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宏：我經歷的 「六.四」 前後

【大紀元3月21日訊】寫此文之前我反覆問自己:為什麼要寫?

十五年前我經歷了「六.四」，因親眼目睹了中共對人民的血腥屠殺，不願背此恥辱，毅然聲明退黨，雖然倖免了吃槍子兒，但沒逃過牢獄，電棍擊打…之災。之後我多次反思，我做錯了什麼?結論始終如一:我沒有任何錯。但我採取了「沉默」，可我堅信總有一天「六.四」死難者的亡靈會得到慰祭。

九年前我開始修煉法輪功，我抱著祛病健身入門，但進門後我知道她是佛家的修煉法門，從此我走上了一條修煉的路。但自99年7月20日始，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一手發動了對上億法輪功信眾的殘酷迫害，並揚言: 「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三個月過去了，五年即來到，法輪功不僅沒被虐殺，卻從中國走向了世界60多個國家，「轉法輪」被譯為近三十種文字，法輪功得到多國上千項褒獎;而江澤民及其幫兇卻被以「群體滅絕罪」, 「酷刑罪」等送上了國際法庭。為什麼?只因法輪功在暴虐，邪惡面前沒有「沉默」，而法輪功學員在「真善忍」的法理指引下用「身」，「心』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我也親身經歷了這偉大而艱險的歷程。我知道上天有眼，善惡必報。所以當我讀到蔣彥永醫生給「二會」上書要求為「六.四」正名時，我的善心告訴我:拿起筆，寫出你見證的「六.四」真相，喚起更多人的良知。

十五年前由悼念胡耀邦開始，北京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首先發出了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呼聲，立即喚起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共鳴。自文化大革命後，我這個迷信共產黨的黨員開始破除了對它的迷信，有了自己的頭腦，從而也引發了憂國憂民之心，但只覺無能為力。當時「六.四」前期媒體及天安門廣場的「動靜」也觸動了我的心，可我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想從中看到國家和人民的希望，因此有機會則去天安門。

6月3日晚飯後，先生下班開了一輛小型工具車說想去天安門看看，這時院中喇叭不斷播放著北京市晚9點要戒嚴的命令。當時我真沒把此放在心上，因這些天我看到的事實是人民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智的方式，表達著愛國之情，呼喊著民主自由之聲，而我自己沒有半點「心虛」，所以坦然行之。

當時院中站著很多人，因我們林科院地處頤和園和香山之間，交通不便，所以絕大部分人對北京近期發生的事知之甚少，但又急於瞭解，所以出發前碰到幾個認識的和不太認識的年輕人問明我們的去向後就要求搭車同行，我們欣然同意，最後九人同行。

當車行至西長安街一看，人山人海無法繼續西行，則鑽胡同從前門大街向西行，艱難行至和平門烤鴨店時，決定就地泊車，然後步行到達天安門廣場。其時已是晚間11點左右了，環顧廣場滿目是人，有以校為陣的絕食學生，有在紀念碑左右忙碌的組織者，不時發表幾句相關話語，更大的聲音是官方的大喇叭不停的播放著北京市的戒嚴令。此時只見廣場前方豎起一巨大自由女神塑像，記得好像是學生代表柴玲發表了講話。接著看到開來一輛大卡車上面站著許多年輕人，大都帶著口罩或繫著毛巾，一打聽是因官方施放催淚瓦斯及毒氣妄圖驅趕民眾。

因是抱著看一看的心態來的，此時夜已深，又感到空氣越來越緊張，還帶著幾個年輕人，就此打道回府。一路往和平門烤鴨店方向走，行至紀念堂西側，看到幾輛大客車停在路邊，車上坐著人，車下也零散有人，但這些人與廣場上的學生，市民乃至類似我們這些來看看的人好像完全不是一類，他們好像在等著什麼似的。

當行至北京市急救中心時，看到此處有許多人，並有受傷的軍人從西邊送來，我們停下來瞭解到是戒嚴部隊在六里橋處受到市民攔截所致。我們就主動協助打開一條通道讓傷員順利通向急救中心大門。這時也有從西邊來的軍隊，當即就被我們截住了，他們的領隊只得叫他們停下，我們馬上三三兩兩圍著這些大兵講真象，揭穿政府的謊言，大部分在默默聽著，也有人提問，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和所提問題來看他們完全是被騙來的。我當時講著講著竟不由自主的哭訴起來，讓他們千萬不能向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

隨著時間的推移就看到有呼嘯而來的救護車，送來的則是受傷的學生和市民，並說軍隊向學生開槍了，我們更是積極維護秩序，以便傷員盡快通過，但我心裡想這些傷員是被橡皮子彈擊中的。這時形勢更緊張了，槍聲不斷，可救護車不見了，送傷員的換成個體戶的平板車和自行車了，聽說是接到命令不許單位出車救人。當時我看到一平板車上爬著一個女孩，一個幫忙推車的人還用一隻手捂著她的後背說，她背後被子彈打了一個洞，我看到一灘血在此人的手和女孩的背上。當時我就懵了，大腦一片空白，欲哭無淚，欲喊無聲。回頭看急救中心大廳已躺滿傷員，不斷傳出有死亡的，我只是機械的維持著秩序，也是我此刻唯一能為我可憐的同胞做的事。也不知什麼時候又有大隊大兵端著槍跑步奔向天安門廣場，同時伴有槍聲。我就隨著人流急忙躲進附近一百姓家的院中，蹲在窗下，既不害怕，也無思維，但耳中仍聽到激烈的槍聲。大約凌晨五點多，天亮了，槍聲平息了，大家走出院門，就看到從東邊廣場方向撤出的學生隊伍，衣冠不整，有的包紮著傷口，有的連鞋也沒穿，但仍打著校旗，不斷呼著: 「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等口號。當時我見路邊一男士急忙脫下自己的鞋追趕著送給一光腳的學生。我流著淚無言的上前與學生打招呼，一個學生握著我的手，反而安慰我說: 「大媽別傷心，我們一定會勝利的。」此話在我心中迴盪了近十五年了。我始終與他有著同一個信念，因為我們是正的，邪的永遠也壓不倒正的。

6月4日早上7點左右一回到院大門口，就被一群等待聽消息的人截住，我們哭訴著自己看到的真相。回家後雖然一夜沒合眼，但既不困也不餓，腦中仍在想著人民的軍隊怎麼能向自己的人民開槍?誰給他們的權利?以前從電影或書本中見過國民黨用高壓水龍，棍棒驅趕青年學生，今天共產黨卻用的是真槍實彈，況且學生也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啊。此時只有一個堅定的念頭，我不能再做這種黨的黨員，立即提筆寫了退黨聲明，並貼到我工作的資源信息所門廳的黑板上。(89年初，我因不安於官辦研究所中人浮於事及複雜的人際關係故辭去了副所長之職，辦了停薪留職，準備在民營企業中挖掘點自己的潛能，因當時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賦閒在家。)

晚飯後常在院中單身宿舍樓下聽有人播放外電報道的有關」六.四」的消息，同時瞭解到院內一研究人員的外甥在長安街中彈身亡，(是一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還有一研究人員的兒子腿部中彈，但不敢住醫院，不敢聲張…

一天晚上，一工人(之前只見過面，沒說過話。)到我家對我說如將來你出現什麼麻煩，我們都會保護你。還有一職工對我先生說他老家在農村，可以到他老家去避一避。聽到這些我只是感到他們真是好人。可我一點沒感到我會有什麼危險，甚至需要逃亡。因為我做的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

6月16日晚11點多所裡兩個研究生突然來訪，告訴我:他們要抓你，每天都有派出所的人在你家附近監視你。我聽後仍說:不會的，他們要抓人也得先通過院領導和院保衛處吧，他們會為我說話的，我的所作所為，我的觀點，我平時的表現，他們都清楚，我又沒做任何違法的事。(這就是我這個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在同一所軍隊子弟學校長大，後又順利考入清華大學，七歲入少先隊，14歲入團，23歲入黨，一直擔任學生幹部的普通中國人被共產黨馴化的對其盲目信賴的思維顯現。)

正說著12點左右，有人敲門，我問: 「誰?」回答: 「派出所。」我問: 「有什麼事? 」回答: 「開門再說。」因我太坦然了，就開了門，一看前面可能是一兩個派出所的警察，後面是一幫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的兵，進門後就抄家，結果什麼也沒抄到，就讓我和先生及其中一個研究生跟他們走。(此研究生寫過大標語反對向學生開槍，我的退黨聲明也是請他抄的。)我問: 「為什麼?」民警說: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因我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典故，就這樣半夜三更沒有任何手續，沒有任何證據，用槍把我們三個守法公民押走了。我當時與其說是不怕，倒不如說是麻木更確切。(但後來聽說當時在場的兒子和另一研究生及通過他們告知的我的75歲的老革命婆婆，上中學的女兒，跟我們一起去天安門的幾個年輕人，幾天幾夜都處在高度緊張之中，為我們擔憂，也擔心不知惡運什麼時候也會臨頭。)

先是到了當地派出所，警察在辦什麼手續，我和先生就對持槍的戰士說6月3日晚我們在急救中心門口幫助維持秩序救助受傷戰士，這有什麼錯?他們啞口無言，但從表情和態度上對我們有改善。再後來可能是轉到海澱武警大隊，我被一女警審問，她讓我蹲在她腳邊，看那架勢隨時想踢我兩腳，但隨著她問我答，看來是實在找不出可踢我的理由，只好收場，並讓我坐在一椅子上，她出去了。這時進來一高個男警，手拿一電棍，先看看我，然後就拿電棍在我脖子，頭上亂觸。我當時的感覺是他想看看電一個近五十歲的老年婦女是什麼感覺。因此我用大叫企圖來制止他，並喚來他人的干預，結果他住手出去了。

再後來將我們三人戴上手銬押在一吉普車的後箱中，在茫茫的黑夜裡我不知開向何方，也不知去幹什麼，只感到是在向曠野開。當時真以為他們要把我們拉到野地裡槍斃呢，因這幾天的所聞，讓我覺得他們已殺紅了眼，可我不知為什麼心裡還是不怕。可和我拷在同一手銬中的小青年手抖得非常厲害，我非常理解他，當時只能緊緊得握著他的手，也不知能給他力量還是安慰。後來卻是到了拘留所，早上照相時我看到一些男青年的臉和頭被打得都變形了，慘不忍睹。(這幾年在被迫害地法輪功學員的照片上我又一次看到同樣的殘像.)

上午一預審提審我，他凶巴巴地問，我平靜地答完了，他把記錄念了一遍，讓我簽字。我說: 「我不能簽。」然後講出幾處關鍵的地方他沒按我說的寫。結果他氣急敗壞地說: 「你知道嗎?像你這樣的最少要關五年。」我仍平靜地說: 「我只知道你寫的不是我說的，所以我不能簽我的名。」無奈，他讓我回牢房了。

到牢房一瞭解，同屋的十幾個人中，一個武漢的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和其他幾個北京的女青年都是在「六.四」前阻攔軍車時被錄了像而被抓，一北京某教師進修學院老師是因接香港朋友的傳呼電話時，回答了朋友問及的天安門真像而被看電話的大媽舉報了，另一香格里拉飯店的保衛科女秘書因多次到廣場支持絕食學生及貼大字報被捕。

牢門對面一側有一扇門通向一個小天井，此門上午10點到下午4點打開，每當下午4點隨著此門一關，我的心也一沉，一次次地體會著「失去自由」的滋味。兩個女管教輪班，一趙姓較和善，有一次站在門口對我說: 「別難過，歷史是人民寫的。」另一白姓則較凶，有時會將不聽話的女孩拉出去施以電棍。她們也分別將我叫到小屋關起門來問我為什麼被抓。我想就是這些執法人員也被「黨和槍」搞懵了。

整一周這天我再次被叫到預審室，換了一王姓預審，他平靜地問，我平靜地答，完了，他念了一遍紀錄，我認可，簽字。他說你可以走了，你們單位來人接你了。出去一看我所書記和院保衛處長來接我和那個研究生。同進來時一樣，沒有任何書面證明的情況下又放了。

在車上二位領導說: 「許多人關心你，幫助你，回來什麼也別說了。」我無言以對，心想這是什麼世道，抓你有理，放你也有理，可自己一點都不明白為什麼被抓，又為什麼被放，還沒處問，不能說。但我還是幸運的，只關了一周，先生關了兩周，女教師關了半年，女秘書關了八個月…，出去後都失去了工作…

出來後， 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但迫害仍在繼續。從林業部壓到院，從院壓到所，所再到支部要開除我黨籍。我6月4日就是按黨章退黨自由的原則聲明退黨的，怎麼黨章未修改，執行者卻可以各自不同目的隨意違章辦事，這又是中共說一套做一套的寫照。支部會上有人極力為我辯護，而且最後支部會也沒通過要給我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可不久所黨委通知我經部黨委，院黨委通過給予我開除黨籍處分，並讓我簽字，我沉默無語，拿起筆簽下了: 「25年前我眼裡含著激動的淚，在黨旗下宣誓。今天我心裡流著血與黨告別。」走出所黨委辦公室，我心裡反而感到一陣輕鬆。

92年到所裡辦退休手續時，我發現我比晚我兩屆的同所清華校友的工資還低，問人事幹部何故，經她查閱，解釋說因91年普調工資時有一條規定，受過處分的不給長工資。我又只得沉默以對。

後來我聽到一確切消息說:我是被院裡某黨員舉報到戒嚴部隊而被抓的，當時的政策是凡被舉報者一律抓。對此事我還有個修煉故事:我初聽此事時還沒修煉，當時心態是，我與你既無怨又無仇，你為什麼害我?害了我你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心裡很生氣，不願見到她，遠遠看見就繞道而行。

後來聽說她出國訪問，剛到就把褪摔斷了，只得回國，知情者就說這是報應。95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學到李洪志師父說，如果不能把你的敵人當朋友，你就不能圓滿。我想我還真沒有「敵人」，想來想去，她算一個吧，我就改變了，見她不饒道了，見面裝著若無其事的點點頭，再後來咧咧嘴，表示微笑。但我明白我沒達到修煉人的標準，只有形式，沒有心，而師父說修煉是直指人心的。我悟到，無論她是抱著什麼目的舉報我，其實她也是個受害者，在中共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長期教育下，搞得人人為敵，而中共自身的不正，又使人們沒有目標，榜樣乃至信仰 ，結果造成人已經跨越了道德和良心的底線，人可憐到在做壞事的時候，都不知自己是在做壞事。那我還能去恨她嗎?只有慈悲對待，喚起她的良知善念。悟明白後，再見她就自然的打招呼了。

扯遠了，再回到原話題，出來後我聽一同事說，在我關押時，他與妻子商量過，如我與先生一直關押，他們將供養我女兒；剛出來時，一院內朋友大包小包提著禮品來看我，在走廊就大聲說，人家姜宏就是好人嘛，怎麼不能看；有次我找院內一不認識的工人辦事，完事後他對我說，以後凡是你的事，隨叫隨到，沒得說；還有幾個認識的及原不認識的院內職工都曾對我說過，我佩服你，尊敬你。我立刻說: 「不敢當，我只是以我的良心講了真話而已。」我想人們對我的這種反應，正說明了人民對「六.四」的態度。

當我明白了」真善忍」法理後，我想如果修煉法輪功在前，那麼在經受「六.四」迫害面前我不會一次次的沉默。所以作為一個「六.四」的見證者，一個直接受害者，一個法輪功的修煉者，也是一個直接受害者，我有責任向人們講出我經歷的「六.四」真相，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只有世人都明白了真相，不助紂為虐，以「真善忍」為本，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邪恶生存的空间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将展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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