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近軍：評《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大紀元1月14日訊】（一）
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是一位在文革中直接吃盡了“四人幫”的苦頭、飽受“四人幫”面對面迫害的老幹部，因此，由他來寫文革中上海的那一段歷史，的確是最好、也是最權威的見證人。但是，在讀了《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一書後，卻深為之遺憾。
因為，這本洋洋20萬字的回憶，原本是應可以寫出很多精彩的歷史細節與味道的，然而，細讀該書，卻常有沉悶乏味之感。因為，書中內容，大部分只是由一種現在已基本眾所周知的宏大的敘史與政治的批判構成，而屬於其個人經歷情況細節的敘說，則篇幅不多；即便有的一些，也有些是含糊而過，未能向讀者清楚展示。相比較同類作者的書籍，如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前新疆自治區副主席武光、前四川省委宣傳部長馬識途等老幹部有關文革中其主持運動與挨整受迫害的歷史回憶，陳丕顯的這部回憶錄，就大為遜色了。
（二）
《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一書內容中，所涉及到的重要歷史而未能清晰敘述的事情，例如：
（1）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整羅瑞卿的中央“緊急會議”，二十多年來已被人們說得很多了，陳丕顯是與會人之一，而且是到機場去接羅瑞卿的地方首長，原本他可以將此次會議的情況，在本世紀末，細細地作一個全景式的描述，以讓後人全面瞭解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史上重要一頁之所有面貌。然而，作者卻除說了他去機場接羅的一事，有點細節外，其他有關會議的情況，則也是搬來一些眾所周知的宏大敘史碎片，而未能提供任何新史料。使人讀了，等於沒讀。
如果說，二十多年前，人們對那會議的敘述不能全面，尚還有“高層機密”觀念的顧慮所致，那麼，在近40年後的今天，再談那些陳年往事，應是實在沒有再躲躲閃閃的必要了。
（2）文革開始後的1966 年6 月，上海市委也於6月10日召開了全市黨員幹部動員大會，點了周穀城、周予同、賀綠汀等學術界、文藝界一些權威學者的名，將他們作為“牛鬼蛇神”的典型，並在《解放日報》、《文匯報》上公開批判。
這件事，並不是什麼造反派做的，而是當時仍以陳丕顯擔任第一書記、並尚在運轉而行使權力的上海市委搞的。對於這個錯誤，陳丕顯在書中提了一句，也列舉了當時上海市下屬單位，被大字報點了名的處級以上幹部佔80%。然而，當時，由他主持工作的上海市委，為什麼要、也是如何將周穀城、周予同、賀綠汀等學術界、文藝界權威學者打成“牛鬼蛇神”典型、將大部分基層幹部進行整肅一事的詳情經過，在這部回憶錄中，卻毫無敘述與描繪。
陳丕顯遭到四人幫迫害，自然應受到人們的同情；然而，文革之初的上海市委，也將周穀城、周予同、賀綠汀等文化人，無端打成什麼“牛鬼蛇神”，此事，作為前上海市委的領導者們，是不是也應該反省反省呢？
（3）文革中的 上海所謂“一月風暴”，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即標誌著造反派的造反行動，得到了當時的中央最高首腦機構的認可，而那個“一月風暴”在文獻上的體現，便是當時上海市“工總司”等幾十個造反派組織發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等二個文告，以及當時黨中央對其的欣賞與發電報表示的支持。
而這《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等二個文告，雖然是造反派組織起草的，但卻是由陳丕顯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薟字同意並支持了的。
這一幕錯綜複雜的歷史，其實應該詳詳細細的敘述清楚，讓後人對當時的情況有更多更全面的瞭解，而不是象現在這樣，僅僅說參加了1月8日下午在錦江飯店召開的那個會議及在文告上薟字那幾句話，就含糊帶過了那段重要的歷史細節。
（4）陳丕顯在文革中長期被“四人幫”迫害而監護關押，從1967年1月12日起失去自由，2月底則又由奪了權的上海市革委會予以“隔離審查”，並派解放軍戰士看守，直至1974年11月1日被宣佈可以回家，長達八年。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他是如何過來的呢？他的具體生活會如何？他受到了一些什麼樣的非人待遇與摧殘？他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當時曾有過一些什麼樣的思考與想法？等等，這些情況，都是重要的歷史內容。可惜，在這部書中，卻也未能詳細描述。他只是用較多的篇幅辯說四人幫欲整他的那幾個政治問題，而除了透露了一句他被關押在榮毅仁原來的花園洋房、每月30元錢的生活費外，再沒能提供更多的歷史細節。
而上述武光與馬識途的回憶錄中，則較詳細地敘述了他們如何被批判被關押監護數年以及受虐待的過程及情況，使後人對當時省級領導幹部文革中被“監護”（即是由解放軍站崗看守長期關押，而不是由造反派群眾臨時將其囚禁）的情況，能有較清楚的瞭解。如新疆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武光，因為是王光美的入黨介紹人，文革中就坐了七年監獄，又被流放農場三年。這些情況在他的回憶錄中，都細細作了敘述，而且，還說了那時“北航”兩派紅衛兵都是保護他的等複雜情況。
（三）
一部原本應能寫得很精彩的回憶錄，為何卻出得這樣不理想呢？
想必不會是作者的本意所拘，因為，這段歷史是他最直接遭受四人幫迫害的鐵證，四人幫在上海折磨了他八年的那些苦難，他應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猜想，應該是幫他寫作的秘書們，在這方面水準太低所致。
也許，是由於他們年輕，沒有經歷過文革，又沒受過這段歷史的全面教育，因而對文革只有“十年動亂”“一場浩劫”這樣一種抽象的認識，故根本不可能知道文革還有那麼複雜的過程，也更不知道在文革歷史中，哪些歷史畫頁是屬於重要篇章，哪些歷史細節是需要細細描述。所以，一個重要歷史老人的回憶，經他們的手，便成了一本“編著”性作品，而讓水份淹沒了價值。
可惜。
2005年1月12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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