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孰更重要? ──再與閑言先生等人商榷——

【大紀元8月28日訊】一、

最近，民主自由緩行論在不少人當中似乎又有了一個比較新的理由，那就是麵包在當下高於自由。比如有人說：“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其本身並不是終極目的，幸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才是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對於貧困的人民，民主和法治遠遠不若麵包來得實惠。”

這裏的關鍵在於，首先究竟什麽是幸福？要想完整而準確地作出概念上的界定，恐怕有其困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僅僅有麵包而沒有自由、沒有良好的社會秩序（法治），是很難算作幸福的，或者至少可以說是不完整的、淺薄的幸福。這種幸福是不“真”的，也是無根的。而民主、法治等正是實現這種幸福的手段，並且本身也正是幸福的內容。因此，沒有民主、法治的生活內容和手段保障，就難以真正有人民的幸福可言。

其次，這種麵包高於自由論同時還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它本質上無非就是官方一直宣傳的生存權乃基本人權的重新包裝翻版。兩者在理論上同質同構，一樣爲極權主義政治的橫行鳴鑼開道。因爲照這種邏輯，既然生命的存在是一切生命意義的物質前提，那麽還有什麽能夠比肉體本身的生存更加重要、更加應當予以優先關注的呢？於是有人進而認爲，如果一個權威政府比民主更加能保障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與穩定，因而更加能保障人民的溫飽、幸福與安寧的話，那麽多數人無疑會寧願選擇專制而放棄民主。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不無道理。但實際上，這是把生命的存在同其本質相割裂、對立了起來，並以前者偷換、替代了後者。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既然生存權可以涵蓋其他一切權利，既然麵包在當下可以比什麽都重要，如此則薩達姆、塔利班、金“太陽”等等又有什麽不合理的呢？有尊嚴地做一個人同像奴隸和牲畜一樣地活著，又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呢？人類迄今爲止所有爲自由解放而作出的努力和鬥爭，又有什麽意義和必要呢？整個世界歷史又憑什麽還要不斷地向前進步？其終極的價值依據和動力又來自於哪里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那樣深入而必然地內在聯繫在一起。因此，生命的本身恰恰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人權同樣如此。各項權利本身相互聯繫並存，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質屬性。任何抽掉其中一部分，都是對個體生命的閹割、對人類精神的閹割、對人的本身的閹割。

再次，在自由與公正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一些人，比如網路學者閑言（洗岩）先生等人，有意無意地把兩者割裂、對立了起來，聲稱自由主義在當下中國不可能解決社會公正問題，進而主張代之以他們所謂的權威主義政治或合作主義國家（如網路學者閑言先生等）。然而殊不知他們的主張本身就代表著更大的不公正。這是因爲“麵包高於自由”的另一個隱喻，便是多數人的自由也即“權利”可以被假借以穩定／發展等國家利益的大義而用麵包來“買斷”，從而讓渡給國家權力以及少數精英和權貴，以擴張其更大的權力和自由；此其一；其二，既然平民剩下來只有生存的權利而更無其他──尤其是在當下表現爲公平競爭並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平權，那麽接下來的就只有權貴政治寡頭與資本寡頭充分自由化的特權，合謀起來掠奪平民、瓜分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權利。由此，閑言先生等人在此看似由關注並謀求社會公正而始，實際上恰恰以取消公正並製造更大的不公正而終。這正是取消自由之後的題中之義。

二、

然而對於這種麵包與自由孰更重要的回答，閑言先生在他回答笑蜀君的《閑言先生們的難題》一文中，卻另有一番見解。他批評道：“自由主義者往往不肯正面回答個人生存、溫飽、安全、穩定與個人自由孰輕孰重、誰先誰後的問題。”在他看來，並不存在什麽絕對價值，“自由固然重要，但並非唯一……當自由與其他需求發生矛盾……二者不可兼得時，大多數人可能寧願選擇生存、溫飽、安全、穩定”，由此，那麽我們“是不是應該將生命的存在置於‘生命的意義’之前；關於中國問題的方案，是不是應該將對生存、溫飽、安全、穩定的關注，置於對自由的關注之上？”

閑言先生等人在這裏首先設定了自由與麵包必然先驗地對立衝突，然後讓人們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樣，麵包高於自由也就自然隱喻著民主必然會帶來混亂無序和動蕩，以及當下權威政治的合理性。閑言先生進而認爲，“各種價值之間的輕重排序，應該因時因地根據具體情況而不同。”然而問題偏偏是，如果按照他這種邏輯推而廣之的話，那麽實際上哪一個時代不都構成自身特殊的社會條件和情況呢？既然價值應按具體情況確定高下，那麽奴隸社會有什麽不合理的呢？而奴隸們反抗壓迫反倒錯了，因爲他們的要求違背了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同樣，爲了國家與社會的穩定而“焚書坑儒”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而當效率優先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貧富不均，也完全可以理解爲是發展的必要代價嘛；即使在民主、自由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權也只能因國情的不同，而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權──當下的權利也只能除了生存溫飽而別無其他。

事實上閑言先生在這裏首先忽略了一道底線，那就是：有些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比如正義、公平、良知，等等（當然還有自由）──，恰恰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不能因爲條件的不同而可以改變、可以重新排序的。這就是絕對價值。不管你承不承認。我們不能說，人爲了生存就可以去殺人放、火偷盜搶、劫傷害無辜；我們不能說，爲了效率我們就可以對他人背信棄義、巧取豪奪、奴役壓迫；我們同樣不能說，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只要有條命活就可以惘顧民族、個人的尊嚴與自由而甘願充當漢奸、走狗。“生命的存在”自然先於“生命的意義”，但並不等於就此高於意義。“先於”並不就是“高於”。價值實現的條件，同價值本身的高低並不是一回事。自由即使在當下如閑言君所雲缺乏實現的條件，也不等於在價值上就可以爲麵包所取代。這也正是爲什麽人們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雖然暫時交出了自由，但並沒有多少人會願意去充當漢奸、走狗的原因。

因此，所謂“麵包高於自由”論，至多不過表示了特定情況下麵包之于現實的迫切性，以及人們對於自由的暫時退讓權宜，但並不因此而具備終極的價值意義。換言之，即使多數人爲了溫飽而寧願選擇專制，也不等於自由就應該放棄，不等於權威政治以麵包犧牲自由就是合理的、正當的。善並不等於正當，更不優先於正當。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界限，然而如今卻被閑言先生等人給混淆顛倒了起來。於是在閑言先生那裏，既然沒有什麽可以是放之四海、至高無上的絕對價值，那麽人或者非人，自由或者不自由，也都沒什麽不可以，無所謂正當不正當。然而，這裏特別需要提醒的是，價值如果多元到連人類最基本的底線都可以是相對的話，那就不是什麽價值多元主義，而根本就是價值虛無主義。正如伯林在評論盧梭等人時所說的，“人類價值或對包括歷史事實在內的社會事實的解釋的相對性，不管對麽深地進入了這些社會思想家的頭腦，他們仍保留著一種共同的核心信念，即所有時代的所有人的終極目標，其實是一樣的：人人都追求基本的物質和生理需要的滿足，譬如事物、住所、安全以及和平、幸福、正義……”這其中“所有時代的所有人的終極目標”無疑同樣包括了伯林自己，相信閑言先生等人也不能例外。

──轉自《民主論壇》網站(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