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凱：論人民文革 (二)
【大紀元12月30日訊】三、毛澤東一連串的失算與人民文革不斷地越軌
1、毛澤東並不英明
毛在世時其英明神武曾被吹捧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吹捧者到頭來被毛列入清洗物件)。但實際上，毛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政治運作中都失誤連連。總路線、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運動把國家經濟推入災難的深淵，三千萬人因此餓病而亡。他對現實狀況失察；對事情的預測屢屢失算。其政治洞悉力亦相當薄弱。1957年春他提出要搞開門整風，請黨外人士「向黨提意見」。他以為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都會是他可以接受的。他聞過則喜、虛心納諫，既校正了治國措施中的疏漏，又贏得了豁然大度、睿智開明的好評，真是皆大歡喜、何不美哉。可是他萬萬沒想到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竟埋藏有對他的黨、他的政府那麼多的不滿乃至憎惡。從羅隆基的政治設計院到錢居平的新階級論，無不刺向他的党和政府的根本。震怒之下他把「開門整風」驟然轉向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的倡狂進攻」。為了掩飾他的失察、失算，他幹脆說當時的「開門整風」其實是要引蛇出洞。毛澤東寧願被人評為陰狠也不願被人視為低能。這其實是很合乎他性格的邏輯的，因為他一向以秦始皇自況。
文化大革命中，毛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一連串的失察、失算，說明他對社會的真情非常缺乏瞭解。洞悉力十分薄弱。這就如他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對業已崩潰的社會經濟缺乏起碼的知曉那樣。
人民文革雖由官方文革導出，但它絕非消極地附屬于官方文革、為毛的官方文革服務，而是時時力圖越出毛設定的界線、軌道，成為自主自為的群眾運動。毛間接地發動了人民文革，但卻不能應心得手地領導人民文革。這正是人民文革終究被毛鎮壓的根本原因。
毛對人民文革的自主自為性缺乏預見洞悉。當然，毛的失察失算不但是對於群眾，對於統治集團內部亦如此。無論是對人民群眾的統治，還是對統治集團的統率，毛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耐。
2、人民文革越軌的兩個層次與軍方對毛意圖的誤解和違抗
三年文革中，更精確地說是從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人民文革從發韌到被鎮壓的這將近兩年的時間裏，它究竟是怎樣越軌的呢？人民文革的越軌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淺度越軌，另一個是深度越軌。淺度越軌波及面廣，一波接一波。深度越軌觸角尖銳，由於官方迅即予以撲滅，使之如劃過夜空的流星，雖耀眼但瞬息即逝。
人民文革的淺度越軌從它萌動之時就產生了。人民文革的第一波越軌行動借著助毛的批「資反線」展開。
1966年10月為了把劉少奇、鄧小平搞的在群眾中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扭轉到對黨內高層的清洗上來，毛指責劉、鄧搞的第二次反右是迫害無辜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號召群眾起來批判之。他沒有想到被他發動起來的群眾，並不把「批判」內容停留於他所劃定的「資反線」範圍內，而波及到文革前的四清運動。四清運動中遭過殃的人們出來喊冤，說他們亦是遭到「資反線」的迫害。於是掀起一股翻四清運動已定案件的風。由於此風大有蔓延趨激之勢，毛在意外之餘，不得不發了一個「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中央文件予以遏制之。此外，群眾批「資反線」的烈度也是超出毛的意料。追查「資反線」整群眾「黑材料」的人們沖進人事、保衛部門，砸爛保險箱，搶走檔案材料。這種情況先發生在學校，後蔓延至工廠甚至機關，令中共當局極為震驚，但又不便僅因這單一情況發中央文件，故懊惱萬分。
1967年「一月奪權」後，毛指示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運動，要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在毛的心目中奪省委、市委權的那一派就是「左派」，軍隊應予支持之。可是，事情遠遠不象毛想像的那麼簡單。在全國大多數省市，起初對毛的意圖還不大理解的群眾組織此時都迅速省悟過來。他們從保省市委很快也轉變為造「走資派」的反，他們也去奪省市委的權。如果行動迅速的一派群眾組織把它們撇開，搶先奪了權，它們會進行再奪權。這類組織的成員政治質量大多較「高」。党團員多、老工人多、勞模先進多、人保政工幹部多。在廣州，這類組織聚合成總派，又自稱東風派。總派被排除省市奪權之外。它沒有搞再奪權，但是對奪省市委權的一派群眾組織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無論有沒有搞再奪權，各地軍方都無一例外地認定政治質量較「高」的那一派(保守派)是「左派」。軍方的這一識別是合乎共產黨的正常鑒別標準的，也是文革前共產黨政治倫理的自然延伸。於是各地軍方在1967年早春都無一例外地支持保守派，壓制乃至鎮壓造反派。最極端的例子是青海省軍區二月下旬對造反派的大屠殺。
毛澤東沒有料到軍隊會如此行事，又足說明他十分缺乏洞察力和預見性。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明明是毛澤東的看家術，政治等級觀其實也是他搞起來的。各地軍方如此判定「左」、「右」派正是在貫徹他多年的教導。軍方對他的意圖的誤解其實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毛澤東此時的眼睛只盯在派系清洗的牌局上，忘卻了自己的一向所言。如果他能預先對地方軍頭講，這次判別左、右派不以過去一向的政治質量鑒別法作劃分，代之新的標準。即敢於迅速起來奪省市委權的為之「左派」，那麼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剛愎自用而又輕率顢頇的毛澤東只講隻言片語，要軍方去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結果就促成了1967年初遍及全國的早春鎮反。
毛不能認可軍方的鎮壓。因為他的政治清洗還沒有完成。他還需要衝擊力較強的那一派群眾組織——造反派——為之火中取栗。於是他批評了軍方，指示軍方應給被軍方打成反動、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可是局勢並沒因此而緩和下來。毛再一次沒有料到軍方的態度是如此的倔強，竟軟磨硬頂地違抗他的指示。亦沒有料到從軍方鎮壓的血泊中爬起來的造反派組織會如此勇悍地向軍方反撲過去。
毛雖不認可軍方的早春鎮壓，但也不贊成暮春之後造反派如此激烈地找軍方算賬。可是局勢他已無法控制。多數省市的軍方都拒不承認早春鎮反的錯誤，更有甚者，他們還支持、唆使保守派挑起武鬥，首先使用暴力襲擊乃至屠殺造反派。造反派奮起反擊，這就產生了1967年夏季的大武鬥。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魯莽行動使毛不得不責罰他。但他又沒有料到這一有限責罰會被中央文革中的少壯派利用來向軍方開刀。而且這一開刀得到林彪的暗中支持。中央文革少壯派企圖通過打倒更多的軍頭以擴張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在中共權力體系中的段位。林彪也想以此使自己的嫡系取代其他派系，在軍中建立他的一統天下。造反派則激奮萬分，到處衝擊軍區，要揪鬥本地的陳再道，要打倒軍隊裏的「走資派」。毛震驚、震怒了。地方軍頭不在他的清洗目標之列。何況把軍頭逼急了是很危險的。他對中央文革怒斥「還我長城」。同時他省悟過來。各地所有象武漢「百萬雄師」那樣的保守組織雖然一時沒有跟上自己的部署，但從根本上來看其實是自己的社會基礎。造反派雖一時可有所用，但其思想情緒和行為方式其實是令人難以放心的。
為了籠絡軍方，毛嚴厲懲處了中央文革少壯派；為了約束造反派、安撫保守派，毛重新調整了他的群眾組織政策。再也不劃分造反派、保守派，而強調兩派都是群眾組織。都應鬥私批修，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熬過了軍方的早春鎮壓，又頂住了保皇派挑起的武鬥，擁有廣泛的社會同情，在輿論上占了優勢的造反派變得愈來愈不聽招呼了。早在批「資反線」後，一個叫做「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在造反派組織中就開始出現；在「一月奪權」中愈加響亮；暮春平反後更是盛極一時，令毛澤東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錯，是毛指令黨組織暫停運作；是毛鼓動群眾去奪省市委的權。但是，毛的體系亦是共產黨。毛搞文革清洗是要搞掉劉少奇的黨委，重建自己的黨委。「踢開黨委鬧革命」則有一種離經叛道意味。不加區分地「踢開黨委」，豈非連毛的黨委也一樣照踢？毛對此是十分惱火的，但他的文革清洗方興未艾，他需要造反群眾為他衝開局面，故只得暫時忍一忍。到1967年夏天以後，他就對這個口號嚴加斥責了。在斥責這個口號的同時，毛還嚴厲批評造反派在搞「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唯我獨革、唯我獨左」。毛的這一批評是具體有所指的。
1967年夏末，遍及全國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武鬥基本結束之後，各地造反派的情況複雜化了。其活動並不都再屬於人民文革的範疇。但是在廣東、廣西、江西等少數原始保守派依然存在並愈加得勢的省份，造反派仍然受著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它依然保持著反抗恢復原有統治秩序的勢態。人民文革的性質鮮明地保持著。換言之，它越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造反群眾在一個大事務上不聽毛的部署。那時舊省市委基本都被衝垮了，毛著手組建他所屬意的新領導班子——所謂「三結合」(地方軍頭、地方幹部、群眾組織代表)的革命委員會。這是毛的文革清洗得以完成的重要標誌。但這個工作受到造反派的阻繞幹擾。因為很多省市的軍方頭目和重新「站出來」的地方幹部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尋找種種藉口理由力圖阻止他們出任革命委員會裏領導職務。常見的有：犯過「資反線」錯誤，或犯有「走資派」錯誤沒有認真改正；是劉鄧黑線上的成員；有嚴重政治問題，歷史上曾叛變變節等等。從造反派主觀上去考察，這很可能只是出於一種怕遭到打擊抱負的自保防衛心理，但客觀上則使毛的重建計畫被延宕。在勸戒不果之後，毛將造反派的這些作法斥責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令其迅速改正。造反派從整體上來說是共產黨體制外的社會勢力。無論是從獲取社會權力還只是為了防衛自保，造反派都有力求更多地打倒「當權派」的傾向。如果說社會上的造反派聯合體以獲取權力的意向大於自保防衛意向，那麼基層單位裏就剛好調過來。但不管哪種意向為多，都使人民文革必然要在「幹部政策」問題上與毛產生衝突。毛在1967年初號召「奪權」時並未劃定奪權的範圍，以至從省市級黨政機關到各基層單位的當權派大都被奪了權。可是到1967年秋，毛又強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意味著他們都可以出來重握權柄。毛轉向了，但造反派無論是出於內心的意向，還是出於前階段行為的慣性，都要按原來的勢頭往前沖。故此人民文革不可避免地要越軌。
在跟保守派的關係上，造反派也與毛的意向發生齟齬。在造反派看來，保守派背靠軍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揚威，還首先使用暴力，突襲殺傷造反派群眾，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打手。怎麼他們一下都變成了革命群眾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派？而自己一向回應毛主席的號召、批「資反線」、「奪權」、反抗「資反線」的鎮壓反撲。
經過艱難卓絕的鬥爭，總算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社會同情和輿論上占盡優勢，怎麼到頭來只是跟保守派打個平手，雙方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的組建中，強調自己的造反功績，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額多於保守派的。或者，在群眾組織代表只能有一個任革委會副主任時，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擔任。但是這一企圖遭到支持保守派的軍頭和地方幹部的抵制。爭執不下之時，官方就會指責造反派「唯我獨革、唯我獨左」。對於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來說，造反派不但愈來愈失去使用價值，而且愈來愈礙手礙腳，於是放手讓各地軍頭壓制之。這就使造反派無可避免地心懷怨氣。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造反派曾以毛主席號召的響應者、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捍衛者的身份出現。但隨著局勢的發展，人民文革不斷地、持續地出軌，造反派的身份轉化了。它變成了毛戰略部署的幹擾者。毛中央不斷發出「要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的號召就是針對造反派說的，實質上是在批評造反派沒有緊跟毛的戰略部署。
1968年春季之後，造反派與毛的摩擦愈加尖銳起來。這是因為各地省市級革委會大都相繼成立。劉少奇的鐵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體完成。造反派面臨「鳥盡弓藏」。毛通過地方大員向造反派傳遞他的這樣一個意向：造反派組織應予解散。當時是用了一個較婉轉的說法：「鏟山頭」。毛的喉舌說：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形勢下，保持派性組織是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在作怪。在這種批評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時，當局就進一步嚴厲地威脅道：「派性掩護敵人，敵人利用派性」。「早鏟主動；遲鏟被動；不鏟反動」。保守派很順當地解散了他們的組織。保守派屬於共產黨體制內勢力。共產黨的政治體系就是他們最大的組織，所以他們完全不在乎自己這在文革非常時期的臨時組織形式。可是，造反派則非常在乎他們的組織。沒有組織他們就沒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對龐大社會機器的一粒沙礫；就會在面臨秋後算賬時一點反抗力量都沒有了，故此他們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尋找種種藉口不鏟山頭，起碼是盡可能地拖延。這無疑與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員的意向正面衝突起來。莫說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即使是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共產黨都不允許有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組織存在。當時，只是出於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這巨大的歷史縫隙中，民眾才一時擁有了組建政治組織的權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後，毛就要收回曾一度給出的東西。造反派不肯順從就範，亦即人民文革堅持其出軌的勢態，這就勢不可免地為其滅頂埋下動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臺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權，但隨之又分裂成兩派互鬥。由於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會在分裂了的兩派造反派組織中，選擇其中政治質量較高的一派加入，不動聲色地把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軍方亦會在其中發揮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聯」就有這種跡象)致使這裏面仍然有造反與保守的淺度區別。但是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則畢竟因此淡薄下來。至於在浙江那樣一類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奪權」的紛爭已經發生在造反派之間的省份，由於兩派都有軍方的支持(軍方亦分成兩派)，故兩派都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會大環境中已難尋蹤跡，只是在基層單位中還會保持一些色彩。
儘管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於仍然有群眾組織爭革委會名額的鬥爭，使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或成立後在紛擾爭鬥中革委會不具權威，運轉不靈，致使局勢不能穩定，共產黨的統治秩序難以有效重建。毛對此同樣很感惱火。這與人民文革的出軌都成為毛最後決心以鐵腕結束文革的原因之一。
1967年秋季以後，毛對人民文革淺度出軌的壓制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受壓的造反派普遍懷有怨氣。怨氣之下許多人灰心失望情緒消極。造反派陣營漸趨渙散。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數人產生了抵觸情緒。他們喊出了「要群眾運動，不要運動群眾」的口號。儘管這一口號並沒有正面針對毛，但卻表達了一種反抗情緒。在一次又一次的翻雲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勢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圖操縱自己去為之效力。他們不甘作這樣的角色。他們希企有獨立的意向和行動，他們要竭力從羅網中掙紮出來，為自己的權益作鬥爭。人民文革的淺度出軌至此達到高潮。高潮之中有個明顯的浪花，就是北京、廣東、廣西、青海、黑龍江、遼寧等省市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議，商量成立聯絡組織，及時交流情況，以便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毛中央獲知此情況後，大為惱怒。因毛中央是決不允許成立全國性組織的。早在1967年1月，毛中央就取締了全農造、全紅總等九個全國性組織。北京與數省造反派組織的這個聯絡行動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軌的又一明顯表現。造反派不但拒不鏟掉已有的山頭，竟還要組建全國性的更大山頭，其兇險的結局確實是無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在淺度出軌走向高潮的基礎上產生。極少數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滿足於「要群眾運動，不要運動群眾」的抗議呼喊。他們在思索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會變成了運動群眾。他們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怎樣才算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如果說人民文革的淺度出軌主要表現在一連串的行為上，那麼其深度出軌就是主要表現於思想意識上。淺度出軌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當時間裏存在，是由於其思想意識基本還在毛理論的框架之內。批「資反線」、鬥「走資派」、「揪叛徒特務」、「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些無論是否為其真實思想，它都成為人民文革的保護色。鑒此，毛對於淺度出軌都只是處以批評指責，而暫沒施以鐵腕鎮壓。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未能表現於行動上。因為深度出軌已越出了毛的理論框架，成了無可遮掩的異端邪說。毛中央初稱之為「極左思潮」，後定性為極右、反革命。從民眾的角度觀測評判則應稱之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諸現實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動。(這是按照共產黨的語彙表述)。事實上，即使它還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識層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澤東和整個官僚集團的聯手迅即掐滅。
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無聯」的政治綱領「中國向何處去」。(湖南掌權的造反派「工聯」已轉化為新保守派)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國已產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產黨高幹所組成的紅色資本家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應以罷免個別當權派的官職為滿足，而應推翻整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實行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省無聯」政治綱領的出現令毛震驚萬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軌已達到決不能掉以輕心的地步。雖然立即逮捕了「省無聯」的一班頭頭，並把「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大毒草來批判，但是「極左思潮」在中國大地上仍不脛而走，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許多地方都出現類似的思潮甚至組織。雖然在「省無聯」已被嚴厲懲處的情況下已無人再敢效尤，但類似北京「四.三」派和廣州「八.五公社」那樣，宣揚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理論都仍是極為可慮的。他們說：共產黨的幹部「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逐漸形成特權人物。」「現在需要重新劃分階級」。「現在的矛盾是在底層受苦最深的組勞人員、支農青年、合同工、臨時工和那些爬上了權力寶座者之間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開了鎮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這個妖怪。毛放它出來本是想要它為自己效力。但終究由於無力駕馭這日益自把自為的妖怪，而決心重新把它壓在鎮妖洞中。在各地實力派人物和整個共產黨體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實現了這一決心。(待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