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良慶：警惕「尺蠖的兩端」
【大紀元9月28日訊】19日晚，朋友打電話報喜：“老江下臺了！”我兜頭潑盆冷水：“輪著你高興嗎？”我理解朋友的心情：老江不是好鳥，換個人或許有所改善，至少不會更糟。經驗理性告訴我：實質正義只有通過程式正義才可能接近。問題不在於誰掌握治權，而在於由誰賦予治權。在一黨專政和民主集中制條件下，黨和黨的領袖不僅壟斷治權，更是自我授權的主權者。換個領導人，對臣民不過意味著好皇帝與壞皇帝、做穩奴才與做不穩奴才的區別。
江澤民竊居大寶長達15年，四中全會同意他辭去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隱惡揚善、讚美有加，很有蓋棺論定的味道。蓋棺尚難論定，何況大活人。香港法輪功發言人當天就表示：“不會因爲江的下臺而放棄追訴。”全球踩江大同盟也聲稱要繼續踩下去。此公本是一個喜歡賣弄小聰明、見風使舵的技術官僚，屬於那種“專家沒有靈魂”的機會主義政客。一場應對政治危機的宮廷政變將他推入中南海，既不能如戈巴契夫那樣有所作爲，亦非毛澤東那樣的元惡大憝，平庸而已。“雞肋”不宜做諡號，卻是準確的歷史評價。從長時段、大歷史角度看，他幾乎沒做什麽。執政的前一半有總設計師垂槍聽政，差一點兒因爲看錯風向被拉下馬，還能推說巧婦難爲無權之責。吃一塹長一智熬成“核心”之後，仍然不思進取、蕭規曹隨，對黨而言無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尺寸之功，對民而言有深化寡頭主義改革、加劇腐敗和兩極分化難辭之咎。成就食利的上海幫，不過反襯了後極權時代黨官僚集團的整體平庸：山中無老虎，遂使豎子沐猴而冠！龍椅坐久了，豈能默默無聞，遂一意孤行辦成一實一虛兩件大事。實事是鎮壓法輪功，鬧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卻壓而不服，只好跟槍桿子一起捆綁銷售給胡同志。虛事是被本家江棋生譽爲“皇帝新衣”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到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論，每況愈下、越來越沒“思想”，到了江郎才盡，只能空喊代表。古今中外的獨裁者，尤其是共產黨領袖，哪個不是代表？
在專制淫威下苟延殘喘的人希望出現一個戈巴契夫式的人物來結束共産主義暴政，如同溺水的人希望抓住一根稻草，這種心情可以理解。由於歷史的不可逆性，根據過去的表像推測未來的必然未必可靠，何況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在大登殿之前都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的。記得兩年前美國之音記者就酷刑和勞教制度進行電話訪談時，問我對胡錦濤是否有所期待，我說形勢比人強，不如寄希望於民間力量的成長。辛亥革命時期，昔日的督撫搖身一變就成爲民國的督軍，固然難免投機之嫌，亦有身不由己之處。至少，從外界能夠知道的關於胡錦濤的有限過去無從窺見具有無限可能的端倪。早期的水電工程師兼政治輔導員；15年前戴著鋼盔在拉薩街頭指揮戒嚴的封疆大吏；擔任總書記後，首先到西柏坡繼承革命道統；擔任國家主席後，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束縛下的憲法法統；四中全會前夕，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50周年時表示決不實行西方民主，堅持議行合一的政統；接過槍桿子，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軍隊要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凡此種種，同人們寄託希望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軍隊國家化均無干系。從古代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到近代歐洲國家的憲政民主，乃至所謂社會主義民主，都是西方貨色。拒絕西方民主，只能效法洪憲皇帝搞東方專制。“新政”唯一讓人感到有希望的，是帶有親民意願的“新三民主義”。如果用“權爲民所授”的民主改革統攝，尚可與民更始。如果不改變黨天下的專橫跋扈，難出左派的民粹主義傳統，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和社會主義改造來得更徹底。
郎咸平刮起一股否定國企改革的旋風，中國“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或貶或挺。考慮到權貴私有化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在一篇挺郎的短文中未曾臧否其過激言詞（如“國有勝於民營”、要用“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糾偏）及相關的“主義”。我反對一切專斷意志的強制，相同的“問題”並不等於相同的“主義”。西方國家的左派和右派作爲“天平”的兩頭或許有平衡作用，中共則根據自身需要左右出擊。借用秦暉的話：“你們是‘天平’的兩頭呢，還是‘尺蠖’的兩端？”
需要警惕的恰恰是“尺蠖的兩端”。
2004年9月22日
－－源自《議報》1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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