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贓帳號及中國的反腐敗（四）

【大紀元2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採訪報導) 腐敗猶如一個社會的腫瘤，它對社會機體的侵蝕、破壞足以導致整個社會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潰。反腐倡廉，作為新世紀中國極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吸引著關心中國發展的海內外人士的注意。那麼，2004年的中國在反腐領域有何進展？肆意蔓延的腐敗的根源何在？廣為爭議的「退贓帳號」等提議是否又是社會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記者寇天力就此為您製作了五集特別報道《退贓帳號及中國的反腐敗》。

第四集：從制度找根源 它山之石可鑒?

在進入2005年之際，中國又有一些貪污腐敗官員被查出法辦的案例引起外界議論，比如收受金錢和情色賄賂的深圳羅湖公安分局女局長安惠君、中飽私囊、賭博揮霍又畏罪潛逃的吉林省延邊交通官員蔡豪文等等。這種情況使人們不免產生疑問，它究竟說明了中國政府反腐敗工作的卓有成效、還是束手無策呢？中國政府究竟是否有能力進行反腐、又應該怎樣進行反腐呢？對這些問題，人們的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追根求源、對症下藥、首先找出問題的癥結是人們的共識。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孫雁博士對中國的腐敗問題進行過多年研究。她在自己的新著《當代中國的腐敗與市場》一書中，首先對當前中國腐敗的形式進行了分析。孫雁博士說：「一種是交流性的，就是二方都參與了，一個是受賄方，一個是行賄方；第二種是非交流性的，一般是官員和國家的財產接觸，而不是和社會上的行賄人接觸，這種形式比如說貪污啦、挪用啦、揮霍浪費、違背財經、瀆職都屬於非交流性的。還有一種表現，就是區域性的區別，發達的地區和不發達的地區，政治經濟中心和偏遠地區，有一些各種形式不同的東西。」

反腐措施不斷卻都難以奏效

各種形式的經濟腐敗在當今的中國層出不窮、愈演愈烈，既與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有關，也與中國的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有聯繫。不可否認，中國政府多年來在反腐敗方面也作出些努力，比如從各地行政部門成立反貪局、黨內系統由中紀委進行督察，對犯罪嫌疑人實行雙規政策，到對黨員幹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普及學習三個代表理論等等，不一而論，再到反腐敗的各種構想、建議和爭論等，然而這些措施卻都難以奏效。

對此，孫雁教授結合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作出如此分析：：「動力方面主要是市場經濟以後造就新的機會，國家的控制力下降了。一個方面是國內所稱的『新的一元化的專制』，原來是黨委的『一元化的專制』現在是行政上的，一把手的專制。由於政經方面都下權了，『新的一元化的專制』好像比原來的更加專制。第二個問題是幹部選拔制度上，審批、上報、選拔，過程很多，很多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紀委的附屬地位，還是沒有解決。我們反腐主要是黨、政、法黨是主要的，紀委實際上還是附屬於黨委，地位還不是很獨立，人員上、財經上都是附屬於當地的黨委，所以沒有什麼獨立性去對腐敗採取真正有力的控制。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執法很軟弱，有很多法，好像新的、舊的、關於經濟的、關於各方面都很多，但是執行起來很軟弱。」

根治腐敗要從制度入手

孫雁教授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指出了中國當前人事制度及法制建設方面的不足和漏洞。提出退贓帳號構想的湖南省委幹部王明高在分析腐敗根源時則直接表示，要對權力進行制約。他說：「因為腐敗都是和權利相伴而成的。當權利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時候，它是好的一面；但是當權利不是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的時候，肯定就走向反面。不管是封建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等等，不論是什麼制度的國家，它濫用權力，就肯定傾向於腐敗。所以現在世界上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絕對的權力傾向於絕對的腐敗』，所以不管什麼國家都要對權力進行制約。」

然而，對權力進行制約又涉及到權力的構建與制度問題。因此，四川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陽教授指出，根治腐敗一定要從制度入手。他結合王明高的退贓帳號設想分析說：「還是一些制度建設吧！因為權力的濫用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個是權力的分配合不合理？支配財富的權力讓給這個人做，這個人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品德？這是一個幹部任用制度的問題，尤其是幹部遴選制度。

第二個問題就是權力之間要制約、要監督的。因為權力沒有監督，儘管是一個好人利用權力，那就很難免會濫用的。所以權力的分配、權力本身運行當中須要監控，把這些制度不斷的把它建立起來，才可能比較有效的阻止這個情況。因為退贓帳戶都是那些人犯了罪以後，他贖罪的一種方式；還有很多人他不願意，沒有悔悟，那怎麼辦？」

另一方面，鑒於中國的人事制度及官本位慣例，腐敗者往往不再是單一的個人，而往往是牽涉到一個個由利益構成的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一名貪官的暴露也常常能帶出一連串的貪官和腐敗分子。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實例，就是原遼寧省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及其他官員長期大肆收受賄賂、貪污挪用公款、並與黑社會分子相勾結的案子。

因此，孫雁教授認為，在反腐敗的具體做法上，中國應實行官員輪調製度，並成立類似香港廉正公署那樣的至高無上的反貪權威機構。她說：「幾千年來我們中國古代社會都流行循環，在一個地方過幾年不能呆久，這地方呆久了，社會關係就多了，就講不清了。三年五年就一定要轉一轉、換一換，到一個新地方，沒有什麼社會關係的時候，可以執法認真。我們可以外部調動，不要本地的，過幾年再換一個地方。

現在基本上要調查一件事、一個人，還沒有開始根本就寸步難行。那是每一層四面八方關係網，不管是同學、親戚都來說情了，所以根本就執行不了。比如瀋陽的幾個大案後來都是搬到江蘇去審的，廣西的搬到廣東去，要不然省長、一級的都要打電話來影響。我想一定要有廉政公署那種至高無上，和當地沒有什麼社會關係的機構才能運行的起來。」

西方經驗可為中用？

當然，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歷史上任何時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然而，與當今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這個由聲稱代表著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腐敗問題更為嚴重、氾濫這一事實，使得人們深思，究竟為什麼當今西方社會更為廉潔、西方國家在反腐方面有哪些經驗值得中國政府學習？

做為國家社科規劃「新世紀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的湖南省委組織部幹部王明高分析說：「現在比較清廉的國家，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但是最腐敗的國家，在世界上目前也是施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理論上不能說體制是資本主義就沒有腐敗，別的就有腐敗，關鍵是國家對權力是不是進行制約。

你看美國這最發達的國家它也是對權力制約多，所以對腐敗制約的多；但還有一些非洲國家、一些亞洲國家、包括南美一些國家他們施行資本主義，但為什麼他們那麼腐敗呢？就是對權力制約不夠。所以關鍵是不管什麼體制，都要對權力進行制約，你對權力制約越到位，國家的腐敗就會降到比較小的程度。」

在美國，對權力的制約，既來自於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構架，也來自於社會公眾及新聞媒體的監督。而其基礎，則又是固存於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和民主精神。雖然王明高不認為美國的三權分立模式一定適合中國，但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任教並從事中國腐敗問題研究多年的孫雁教授認為，民主作為當今文明政治的一個普遍準則，是中國政府所缺少的；尤其是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性的情況下，民主對於反腐敗來說，更為必要。

孫雁教授說：「中國還不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公開的渠道，中國腐敗多的是在執行上面，執法上面；西方在執行上比較少，因為他們市場經濟很發達，市場化、制度化程度很高，比如金融、銀行、土地等，都不需要政府參與，不需要政府去審批什麼的。中國現在還需要政府審批，一審批就要影響貸款啦、批土地啦，官員都有權力了。在美國官員沒有什麼權力，都市場化了，看誰的價格好，所以也難產生腐敗。我們中國正在朝市場化轉換的過程中，所以在這方面在執行政策上(腐敗)是尤其的多。」

不過，健全民主與法制並非一日之功。當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民主法制及人權領域的問題提出批評時，中國政府的回應往往是以內政不容干涉為理由反唇相譏、百般辯解。這也引起人們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是否真有決心從源頭遏制腐敗。原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法律專家袁紅冰教授對此就不甚樂觀。他認為，無論是王明高等研究人員提出的廣為外界爭議的「退贓帳號」，或是中國政府的雙規、嚴打等措施，實質上都是為了現政府、現存制度的延續而服務，而腐敗本身就寄存於現存制度之中。

因此，袁紅冰教授表示：「現在腐敗已經普遍化、制度化，成為官員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目前這個狀態下，想清除腐敗行為，在現有的體制下絕對沒有可能性，甚至連減緩這個腐敗的可能性都沒有。儘管不斷的有高官被揭露出來，但是應該說每一個被揭露的高官實際上都是總體腐敗中的一個很不幸的犧牲者，權力鬥爭中失敗的結果，因此對立的官員之間是極其的防範。

另外許多官員為了自保，開始在官員內部，甚至把一些很古老的東西都拿出來，什麼結拜兄弟啦、拜把子啦，試圖通過這樣的很江湖上的方式，結成一個堅固的同盟來保護自己。所以現在的腐敗已經到了在目前的體制下不可能解決的事情。」

胡溫新政厚望成失望？

2004年九月，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就任中國黨政軍最高職務。由於他和國務總理溫家寶在此之前常以親民形象出現、並曾多次強調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查處一個，絕不姑息、絕不手軟」，因此，外界有媒體送以「胡溫新政」一詞來表達民間對此新一屆政府抱持的厚望。然而，反腐敗作為一項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牽涉著社會的方方面面。

原福建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曾以「穿防彈衣的反腐書記」一文而聞名，他在文中道出自己因反腐敗而遭受上層的打壓和下層黑勢力的騷擾恐嚇。而去年底，當黃金高被有關當局以生活腐化、貪污受賄名義雙規時，外界無不感到愕然！雖然，黃金高現象的真實內情可能永遠無法為人所知，但它卻向外界表明，即使是在新一屆的胡溫新政，反腐敗在中國仍舊充滿荊棘坎坷、起伏波折。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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