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步入貧富差距雷區　西部開發急不容緩

【大紀元10月22日訊】(亞洲時報 Francesco Sisci北京撰文) 在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深切關注中，經濟發展失衡與社會抗議活動常見報端。去年中國共發生7.4萬起抗議活動，而前年還只有5.8萬起。若情況得不到有效改善的話，已超過「黃色警戒線」的基尼指數在5年內將達到「紅色警戒線」。用相似邏輯推斷，若基尼指數在未來5年由「黃」轉「紅」，抗議活動今年可能會達到8萬起，一兩年後更可能升至10萬起，嚴重危及中國的社會穩定秩序。

用從0到1的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來衡量收入差距，中國已達到0.45，已明顯高於標誌社會有危險的0.4的指數。中國經濟發展失衡程度，甚至超過了曾被中國稱為實行資本主義的英美等國。(基尼指數：20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Corrado Gini），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於0.2 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看到這些資料，讀者或會認為中國正進入不穩定時期；事實上，已有不少文章表達了如此觀點。然而，在中國，很多事情都不能光看表像，因為第一印象很會誤導人。基尼指數達到0.45的消息，是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佈的。

下面的資料，更強有力地證明上述情況的可能性：10%的中國人口（現有13億）持有66%的銀行存款；而20%的人口掌握著80%的社會財富。作為中國人口主體的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美元，而在上海這個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人均收入已超過了4,000美元。中國沿海地區（約有3億人口）貢獻了GDP的 70%。兩組數字相比較，會發現：我們前面提到的20%人口，就指這些沿海地區的人口，而10%人口，就是這些沿海地區的富裕階層。中國的其他地區都遠遠落於其後。

基於這些資料，《亞洲華爾街日報》最近警告，中國的經濟改革應該放緩。在強調中國扶貧工作取得的非凡成績的同時，該媒體強調：「在這段高速發展時期，有些人迅速積累大量財富，而有些人卻越來越窮。」世界銀行估計，中國2001年有絕對貧困人口2,900萬， 1993年為8,000萬，而改革開發前的1979年則為2.5億。在扶貧工作的驕人業績面前，基尼指數顯著增長似乎不足為患。1980年（改革開發第一年），基尼指數為0.33；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1992年，則為0.37；在中國開始履行入世承諾的2003年，達到0.4。

因此，抗議活動頻發和收入差距擴大不會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中國繁榮期仍未結束，上世紀20年代軍閥混戰局面在中國不可能重演。持相反觀點的讀者，很可能被第一印象所誤導。

中國領導層對這些資料非常重視。首先，這些數字是官媒發佈的，不然我們無從得知。即使是全球最優秀的情報機構恐怕也只能收集到一些零星抗議事件的消息，絕無可能將發生在中國社會每個角落的抗議活動都集中起來，更不可能將這些資訊交都給國際傳媒。可見，若中國政府不通告於天下的話，我們也不敢相信竟有如此多的抗議活動。

但為何政府希望公眾知曉這些「負面」資料呢？不是因為公眾遲早會從各個渠道得知這些真相，也不是因為「紙包不住火」，實在隱瞞不住。在中國，很多事情不為人所知，但確確實實在發生著。公佈這些資料，並非暗示中國政府運作走向透明化。其實，中國政府希望藉此表明，其有信心應對抗議活動劇增、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並堅信，中國經濟目前不會，在未來5年內也不會因此「翻船」。

要從幾方面來理解有關抗議活動的資料：中國2004年全年共出現 74,000起參與人數超過100的抗議活動；在政府門前常發生有幾十人參加的抗議活動，雖數目眾多，卻沒有納入統計。如果不論抗議活動規模大小，政府都予以鎮壓的話，中國將出現嚴重警力不足；同時，會引發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甚至暴亂。

實際上，抗議者並不難打發：因欠薪而抗議的，給他們發工資；提出合理要求的，儘量滿足。政府的這種策略，反而更刺激群眾去參與抗議活動，因為他們看到抗議能「切實」解決問題。當然，不是所有抗議活動都是「雙贏」。有時候，警察被召來，活動組織者被逮捕。中國官媒10月初稱，今年到現在，1,826名警員在處理抗議活動中負傷，23名犧牲。每處理35起抗議活動，會造成約1名警員死亡。所以，暴力鎮壓抗議活動並不一定有效。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可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所以才滿懷信心，敢於公佈這些資料。

2. 中國政府向世人公佈這些資料，是為了推廣「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今年二月間首次提出「和諧社會」的構想，就涉及了中共官場腐敗、社會貧富差距、三農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甚至環境污染問題等等，但其實質就是處理社會主要矛盾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常務副秘書長王建指出，土地已成為制約中國東部地區發展的瓶頸。東部發展需要大量土地，發展房地產，建立工廠；然而目前所剩土地皆為良田。若耕地面積減少，又會對國際糧食市場造成衝擊。

日本在工業化進程中，也遇到同樣難題；但中國人口比日本多得多。王建說：「國際糧食市場不足以養活中國人民。」這倒未必正確，因為糧食出口大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仍有擴大出口的潛力，歐盟和美國還貼錢給農民，鼓勵他們減少生產。王建認為，中國應儘量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避免重蹈石油強烈依賴進口的覆轍。

抗議活動中，因征地賠償費引起的為數居多。這個問題相當複雜：若土地成本抬高，將打擊企業家們發展工業的積極性；工業發展不起來，政府又沒有資金補償被征去土地的農民。在解釋緣何中國的土地賠償金偏低時，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杜大偉（David Dollar） 寫到：「地方政府少有收益渠道，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開支提供資金。」

由於環境日益惡化，耕地減少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在80年代改革開發中，王建率先呼籲優先開發沿海地區；現在，他又為實現土地的高效利用而四處奔走。因而，對地域遼闊、人口密集的中西部進行大開發，顯得相當重要。不幸的是，西部大開發提議了很久，也進入了實施階段，但成效甚微。目前，中國仍不遺餘力地進行著這個專案。

中國擬在長江沿岸、特別是南水北調工程設立新的城市；中央政府甚至希望把西部的工業中心移向青海省。如此大規模的遷移，自然會引發多個問題，其中政治影響絕不容忽視。國際社會或認為，此舉是漢人侵略昔日藏人領地。

毫無疑問，振興西部地區的經濟是中國的長期挑戰。若西部大開發能順利進行的話，中國同中亞國家的經貿往來將更增強該地區的社會穩定，不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會在此大行其道。為達到此目標，中國應與國際社會、少數民族、中亞的穆斯林一道密切合作，因為國際社會擔心漢人入侵少數民族居住地，少數民族又不願家園被漢人佔去，中亞人民害怕中國最終控制該地區。

這些是中國政府，無論民主與否，都應面對的長期問題。但中國目前若是民主國家的話，就未必有足夠的能力阻止河南、河北和湖北等省的大量農民前往大西北，就像美國19世紀的「西進運動」一樣。

在如今經濟高速發展，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通過加速西部大開發進程來降低基尼指數實乃明智之舉的。通過為廣大農民營造一個「西部夢想」，社會秩序也得到了加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