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出版兩部關注中國人權的新書

【大紀元5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泓巴黎報道) 2004年5月17日上午在巴黎，記者無疆界組織以「法國中國年：人權狀況」為主題，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外國媒體中心舉辦了新聞發佈會，推出兩部和中國有關的新書，一本是探索出版社出版（Editions La Découverte），由記者無疆界組織編纂的法文版 [中國黑皮書]（Chine，Le livre Noir），另一本是黎明出版社出版的（Editions de l』Aube），胡平先生的著作[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 法文版（La pensée manipulée, le cas chinois）。

* 法國中國年 –「缺少人權的中國年」

「2004年是法國中國年，有數百項宣傳中國悠久文化的展示活動。然而在中國政府巧妙的監督下，這次活動中完全看不到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展示。」 這是寫在[中國黑皮書]封底的第一段話。

記者無疆界亞洲部負責人萬桑·布魯賽樂先生說：「我們關心中國的現狀，我們已經出過阿爾及利亞、古巴等國的黑皮書，[中國黑皮書]的出版是對法國中國年的一種反響。當我們看到法國中國年活動中，幾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全面展示中國社會現狀的機會，在胡錦濤訪法期間，法國政府在中國人權改善這方面沒有從中國得到任何承諾，於是我們就出了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不僅僅報道了與新聞自由有關的案例，我們也收錄了超出我們工作領域的，有關中國老百姓的經濟、社會權益受侵犯的實例，想把更全面的中國人權狀況展現給大家。我們想通過此書引起大家對中國人現實生活的關注，提醒人們在上百萬的手機消費，購買核電站的訂單背後還有另一種真象，這本書中也展示了另外的一些數字。」書中收集了國際大赦組織、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人權觀察、中國人權、記者無疆界、勞改研究基金的調查報告。

* 是愚蠢？或是狂熱？中國人為什麼會接受思想控制？

胡平先生說「在共產制度下生活，我覺得對我們每一個人影響最大的，我覺得還不在於其它方面，我覺得最重要的在於對我們思想的控制，對我們精神的扭曲。可是這個問題我想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人它又是最難理解的，即使是我們這些曾經經歷過的人，我們自己也通常不能理解。甚至一直到今天，雖然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思想改造運動已經結束了，但對今天來講，思想的控制在中國還是存在的。所以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他們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麼，我想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你站在今天看昨天，特別是問一問那些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如果查一查他們當年講的話，他們自己都覺得很羞恥，很丟人。所以年青一代就不理解，就覺得老一代太愚蠢，太笨。當然這種解釋是非常軟弱無力的，因為這些人恰恰是在中國最有知識的人。那麼我們經歷過的人對當時我們的思想和看法，就解釋成我們那時很狂熱，所以我們才有那些愚蠢的言論和行為。當然這種解釋同樣也是非常軟弱無力的。你狂熱，狂熱個幾天，幾個月，這很可能，狂熱十幾年，幾十年，就不太可能，你不可能總處於同樣的狀態。所以對中國人的這種思想狀態就需要做一個深入的分析和解釋。我這本書就是試圖對這個現象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和解釋，讓大家理解，中國人，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他們的思想是怎麼樣受到壓制，怎麼樣受到操縱。這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我們的那段歷史，同時也有助於認識我們的現在。」

胡平先生在回答記者問題的過程中舉例解釋了共產專制在壓制新聞自由方面與其它專制體制的不同，他說「所有的專制制度都是壓制新聞自由的，但是一般的專制制度壓制新聞自由，舉個例子就像殺死小孩子；而共產黨這種專制制度對新聞自由壓制就好比是避孕。在這種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記者，也控制了所有的媒體，什麼消息可以採訪，什麼消息不可以採訪；什麼消息可以登報，什麼消息不可以登報；什麼消息在哪一級可以讀到，什麼消息可以讓比較多的人讀到，這些政府都有很嚴格的規定。所以他預先就防止了讓政府不喜歡的消息公諸於世，讓大家知道的機會。所以說就像是避孕，根本都不可能成為一個生命。有時侯由於上面有些什麼矛盾，或其它種種原因，使得官方不喜歡的消息登了報了，讓大家讀到了，那這種情況政府做的也很簡單，他把記者換了，或者把書禁止發行了，用行政手段就給擺平了。打個比方就好比墮胎。大家看每年中國被逮捕的記者在世界上都是最多的，為什麼被抓呢？有的是通過互聯網，或者向境外媒體提供信息，所謂犯了共產黨的罪才把你抓起來。我們對這個數字得有一個很深刻、很正確的認識。簡單的說就是這些被抓的記者是經過一道一道避孕措施失效，墮胎措施失效之後，剩下的這些。所以數目遠遠不能代表新聞封鎖和鎮壓的的程度。中國政府對新聞的控制要遠遠比我們看到的數目多。而且可以想像一個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的記者他會怎麼想這個問題，他明明看到一件很嚴重的問題，他想報道出來，讓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知道中國的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最多讓境外的一些媒體瞭解一些情況，而境外媒體的聲音又受到政府的重重封鎖，考慮了這一切之後，所以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往往也放棄了，從一開始自己就放棄了他這方面的努力。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經過這種長期壓制之後，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放棄了為民主自由鬥爭的意圖。那麼從外面看好像中國人沒有對民主自由的要求，可能得出這麼一種錯誤的印象。其實中國政府非常清楚中國人民有很強烈的對民主的要求，否則他就不會這樣長期，幾十年來一天也不鬆懈的壓制。」

一位中國記者問胡平先生對於中國十幾年的進步，包括人權方面的進步是怎麼看待的？另外巴黎的一份報紙做了一個世界性的調查：結果是中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這個問題怎麼看？

胡平先生回答：「這個調查說中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都覺得，包括你自己可能也認為中國政府的表現遠遠、很難說令人滿意。如果不太高，你覺得還合情理一點，太高了那肯定就有問題了。就像文化革命，一個人被整的那麼凶，他還得表示忠於毛主席。文化革命大家最流行的口號就是我們要相信黨，相信群眾。那是不是表示大家真的很相信呢？實際上這個東西很簡單，他如果不對黨寄希望，那你叫他怎麼辦呢？既然他根本沒有選擇的機會，選擇的權利，那他只有這個辦法。像那些弱勢群體到北京來告狀，那是不是表明他們只是認為基層政府表現惡劣，而中央是好的呢？根本不說明這個問題。只說明一個道理，就是說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別的辦法。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我們中國人這麼多年來都很愛談誰擁護政府，誰不擁護政府。對我來說我覺得中國人還根本談不上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說擁護一個政府，意思就說我們可以不擁護他，我們可以反對他，如果我們根本不可能反對，一表示反對我們就要倒霉，那你要我們怎麼辦呢？當然就只好表示我們擁護他，而實際上這跟擁護這個詞根本就不相干嗎。就像我這本書最後附的一篇文章，叫「鄧拓的自殺」。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他在50、60年代就受到毛澤東很多批評，到了後來他自殺，還一再表示他怎麼樣終於毛主席。其實我這本書就是想分析這個問題，為什麼受了那麼多罪，為什麼明明知道是不對的，到時候還要一再的對這種制度，對這個黨表示認同。而且到一定程度他並不是每個人覺得我是在欺騙，我是在故意撒謊，他很多時候自己都弄不清楚我到底是什麼態度，到底是什麼看法。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很嚴重。雖然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它的很多影響，直到今天還存在著。對於進步的問題，當然是有很多進步，毫無疑問。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把一些方面取得的進步變成我們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願望在其它方面實現更多的進步，還是反過來把某些方面的一些進步當成借口，以至於為其它方面的壓制進行辯護。現在很明顯的問題是從中國政府自己，也包括上面的某些人，把那些進步都當成借口，作為辯護的理由證明它原來做的，包括6·4殺人都稱為是對的。」

當天下午胡平先生在巴黎鳳凰書店與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陳彥先生，巴黎政治學院教授白夏先生，巴黎第七大學教授侯芷明女士共同舉辦了「今日中國系列叢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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