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惡軸心》(26) 第六章 (三)

與獨裁者直接交手

全世界的獨裁者在理念上、年齡層及掌權時間均有區別，但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徵。西方（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創始人漢默（Armand Hammer）雖是一個無賴，他對共產黨頭子和中東君主有著精闢的見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獨裁霸權如同金字塔——每一個人懼怕他上一層的人，除了在最高處的人外，沒有人能為任何事件做主。而獨裁者本身並不信賴任何人，包括最親近的助手、家人和親信。」漢默說的是實情，因為他親自見過列寧、史達林、伊德里斯國王（編注：King Idris，利比亞王國的國王，被格達費所推翻）、格達費、胡笙國王（編注：King Hussein，約旦國王）和很多其他的人。凡是獨裁者都有恐懼症，如季辛吉有一次所說，「這些偏執狂有很多敵人」。他們不但怕丟了權勢，還怕丟了命；他們不只擔心被推翻，還擔心被暗殺。他們大多特別擔心年老以後的下場，或如何確保來歷不明的財富，如何照顧家人和政治夥伴，還要確保將來歷史對他們的評價是正面的。他們明知故犯的罪行暴虐與倒行逆施，造成千百萬人死亡，在此情況下，這些擔心至少顯示出他們仍然是人，有這些人的顧慮。

去瞭解獨裁者如何操作的個中狀況是最重要的根本問題。觀其外，他們似乎是永久打不倒的，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一直生活在威脅中。如何在加強對他們的威脅的同時，讓他們找到一個和平的方法跳出來，那是至關緊要的。我贊成以非暴力策略和方法聞世的專家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說：「對抗運動不能依賴與獨裁者進行談判而帶動民主。」（注6）最重要的努力是把他們趕走。

與獨裁者在多瑙河邊共舞

同時，我也理解到與獨裁者溝通是有用的，並且值得一試。這樣可以使壓力和允諾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在我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一年以後，一九五六年發動大屠殺的獨裁者凱德（Janos Kadar），讓位給一個較年輕的，但仍是死硬派的總書記哥什（Karoly Grosz），還有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納密斯（Miklos Nemeth）總理、外交部長霍恩（Gyula Horn）、還有主掌經濟的納爾斯（Rezo Nyers）。我在布達佩斯的四年期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他們一起，我按著舒茲（George Shults）在莫斯科教我的去做，我常提到現代經濟的本質和如何吸引外國投資。我更常提到民主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他們明白，我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在一起的時間和他們一樣的多。我不但在他們的辦公室和他們在一起，我還和他們一起飲酒用餐、打網球，事後我也和他們深談。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帶著哥什總書記在美國旅遊了一圈。一開始就去了芝加哥的麥當勞、洛杉磯的迪士尼樂園、波士頓，並拜訪了總統候選人杜卡克斯（Michael Dukakis）州長。旅遊的最後一站是白宮，會見雷根總統。《紐約時報》報導說：「總統在五月份訪問莫斯科時曾經一再強調市場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義，‘我希望你將記住你在這裏所目睹的一切，即力量來源於自由社會，一個保障基本人權、接受不同意見及人才的社會’。在回應雷根總統時，哥什先生同意地說：‘今天匈牙利將面對一個巨大的目標。而唯有在匈牙利的人民及百姓享受到更多的人權和自由的時候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所以我們正在更新我們的政治制度和做法。’一個資深的官員（我）向記者宣告說，匈牙利的人權狀況已很有改善。但他也指出還有一些匈牙利人民拿不到護照，並且認為美國外交人員對於匈牙利員警對待示威者的態度‘不一定’感到滿意。哥什後來回答問題時還說，他能包容任何制度，包括一個‘多黨’的體制。」

哥什在這次旅遊之前幾乎沒有到過西方。他告訴我他這次是大開眼界了。雖然他並沒有立刻轉變成信仰民主或自由經濟，但是他對我們的力量、多元化、富裕和中產階層感到折服。他拜訪了一位住在洛杉磯的姨媽，同時也見到了美國平民百姓的生活。我想他開始瞭解他不可自拔的處境，他想爭鬥反抗的想法消失殆盡。他和我建立了一種關係，而這個關係在有足夠的壓力後，對於做政權和平轉移時起到了一些作用。

確實，甚至當匈牙利外交部長霍恩要求美國國務院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指責制止我的同時，哥什告訴我他擔心會受到傷害而請求我的幫助。我再三的保證我們是反對暴力的。一九八九年布希總統訪問匈牙利時（布希是美國第一位訪問匈牙利的總統），當時我拒絕干預維克多．歐邦（Viktor Orban）領導的一個叫「費德茲」（Fidesz）的青年團體（歐邦後來成為匈牙利的總理）所進行的請願遊行。這些共產黨領導人和我走得很近，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們甚至一起討論在一個最對立的工人民兵團體「芒卡歐賽格」（Munkas Orseg）的遊行時是否需要實彈武裝部隊。我注意到了有些「芒卡歐賽格」的成員是反對猶太人的（有些極端分子認為猶太人帶動反對民主）。他們沒有任何因應大批人遊行，甚至和平遊行的經驗。我指出，如果民兵真的動火開槍，他們所殺害的人會是美國大使、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其中包括一起參加遊行的我和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在遊行之前我也和「芒卡歐賽格」領導人談了話。我強調和平理念，並且明確地指出，如果有任何開槍事件發生，他應全權負責。

我也很嚴肅的和政府領導們談到打開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界，讓東德的年輕人可以臨時留宿在布達佩斯或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這樣他們可以經過奧地利而到達西德。我也和他們談到匈牙利變成民主制度後的前途。我說服他們如果在政權交替時不用武力反對，他們會有好的下場。例如，共產黨的文宣部領導和我談到他將參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管理，其實他在共產黨垮臺前就開始這樣做了。很多共產黨員在民主政治下還是做得很成功。有些被選為政府官員，有些在合法的情況下做生意賺了或多或少的錢。不像原先所擔心的，大多數都沒有被傷害。哥什退休回到匈牙利東部的老家，幾年後安祥的去世。

三度空間的溝通

在這兒我並不是想證實今天的每一個獨裁者都急於想用這個方法溝通，但是我認為所有民主國家的領導或外交人員與獨裁者相遇時，都應該想辦法與獨裁者建立友善關係，並且以民主為基點儘量與其溝通，並示意獨裁者應放棄專制權力。

何種形式在二十一世紀最有效

大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的人權被危害，好比從監獄中救出一個人權運動者或是停止某些特殊的迫害。其實這種方式正中了獨裁者的下懷。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獨裁者奇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在一九八○年代期間，和當時的副國務卿伊格伯格（Eagleburger）和我談判的時候，最擅長於釋放幾名猶太人和德裔的羅馬尼亞人，甚至把他們賣給願為每一個人頭付出代價的以色列和德國。這樣的做法，還贏得了西方世界的讚賞。蘇聯的布裏茲涅夫在多次會議後會答應釋放幾名政治犯，贏得了些讚頌，然後，再抓一些人進監獄。江澤民在這些年也學會了這種詭計。當我們與獨裁者談判時，須提出並且強調某一件人權案件。但是，我們更要讓所有的獨裁者認清所有組成民主制度的重點：黨派間的競爭、工會的獨立、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和他們談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的政治體系。在最後的四十五個獨裁國家的大部分中，我們都還沒提出這些論點。

獨裁者可受益于民主制度

在和獨裁者談話時，重點應該落在他個人的情形、他的家人、他年老的將來和他在歷史中的形象。我們應盡力說服獨裁者，如果他願意合作的話，國內外的民主勢力是講道理的，會願意與他配合。獨裁者需要看到愈來愈多的例子，即其他的獨裁者在國家轉變成民主制度後仍然是被尊重的。如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他享受著很好的生活，他有自己的研究所，經常的旅行和演講。他的聲望在國內日升。他成為一位大力支持民主的人士。他尖銳的批評了普亭（Vladimir Putin）想要將蘇聯獨立電視臺消音的做法。波蘭的克瓦斯尼維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匈牙利的霍恩（Gyula Horn）是眾例中的兩位，他們在改變自己和政黨以後，公正的贏得選舉，成為總統或首相。他們在期滿時也離開了職位。

尚比亞（Zambia）的前任獨裁領導者卡翁達（KennethKaunda）的例子可以概括獨裁者棄位後的生活相得益彰。二○○二年一月《紐約時報》記者斯望姆（Rachel Swarns）對此有很精闢的報導，「卡翁達（Kaunda）在非洲政界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領導了國家的獨立，又用鐵腕手段統治，然後在選舉中失敗，接著又很祥和的退位。」斯望爾斯寫到，「現在你們看我，卡翁達笑著說，‘你們現在正看著一個很輕鬆的老人，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令我十分愉快……我在負責一個基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和愛滋病戰鬥到底……很久以前，我學到了一個在非洲政界被遺忘了的真理，那就是一個失去權勢的人不見得就會失去他的聲音。我有責任對大家指出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有的時候會得到贊成的歡呼，有的時候得到的是寂靜的抵抗。我在位時可能沒有為這麼多人帶來過歡愉。’」卡翁達引用一段尚比亞一份獨立報紙的編輯的話「卡翁達的聲望大大的提高了。」（注7）

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一個失勢的獨裁者在民主制度下成為受益人，這是因為他強有力的聲音。他們開始對這一點產生極大的興趣，並且希望能持續自己的聲音和保護自己。民主體制必須提出新鮮的想法和實質的好處，來引發獨裁者放棄權位。也許民主制度成立後，在日內瓦湖邊或西班牙海岸邊設定一份基金或設立一個研究所，讓失勢的獨裁者居住撰寫（或重寫）他們的回憶錄或準備參與選舉。也許在耶路撒冷的東邊可以有一個伊斯蘭民主中心，讓前任的伊斯蘭獨裁者居住、祈禱、談古論今，講述他們的論點。也許民主國家或聯合國，可以保證獨裁者和他的家人在他和平棄職後的安全。

為此，《紐約人》雜誌莫菲（Cullen Murphy）建議創立一個「最後的歸宿」（the Last Resort）——聯合國出資購買並管轄的一個遠離塵囂的島嶼。獨裁者們可以在任內隨時（愈早愈好）住進島上，可以帶上大量財產並無人過問。他們的人和錢財將不受警方追查。所有生活條件由他們自己決定，有可能得負擔很高的月租或奢侈的生活。聯合國可以大做正面的宣傳，但是不要提及所有的「貴賓」實際是不許離島的。由於各「貴賓」的特殊背景，《紐約人》雜誌提到，在那種社會肯定會產生社會問題：群鬥、黑市或偶發的流血殺人事件（注8）。

在二○○二年末和二○○三年初，有一篇報導聲稱阿拉伯國家出力想說服海珊離境以避免戰爭。包括卡達的外交部長和海珊在巴格達的會面上做過這番努力（注9）。(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