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從「80後群體」 的「社會低能症」說起
【大紀元1月19日訊】 “80後群體”是個漢語新詞。指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也就是中國大陸強行推行“一家只生一個”計劃生育政策後出生的獨生子女的一代人。這一代人已經進入成年期，開始走上社會舞台。他們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生人所完全不同的一些群體特征，近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和關注。
最近新華社有一篇相關的述評，把“80後群體”的特征概括為–“存在過於自我、奢侈等缺點，但具有昂然自信、富有創新的精神”。
據此文的分析，許多專家對“80後群體”普遍患有的“社會低能症”表示擔心，他們因為大多為被稱為“小皇帝”的獨生子女，從小在衣食無憂的環境裡習慣了以自我為中心，導致他們成年後缺乏合作意識和團隊意識，人際關系應對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對薄弱，對工作難以專一，內心和行為長期處在仍未“斷奶”、離不開父母呵護的狀態，等等。
恰值此間大學冬假，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屬於這一個年齡層的留學生。筆者很驚訝地發現，也許，所謂“80後群體”最值得憂慮的狀況，不僅僅只是“社會低能症”，更是在一種思想、訊息資源相對單一、封閉，但又自以為足夠富足與開放的環境裡，滋養出來的一種嚴重的社會失語症、歷史失憶症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價值失準與文化失智的症候群。
舉一個相當普遍的例子：由於中共官方當局對1949年建政以後自身經歷的各種歷史挫折與歷史真相諱莫如深，先後發布過多種禁令：文學作品不準描寫、媒體報刊不準討論反右、文革以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等，這些在1980年後生人所受到的學校教育，對此更是一片空白，所以他們對有關歷史的記憶完全是混亂的，其相關的思想和言行也就變得荒誕可笑。
比如，在日常談話中，“文革中的反右運動”、“文革中的六四事件”、“毛主席粉碎了四人幫以後”等等這種常識性的錯誤，變成這些年輕人時常掛在嘴上、荒謬不經而又毫不自知的話題。
今天網上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許多“愛國憤青”，一講到這種“歷史大話題”就顯得雄辯滔滔，真理在握，只知道跟著官定課本裡的調調慷慨發言，卻顯出一種對歷史基本事實的常識性的無知和狂妄，更完全缺乏基本的獨立思考和表述的能力。
筆者聽說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不久前，一位在某常青籐大學很難得地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因為在一門課的讀書報告裡，滔滔論証“六四”天安門殺人如何有理而被班上同學恥笑，他的“民族自尊心”更被激怒了，逢人就要喋喋不休地辯論這個“六四殺人有理”的話題，以至陷入一種病態性的囈語與自閉抑鬱狀態，被身邊的室友和同學視為怪物。為此，他曾多次看過心理醫生，他的個人行為也變得越來越古怪反常，最後不得不停學、轉學，造成學業、人生的極大損失。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共領導人經常用來教訓日本政客，批評日本官方多年來掩蓋、歪曲、曲解日本侵華史的習慣用語。這一習慣用語，其實最是應該請一貫不敢面對自己歷史、對自身歷史的真相採取歪曲、掩蓋手段的中共領導人，立為行事座右銘，同時也需要落實到對中國大陸由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教材與教育體制的改革上。不斷對自己的下一代歪曲、掩飾歷史真相的結果，是造就出一、兩代歷史記憶混亂、價值標準混亂同時語言表述混亂的“失憶人”、“失語人”與“失智人”。
記得八十年代“文化熱”中曾經有過“文化斷層”說。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成長的一代人，完全缺乏傳統中國文化的記憶和訓練，成為“無根的一代”–這正是八十年代“尋根文學”的起因之一。現在，值得擔心的是，在“無根”之上–在既缺乏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認識、又缺乏真實的資訊了解現代中國的歷史的薄弱文化土壤上，又成長起來被稱為“小皇帝”一代的“80後群體”，他們在社會行為上，習慣於“自我中心”、“唯我獨尊”因而患上“社會低能症”；在社會教育和知識結構上，又受限於“改革開放”、“經濟繁榮”、“三個代表”之類的假說與假象，而不自覺地成為“失憶”、“失語”、“失準”與“失智”的一代。
如果說，年青人代表一個國家的未來，這樣的中國“未來”，怎樣和真實的外部世界對話和“接軌”呢？捷克作家昆德拉有一句名言：和專制主義的對抗，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看來，從魯迅先生到文革慘死的鄧拓，都一再批評過中國人的“歷史健忘症”，今天，我們在“80後群體”身上，又一次看到了它的“遙遠並沉重的回響”。這，才是最值得我們整個民族加以認真警惕、深刻自省的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