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歲月 (18)女兒之死

【大紀元3月23日訊】我做了一個夢：我揹著女兒急急忙忙趕路，女兒握著小拳頭捶打我的肩背，吃吃地笑著。我埋頭走路，任由女兒騎在背上耍鬧，覺得非常舒服。好像走到了家鄉的渡口，兩岸綠竹林綿延十餘里，是我常來玩耍的地方。我慌忙上了渡船，朝河對岸划去，距離岸邊三五丈，渡船就停下不走了。我著急起來，正待去拿撐竿，背上的女兒忽然躍起，我一驚，跟着跳下河去。女兒沒有掉下河，卻落在岸上等待多時的我的母親懷裡，一轉身就不見了。我拼命掙扎向岸邊游去，不料一隻水鬼拉著我的腳，我怒火中燒，叫道：你放不放手？水鬼也叫道：不放不放！我一個翻身，揪住水鬼的頭髮，揮拳就打！

妻子緊緊抱著我，驚慌地叫道：怎麼啦？你怎麼啦？我醒了過來，才知道自己一拳打在妻子頭上，立即抱住妻子的頭，連聲說對不起！

已是深夜三點鐘，再也無法入睡，開燈看看睡在妻子身邊的女兒，微微張嘴，輕輕打鼾，睡得正香。我拉下藍布燈罩，坐在書桌前唯一的一張破舊藤椅裡，點燃了一支發霉的『大重九』，吸了一口，又苦又澀又乾，連忙又把煙頭熄滅。胃又痛了，忍著，無法再忍，就喝一杯熱開水，好像舒服了許多。

今天是星期一。再過三個小時，我還要騎腳踏車，趕到二十公里外的南海縣文化局去上班。我常常和南海縣的幹部一樣，星期六下午提早下班，騎腳踏車回家，中途經過大壢公社的農貿市場，買些蘿蔔青菜，有時還能買到一點小魚小蝦，盡可能給妻子兒女增加一點營養。星期一早晨又騎車去上班。雖然這樣兩頭跑覺得很累，但週末能與家人相聚，這點小小的安慰，旁人是無法體會的。

女兒背部大面積燙傷以後，由于有妻子悉心照料，傷口慢慢地長好了。雖然脊椎骨和胸骨嚴重變形，但原來的癲癇病，好像沒有過去發作得那麼厲害，這又重新點燃了一線希望的火苗。不過，省文藝辦的王副主任還是不肯放過，以『不服從分配』的罪名，又宣佈對妻子停發工資，直到妻子屈服，到南海縣報到，重新分配工作為止。

這當然給妻子、同時也給我造成極大的壓力。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屈服，只會堅持『以不變應萬變』的立場。停發妻子的工資，在幹校時已經領教過了。現在有我一份工資（按佛山地區級工資分計算，我的工資從九十多元減為八十多元），一家四口，目前還可以對付，絕對不相信會讓尿盆子憋死。

妻子每天打理兒子去上學，然後把女兒安頓好，鎖上門騎腳踏車去單位上班。雖不發工資，也從不曠工。開頭，單位領導沒有分配她具體工作，時間長了，一些同事就開始向領導反映意見，為妻子說情，才不得不讓妻子去『人防工程』幫忙燒粥。所謂『人防工程』，是文革前夕，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新口號，全國各地，紛紛挖洞不止。這個有億萬人參加的大工程，就叫『人民防空工程』。就我所知，光孝寺大院內，距離我的住家不到百步，就有一個大規模的『人防工程』，由專業工程隊施工，十年以後，這個地洞已經建成『不知深淺』的地道。據此推測，廣州市地下恐怕是一個蛛網般的地道網。妻子單位的工程規模不大，由幹部職工輪流挖，每天十幾二十人進洞，下午三點鐘左右吃一頓粥。妻子的工作就是燒粥，但還是不發工資。

我對妻子說：讓你燒粥你就燒，不給工資也燒！我在幹校不也當過灶王爺麼！

當時的廣州，地下地上都異常熱鬧。地下熱鬧就是挖地洞，從大機關到各團體、各區、各街道，都有挖洞的任務。我的兒子非正規地讀了兩年高中，就草草畢業了，叫『教育革命，縮短學制』。大學取消統考，改為由各單位推薦『工農兵學員』，大學的入學名額，全掌握在各地第一把手的手裡。我兒子就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鄉』，只因街道辦事處認為我兒子有個殘廢的妹妹，算作『獨生子女』，按政策可以不必下鄉當農民，就被分配去街道衛生院工作，上班以後，先挖半年地洞，才有資格去當學徒。

地上熱鬧，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整個社會折騰了將近十年，學校無法正常運作，積壓下來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幾千萬，無法就業，成為社會無法承受的負擔。於是，就出來一條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掀起一場新的政治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各級成立了『知青辦』，軟硬兼施，收效不大。許多青年冒著生命危險逃亡香港、澳門，一些青年女子當街叫罵：『就是當一輩子老姑婆，也絕不踏出廣州一步！』農民的反應也很冷淡：『自己還吃不飽，又多一雙筷子來爭飯吃！』

在這樣動蕩的形勢下，又繼續掀起一個全面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省革委會領導的部署，文藝辦組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團』，到增城縣農村去開展『教育工作』。妻子單位的領導規劃徵求工作團成員，問到妻子時，妻子反問道：『發不發工資？』回答是肯定的。於是，妻子領了工資，請了一位保姆，安排好女兒的生活，就隨工作團到增城縣去了。

我依然是每個週末回廣州一次，兒子在衛生院跟班學習中藥配劑，一天八小時就在五尺長的中藥櫃前來回轉，用糎秤配藥。他說工作不算繁重，就是在櫃檯間來回走，一天起碼要走十公里，累倒是不覺得累，枯燥一些。我安慰他，先熟悉中藥，將來有機會再學中醫。女兒有保姆照料，不必我過多操心。有時病了，我就得陪她上醫院，看病、取藥，安排妥了，才能去南海上班。有一次，女兒發高燒，醫生給她打了針也不退燒，就將女兒送入病房觀察。我和保姆輪流看護，白天是保姆到醫院照料，夜裡由我接班。一連三天，打針吃藥，還是不能退燒。

醫生懷疑女兒得了腦膜炎，說要抽取女兒的腦脊液進行檢查。我不同意。我對醫生說：我的女兒已經患了嚴重癲癇病，如果再得腦膜炎，還有醫療價值嗎？如果不是腦膜炎，抽取腦脊液，對她已經受損傷的大腦，無疑再一次傷害。醫生沒辦法說服我，只好同意讓女兒出院。

回到家裡，我到中藥店買了五元犀牛角，煮成一碗水，分幾次餵女兒吃了，第二天就退燒了。從此，我對西醫的治療，完全失去信心。

八個月後，妻子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結束，回到家裡，心情相當愉快。她帶回來一小罐橄欖油，說是她的『三同戶』送的。當地沒有花生油，也沒有菜籽油，更沒有豬油和豆油，只能就地取材，把本地生產的烏橄欖粗加工，熬製成餘渣猷存的橄欖油，吃飯時放一點，總比沒有半點油星好。妻子感慨地說，解放二十多年了，農民和土改時期一樣，還是那麼苦。每天生產隊長敲鐘下田開工，農民總是懶洋洋提不起勁頭。心裡著急，有時就連說帶勸，勞動都是為自己能吃飽飯，希望大家能出多一點力。許多人都不出聲，有些婦女偷偷對我說：『同志，你不了解，再賣力也是白幹。』開頭我想不通，後來才慢慢看出一些問題來。比如冬天修水利，前年按公社領導規劃，挖了一條千米長的大水渠，去年就填掉了，今年又在距離不到十丈遠的地方，重新挖一條新水渠。這樣折騰，農民那一點勞動致富的積極性，還能不折騰完了？難怪，有個農民一邊用鋤頭砸碎乾硬的土塊，一邊叫道：萬歲（碎）！萬歲（碎）！萬萬歲（碎）！

我心裡當然明白，增城縣的農民是這樣，南海縣的農民又何嘗不是這樣！

幾近絕望和徬徨，像冬天的濃霧，籠罩一切，人們在喘不過氣的氣氛之下， 艱難地迎來了又驚又喜、又恐又乏的一九七六年。先是周恩來總理『突然』去世，接著是剛剛復出的副總理鄧小平，『突然』被打成匈牙利的納吉。北京城裡正颳起一陣批判『走資派還在走』的風暴，『突然』又傳來唐山大地震的駭人消息。各方人馬紛紛奔赴已被夷為平地的廢墟，搶救傷者，掩埋死者，『突然』又傳來朱總司令默默辭世的噩耗。人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突然』又傳出毛主席與世長辭的新聞。全國正處於一級警戒狀態，『突然』又傳出活捉『四人幫』的奇聞。城市裡的鞭砲幾乎燒光了，農村裡卻連個響屁也沒放。農民最關心的是唐山大地震會不會一震再震？會不會震到廣州？會不會震到佛山？會不會震到南海？人們紛紛在戶外搭起簡易的棚寮，寧願在外面讓蚊子叮，也不願在家裡睡覺。農民還關心年終分配，能得到多少斤口糧，能不能度過明年的春荒？至於甚麼偉人死了，至於『四人幫』還是『五人幫』，都不是老百姓能夠管得了的事。

我依然在南海縣文化局上班，騎著腳踏車，光孝寺大院與南海縣政府機關大院兩頭跑，生活沒有特別的變化，身體卻覺得特別累。胃痛經常發作，十二指腸一梗阻，就嘔吐，無法進食，只好到醫院吊鹽水，打葡萄糖。先前，宣傳部洪副部長很關心我，常常教導說：工作要靠毛澤東思想，生病治療也一樣要靠毛澤東思想。我想：毛澤東思想救不了毛主席自己，還是難免一死，救得了誰呢？現在，洪副部長一樣關心我，對我說：要徹底檢查一下，到底得了甚麼病。縣醫院不行，就到廣州的大醫院去。我知道自己的胃病不是沒有來由的，最早的起因是挨了那一記重重的拳頭，然後是茶山幹校苦役累得胃出血，長期得不到治療和休息，精神壓力過大，病就越來越嚴重了。因此，我就請了假，到廣州的大醫院看病去了。

妻子有些得意，堅持留在廣州終於如願以償。按時上班，按時領工資，下班照料女兒，如此而已。她最大的煩惱是請保姆難，請到好保姆更難。最後的一位保姆六十歲上下，只做了三天，早晨起來就說要走，怎樣勸說都不聽，只好讓她離開。晚飯後，妻子準備了一大盆熱水，要給女兒洗澡，這才發現，女兒身上紅一塊紫一塊，有二十來處掐傷。女兒由保姆帶著睡覺，可能沒睡好，影響了保姆睡眠，欺女兒又聾又啞，就狠狠掐她泄忿。我和妻子都非常傷心，卻也無可奈何。

恰好我在廣州檢查治療胃病，白天妻子去上班，女兒就由我照料。這時，『階級鬥爭』不再提了，人際關係寬鬆了許多，整個社會都需要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療傷。一些要好的朋友也常登門造訪，關心我和女兒的病。一位朋友知道我需要用靈芝仙草為女兒治病，趁假期回四川老家探親時，費了好大的轉折，向一位從西藏轉業內地的軍官，求得一朵靈芝，帶來廣州送給我。還有一位朋友，老家粵西，說他們鄉下有一種偏方，用青魚的膽汁可以治療癲癇。可惜女兒的體質已經非常虛弱，縱有神醫妙藥也無濟於事了。

有一天，歌舞劇院的女舞蹈家陳轀儀找上門來，喜孜孜地對我說：『幸好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打倒了『四人幫』，我五十年代創作上演的歌舞節目《娶新娘》，才有可能重見天日。在重新上演之前，請你改一改歌詞。』我沉吟片刻，才說：『《娶新娘》是表現潮汕漁區婚嫁風俗的歌舞，舞蹈優美，歌曲動聽，也是廣大觀眾喜愛的節目，似乎與英明領袖關係不大。如果將來又有新的領袖上台，是不是又要再改一次？』舞蹈家聽罷，默想了許久，豁然開朗，連聲『有道理有道理』。此後，我出席了省文藝界代表大會和一些專題座談會，有機會發言，就會表明我的一個觀點：文學藝術和政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不能混為一談。由於這個觀點，在我重新回到廣州工作以後，又惹了一些麻煩。

女兒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整天躺著，連稀粥也吃得很少。有時我抱她起床小便，她深皺眉頭，樣子很痛苦，我又輕輕放她躺回床上去。有一次，我發現女兒喉嚨處皮下有個黃豆大小的紅色斑點，暗自思忖，可能是內出血，女兒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妻子給女兒抹澡時，也發現她身上有一些紅色斑點。我和妻子心裡都明白，只是不願意說出來。那一天早上，妻子將女兒抱了起來，準備餵她吃粥。忽然妻子叫我：『你過來看看，女兒不行了！』我連忙過去，見女兒躺在媽媽懷裡，腦袋低垂，沒有呼吸，也沒有脈搏，手腳還有溫度。我幫著妻子將女兒安放回床上去，妻子沒有哭出聲來，但淚水如注。兒子也立即過來，叫我們守著，他奔去衛生院請來一位醫生，摸摸脈搏，試試鼻息，再用電筒照了照女兒的瞳孔，說一聲『節哀順變』，就走了。

我和妻子心傷意亂，手腳無措。幸虧兒子非常得力，跑回衛生院打電話與有關喪葬的單位聯絡，不到中午，女兒就被抬出門外，上車走了。接著安排女兒火化和安放骨灰盒等事宜，全由兒子一一辦妥。我非常感謝兒子，他把妹妹的後事辦得如此周到妥貼。這一天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女兒終於走了，我心裡留下無盡的悲傷和內疚。女兒與人民公社同年同月生，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時候還不會吃飯，開始會吃飯的時候，食堂又徹底斷炊。有一句順口溜：『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說的就是女兒這一代。我的女兒，正是最早挨餓的一批孩子中的一個。我有能力讓女兒出生，卻面對女兒挨餓而束手無策，我還有甚麼資格當父親！女兒半周歲就開始挨餓，滿周歲開始發病，身體非常虛弱，但還是用稚嫩的嗓音，喊出了人世間最美麗、最甜蜜的話語：『爸爸！媽媽！』沒想到，如此動人的親情呼喚，竟成為絕響。以後的二十年，女兒就掉下了悲慘的深淵，她生命的每分每秒，沒有快樂，只有苦難。

我從火葬場的靈堂裡，將女兒的骨灰盒捧了回來，安放在自己那張破舊的書桌上，並寫下了一首七律，以寄託我無盡的哀思，也永遠紀念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詩云：難死難埋骨肉癡，二十一載勤操持。經年猶聞咿呀語，曠日忍見舞蹈姿。親情呼喊成絕響，陰陽相隔受鞭笞。六月一日兒童節，恨不陪汝赴瑤池。

十年後的那個風雲四起的春天，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將女兒的骨灰安葬在白雲山深處一片漫坡上，旁邊栽下一棵鳳尾葵。女兒，安息吧。

9/16/0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