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向正常文明社會的關鍵是什麼

【大紀元3月12日訊】華盛頓Cato研究所的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2003年9月26日在中國南方晨報發表題為“北京需要在香港學習什麼”的文章指出，經濟自由化是和平與繁榮的催化劑，但中國人最終還必須著手政治改革。

在今天經濟自由化的影響下，中國似乎比毛澤東鐵腕統治時代自由的多。住房迅速私有化、建立長期土地出租制度、非國營企業佔工業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均收入增加四倍多、資本家能夠入黨、憲法認識到私營行業的重要性、網路使用迅速普及，而且中國已是世貿組織的成員。

文章中說，這些實際的發展創造了新的中產階級和新興文明社會。但是，它們不足以結束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這種壟斷使日常生活繼續腐化及政治化。最重要的一點，中國仍然沒有法律規則來保護財產權利。當政府擁有媒體、控制媒體、需要內部證件並極力限制所有政治言論時，個人便失去了他們的自治權。

早在英國啟蒙運動之前很久，中國偉大的哲學家老子就教導說：無為而治，則民富國昌。一位年輕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前不久亦寫到：“如果我們的政府理解不干涉的重要性，那麼它對於中國經濟和這個世界都是好消息。”中國的領導者強調穩固的經濟成長，但北京大學經濟學家林宜傅（音譯）認為：“建立一個透明的法律系統來保護財產權力，對於中國經濟的不斷成長至關重要。”當然，令人為難的是，財產權力保護越強，政黨的力量就越削弱。

多恩認為，改革派如何戰勝強硬派而推動自由化是一種挑戰。這種的努力將開創一個市場經濟，但經濟自由化通常會帶來對政治改革的要求。這些在台灣和韓國都得到了証實。同時，香港反對“反顛覆法”的群眾示威表示了香港要求限制中國政府的介入，它也是香港要求政治自由之浪潮可能會傳入大陸的一個徵兆。正如華爾街雜誌所說：“被迫在民權自由方面讓步，使北京在香港認識到，經濟自由是有其政治後果的。”

雖然中國走向市場自由化的步伐緩慢,但一直還是穩定的。隨著更多地接觸西方文化和商業, 人們的心態在變化。私營行業發展壯大，隨之出現了對政治改革及減少政府干涉的要求。賈和鵬（音譯）在中國商業週刊中引用經濟學家Friedrich Hayek的話寫到: “政府的更深介入可能破壞市場的自我调节。”

去年6月,中國的憲法改革的主要擁護者之一曹思遠（音譯）主持了一個題為“中國憲法:保護私人財產及憲法修正”的論壇，他認為私人財產和貿易自由是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人權。中國自由主義人士李慎芝寫到: “自由傳統的復興，將帶給世界一個自由的中國，並且對全世界都將是有益和光榮的。”

多恩在文章的最後寫到，我們必須記住經濟改革是不夠的。最終, 中國人必須實行政治改革。而透過加深與中國自由主義人士的關係，美國能夠幫助他們推進自由事業。他說，李先生雖已去世，但他的話將鼓舞年輕的一代，爭取將中國轉變成為一個經濟和個人自由都能受到憲法保護的正常文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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