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華爾街社論：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蔣彥永

【大紀元8月5日訊】“一點真理有時會改天換地，尤其是在那些說實話不是正常現象的社會。”瑞蒙· 馬格賽賽（Ramon Magsaysay）獎的組織者如是說。本周一，他們宣布中國的蔣彥永醫生是此獎本年度的獲得者之一，而此獎普遍被看作是亞洲的諾貝爾獎。

蔣醫生為說實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去年，北京的這位外科醫生揭露了官方對薩斯疫情的遮掩，迫使政府出面，盡管晚了一些，但還是承認并扑滅了疫情。這一壯舉雖然拯救了無數生命，在中國為他贏得人民英雄的稱號，然而，官方卻毫不領情。他們認為緊跟共產党的路線最重要，說實話是次要的。

今年早些時候，這位勇敢的醫生再次說了實話。這次他寫了一封信，呼吁中國領導為1989年在天安門遭到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正名。當局下手了。蔣醫生被中國軍方拘押了七個星期，受到多次詢問，被逼認錯。但當局未能得手，在國際社會和网絡簽名的壓力下，終于在兩周前釋放了蔣醫生。

時至今日，蔣醫生仍然受到軟禁。“他并未獲得完全的自由，”他女儿蔣瑞昨天告訴我們：“他不得走出居住的大院。”但她又說他知道獲獎之事，情緒很好。

這正是國際民權獎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給人們希望，讓國際社會對他們注目，特別是當他們的斗爭還遠未獲胜之時。通常，這類獎──是的，我們是在考慮諾貝爾獎本身，而不僅僅是“亞洲的諾貝爾獎”──只是頒發給那些業已完成其事業的人。然而，蔣醫生每獲一獎，都使中國當局對他的軟禁更加困難。向努力迫使專制政權接受真理的人發獎，的确足以摧毀政府的宣傳喉舌數月來精心編造的謊言。

沒有任何宣稱要認真促進人權和民主的獎勵能夠無視中國，因為它所瀕臨的危險可能比其它任何國家都要嚴重。在未來的數十年內，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中國將如何，或是否能夠，從封閉的獨裁制度轉變成為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

這就意味著要支持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改革已經為普通中國人帶來富足和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這還意味著要支持那些要求共產党領導在禁區實施改革的人們，比如要求他們重新評价那些導致現代中國最大污點的歷史事件。否則，就不大可能向民主化真正邁進。

這正是亞洲諾貝爾獎本周宣布蔣醫生為2004年度公共服務獎獲得者的作用，這項獎勵是瑞蒙· 馬格賽賽獎的六個种類之一。值得遺憾的是，諾貝爾獎本身卻一直在躲避其任務。在過去几年中，許多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有資深的民主活動家魏京生，前學生運動領袖王丹，也有法輪功創建人李洪志。

然而，尚無人獲獎。諾貝爾和平獎只有一次發給了批評中國政府的人士，那只与西藏的特殊問題有關，而且那是15年前的事了──達賴喇嘛獲獎一事激起了北京的強烈抗議。從那以后，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似乎無視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斗爭，而宁愿把和平獎頒發給阿拉法特之流。

甚至該委員會的主任格爾· 倫德斯戴（Geir Lundestad）都承認有必要糾正這一無視。“益早不益遲，（諾貝爾）委員會應當出來批評北京政府，”他告訴2001年的諾貝爾獲獎者，并指出中國在全球民主大潮中逆流孤立。

十月，該委員會將有机會進行補救。丁子霖，要求官方為學生運動翻案的天安門母親們的組織者，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之一。現在蔣醫生勇于面對官方迫害，已為他在亞洲贏得了當之無愧的承認。提名他為全球性獎勵的候選人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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