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古拉格
【大紀元1月25日訊】[作者簡介]彼得•羅爾堡任教於喬治-華盛頓大學，講授斯拉夫語文與電影研究。英文原文見1月23日的《莫斯科時報》。
曾幾何時，在西方自由派圈子裏談論蘇聯的古拉格，需要拿出十分的勇氣。不管是知識份子，還是政治家，如果膽敢把遍佈蘇聯全境的集中營拿到桌面上來談論，就很容易被貼上“反共”、“反蘇”、或是“冷戰分子”的標簽。對共産主義制度下千千萬萬的受難者視而不見，是西方左派最深重的原罪之一，直到今天依然需要作全面的檢討。
蘇聯的古拉格和納粹的集中營、柬埔寨的殺人場同樣臭名昭著，而以往的政治家們卻總是千方百計地阻撓人們把古拉格和後二者相提並論。兩本關於古拉格的優秀專著，一是托馬斯•奇茲尼（Tomasz Kizny）的《古拉格：1917-1990年蘇聯集中營生死錄》（Gulag: Life and Death Inside the Soviet Concentration Camps 1917-1990），一是奧列格•V•克列弗涅克（Oleg V. Khlevniuk）的《古拉格歷史：從集體化到大恐怖》（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向著揭開其中奧妙的方向跨越了一大步。不過，近一個時期，阻撓人們進一步瞭解古拉格的力量似乎已經不再是左派的教條，而是瑣瑣碎碎、無處不在的犬儒主義思想。造成這個轉變的原因可以歸結爲1）以感官主義手法兜售恐怖的歷史事實，2）從否定或半否定古拉格的事實轉向窺淫癖般的獵奇尋趣，3）大衆感知裏迅速産生的頗具諷刺性的倦怠。
克列弗涅克和奇茲尼的寫作手法迥然不同，但兩人的創作目的並無二致——都是要阻止、改變世人對於共産主義暴政日益滋長的冷漠。克列弗涅克是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的資深研究員，他的著作提供了翔實的機密備忘錄、官方決議、個人證詞和統計表。他的書是一種學術描寫，而奇茲尼的手法則主要訴諸於藝術，書中有數百幀大幅的黑白風景照片。奇茲尼是一位波蘭攝影家，又是一位元記者，他的書裏既有囚徒和獄吏的檔案照片，又有那些集中營的近期照片，還有幸存者親口講述的在集中營中的經歷。
奇茲尼的書絕不是一本供人茶餘飯後來閒談集中營的瑣碎之作。篇幅浩長的著作裏，他一絲不苟地用編年方式記敍了那些重要的古拉格的歷史——千千萬萬無辜的人們被迫開鑿那些毫無效益的運河，或者血汗交流地修築那不知通向何方的鐵路。寂寥的景觀猶如火星般荒涼、粗糙，星星點點的是針尖大小的人群，螞蟻般地排著長長的佇列，那情景常常讓人不寒而慄，腦子裏空空蕩蕩，找不到一丁點希望的影子。
不管這些風景照片摧毀的是你心中什麽樣的信念，受難者的面部特寫照片又很快填補了你心中的空白。這些特寫照片放射著寧靜的、不可毀滅的尊嚴，仿佛一道光焰，把你世俗的自我一掃而光。如果說克列弗涅克的主要目的是一步一步地把蘇聯的集中營從發端到泛濫的演化與內在邏輯展示給讀者看，奇茲尼的書則帶著讀者在蒼茫的天地間作了一次旅行——從位於索洛維基(Solovki)的最早到的勞改營，到東北部的科累馬(Kolyma) ，再到極地地區的佛庫塔(Vorkuta)，最後寓言般地結束在西西伯利亞低地地區的鐵路工地，那是史達林時代的最後一條鐵路，犯人們一針見血地稱之爲 “死亡之路”。
爲什麽那麽多受過良好教育人——其中不少人藝術素養十分高超——卻問心無愧地爲古拉格這個專制機器服務呢？這個問題雖然兩本書都沒有直接提出，但都給出了可靠的暗示。首先，許多管理人員似乎認爲，集中營是整個龐大的教育系統的一部分，旨在積極改善人的本質。克列弗涅克引用了 1931年小說家馬克西姆•高爾基發表在《真理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話，文章對西方“卑鄙、肮髒的誹謗”進行了批駁，捍衛了蘇聯的刑事制度。文章聲稱： “蘇維埃政府不會雇用犯人去勞動，即使是監獄裏的日常工作也不要他們做。沒文化的犯人必須學習文化，農村來的犯人農忙季節也不用回農莊幹活或者照顧家人。”奇茲尼的書中有幾幅照片，是諸如高爾基、阿列克塞•托爾斯泰和德米安•柏德尼之類的著名作家去監獄訪問時照的。他們對著鏡頭羞怯地微笑著，看得出，他們一點兒沒意識到像這樣爲可憎的反人類罪行歌功頌德，會使他們的名聲永遠蒙上羞恥的印記。
另外一個使古拉格無情的齒輪得以轉動的重要動因，是高層官僚得到的物質刺激。蘇維埃政權用一些古拉格管理人員的名字爲街道命名，在有些地區，這些人還住在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旁的別墅裏。奇茲尼的書中提到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在遠東的樞紐城市馬加丹（Magadan），有一條當地人至今引以爲自豪的街道，叫做伯晉（Berzin）街，是從愛德華• 伯晉的名字來的。他本是達累斯卓(Dalstroi)勞改營的工頭，壓榨犯人臭名昭著，不過最終又被他參與建立的這個制度踩到了腳下。
就職於一些重要的古拉格的管理人員，竟然對他們服務的這個機構的性質有很深的誤解，這實在是個讓人不寒而慄的諷刺。一旦專制機器向他們伸出魔爪，這種出離常規的愚鈍無知常常使他們無法自保，理想世界裏的罰惡揚善很快得到了應驗。（克列弗涅克的書裏有幾十篇爲那些作惡者撰寫的微型傳記，這些人竟然沒有哪個最後得到善終的。）人權活動家塞爾基•柯瓦佑夫(Sergei Kovalyov)爲奇茲尼的書寫了序言，他哀歎說，跟古拉格有關的罪犯不曾受到正義的“紐倫堡審判”，此言可謂一語中的。不過另一方面，古拉格也吞噬掉了好幾萬曾經狂熱地爲自己服務的劊子手。歷史驚人相似地重復著，昨天的法官成了今天的罪犯，這樣，蘇維埃政權從來不需要承認他們曾經有過幾百萬由國家指使的殺人犯。
所謂的“蘇維埃心態”是不是通過集中營磨練出來的呢？克列弗涅克的書中簡短地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做深入的探討。不過克列弗涅克書中的文獻和奇茲尼書中的照片，都記錄了彌漫在社會各階層的恐怖氣氛，從農民到黨政幹部的附庸，從士兵到高層軍官，從礦工到醫生，無一可以倖免。每一個人都有懼怕的理由，古拉格把這種恐懼變成了驅動監獄産業的燃料。
當然，僅僅靠恐懼還不足以使古拉格運轉，更爲重要的還有對於社會常規的扭曲性認識。當告發你的鄰居成爲常態，拒絕告發就被看作不正常；當折磨嫌犯被定義爲常態，無罪推定就成了離奇古怪。把行爲規範首尾倒置，使古拉格內部和整個蘇聯社會一些最卑鄙、最沒有原則的人飛黃騰達。不過，另外一些人得以熬過那艱難的歲月，卻又恰恰是因爲他們決不屈服那種所謂的新的社會規範。
柯瓦佑夫把古拉格的出現歸結爲先在的“奴隸心態”。不過這種過度概括卻無法解釋無數受害者的勇敢行爲和頑強抗爭。這樣的例子在克列弗涅克和奇茲尼的著作中俯拾即是。這樣的記載說明，決定是否參與到暴政體系中的因素，主要在個人。把罪責全推到“俄羅斯人”、 “制度”或者“心態”上面去，不但不公平，而且也是找不到事實支撐的簡單化解釋。
西方知識界有爲數不多的學者，頂著犬儒主義和政治方面的壓力，對古拉格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羅伯特•康凱斯特（Robert Conquest）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爲克列弗涅克的著作撰寫的序言中說道：“蘇維埃政權體現了文明在俄羅斯的驚人墮落。”克列弗涅克和奇茲尼的著作以歷史的、人道的筆法描繪出的事實，使這一結論顯得無可辯駁。某些人以俄羅斯有必要恢復史達林時代的超級大國地位爲藉口，再次爲共産主義罪惡尋找開脫的藉口，康凱斯特的這一結論正是對這些人的有力回擊。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