紀較大的一位姓黎，都叫她大黎。現在是大黎主動要為我做推拿，我也就抱著不妨試試看的態度。再得到李醫生同意後，大黎就開始為我治療。
大黎清楚告訴我，她每天七時上班，為病人做治療，九點鐘休息並進餐。十點至十二點，專門為我做治療。按照她的安排，工友每天準時把我抬進理療室，放在大黎的治療台上。大黎看過我的病歷，並詳細了解我的病情，制定了一套獨特的推拿方案。她一邊為我做推拿，一邊和我聊天，既分散我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疼痛感，又逐漸淡化彼此的陌生感。在此之前，我已有過多次做按摩推拿的經歷，省中醫院的推拿師，用力過猛，動作僵硬，疼痛難忍，療效極差。本理療室的巫、王兩位姑娘，又過份斯文，衣服之上還鋪了一條大毛巾，纖纖小手，有如隔靴搔癢，無濟于事。大黎的推拿法，別開生面。
她讓我趴在治療台上，鬆開衣服，在背部臀部上抹了推拿油，再開始動作。我注意到，她從我的頸椎做起，漸次胸椎、腰椎、柢椎，再從臀部、大腿、小腿至腳踝。有時用雙手的大拇指，有時用手掌、手腕、手肘推壓，一些重點部位，甚至用膝蓋頂壓。還有屈腿伸腿，伸腰擺腰等許多動作。最後，再用泡過中藥湯的毛巾作腰部熱敷，我感覺非常舒服。
一月後，我試著用枴杖，自己慢慢走進理療室。兩個月後，我逐漸放棄枴杖。三個月後，我可以自己慢慢行走，從十分鐘，二十分鐘，逐漸增加到三十分鐘。正在這個時候，醫院的工作人員生活區，開始出現一些大字報。
幾天後，我看到一張新的大字報，標題是「理療室的大毒蛇！！！」光看標題，我就覺得有點危言聳聽，看完內文，才知道理療室有個『心如蛇蠍的女人』，自恃有幾分技術，在『同志間挑撥離間，打擊別人』，『對領導殷勤獻媚，對病人嘩眾取寵』。大字報雖沒有指名道姓，我在心裡明白，指的可能就是大黎。
我的神經頓時拉緊起來。在病床上躺了七個多月，幾乎於外界隔絕，等到看了醫院的大字報，才感覺到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已經展開了。機關團體內部搞政治運動，以大字報開路，是從『肅反』開始的，『反右派』鬥爭中的大字報，聲勢浩大，遠遠超過『肅反』。這次，從醫院的大字報看，來勢洶洶，可以預感到，正在掀起的這場政治風暴，決非尋常。
陳醫生同意我出院，並安排我繼續到理療室，由大黎為我做推拿。大黎明確告訴我，連續再做三個月推拿，我的病就可以痊癒。然後，聲音放輕，好像自言自語，又好像是說給我聽的。她說：如果技術不高明，心術又不正，光有好出身，政治可靠，就能治好別人的病嗎？
我知道大黎指的是大字報的事，很同意她的看法和感受，但也擔心她憤憤不平的情緒，在政治運動中必定要吃虧。我知道，自從農村開展『四清運動』以來，一個規模含蓋全國城鄉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面推行。『插紅旗』，『拔白旗』，批判『只專不紅』的資產階級路線，就成為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妻子接我回家，我第一個要求是讓我好好洗個澡。妻子說：熱水已經燒好了，讓我來幫你洗。在醫院七個月沒洗過澡，不細細大掃除，還不能讓你上床呢！3/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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