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國戶口制度變化發展看社會關係重組調整
【大紀元3月12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大紀元特約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紐約市立大學斯泰登島學院協辦的「中國三農問題國際研討會」在紐約舉行。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和旅美學者就「中國農村狀況與農民身份變遷」進行了研討。我們將陸續發表部份學者的發言。
(以下是根據錄像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今天想就戶口制度，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戶口制度的變化發展, 來看看他和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社會關係的這種重組和調整, 一直到未來在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層面上，可能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我有三個原因，第一，我基本上把九十年代以前這段，如果作為改革開放以後引起的戶口制度的危機期是初期階段的話， 那麼九十年代到二零零零年代我把它作為戶口危機制度危機的中期. 那麼二零零三年，就是說今年春天，以孫志剛死為導火線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和現在, 我把它歸入戶口制度危機的晚期，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我是九一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中國的戶籍制度. 但是對這個戶口的演變、關注、資料的收集我一直在繼續。所以等於是我原來研究的一個繼續。今年的年初，孫志剛之死在中國觸發了一場，可以說是急風暴雨式的變革，就是體現在戶口這個收容遣送制度，而且它現在對城鄉關係互動的影響剛剛開始，下一步還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還有很多因素，我們還繼續需要觀察。
下面我想談談九十年代以來戶口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會有哪些新的特徵。第一個，就是人和戶分離，就是人和戶口，他和他所擁有的戶口這個資格，這種分離已經進一步發展，而且現在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比如說，在二零零零年的戶口普查當中，人口的準確數位沒法把握，據說在河南、湖南這種地方，誤差都是非常大，幾百萬，甚至一千萬！第二，城市戶口，特別是大城市戶口所代表的福利特權，一方面有明顯的減少，因為它那個定量供應制度沒有了，所以他這個有明顯的減少. 但另一方面，它的不合理性一面又有一定的強化，更集中的表現為機會、待遇和身份的不平等。比如說教育收費啊，高考加分啊，就業優先啊，還有生活保障線的不同都體現在這方面。第三，不同的身份待遇和陞遷的機會不平等. 進一步量化為市場價格，所以現在幾乎什麼東西以戶口為代表的福利，你花錢都可以買到。比如說高考，北京市的高考線和其他省的能相差一百多分，那麼你要達不到這個線呢？要升到這個線呢，就可以交高學費。在中山大學，他們說打算明年正式開始，就是，你要想上中大的線，那麼你要差一分，這一分就一萬塊錢，那一百分呢？就你交一百萬就一樣的能夠拿到。已經就達到這個程度。當然這是一個極而言之的例子。當然其他方面，比如你要真有錢，你買一城市的住房(商品房)，馬上就可以落戶，正式戶口就可以拿到。這都表現為價格化了。
下面我想談談以戶口及其福利為標誌的三種關係模式. 我是借用了一下澳洲國際大學的強納生.安格，他有一個對中國改革以來的城鄉關係，就是城市的農業經濟他分了三大塊。我是因為給學生講中國的農村改革，所以我講了他這個理論以後呢，我再對照著按戶口現在的關係來劃分, 我覺得大體也相符。所以在這兒談談這個。他這三塊是這麼分的，以東部沿海為一塊，東部沿海就是發達地區是一塊. 西部就是提不起來，怎麼樣發展，欠發達地區，落後地區為一塊。那麼中間, 夾在這兩塊中間這一塊呢是傳統的產糧區，就農業區。先說東部發達那塊，以黃、渤海為一塊，然後山東半島、膠東半島，然後下邊就是長江三角洲，再下邊福建閩南，一直到下邊，珠江三角洲。那麼，西部呢，基本就是現在所謂西部的概念，包括陝甘寧青，這一帶吧，還有四川的西部山區，現在是扶貧重點，這一塊也是另外一種類型。那麼夾雜在這中間的這一塊就是傳統的產糧區。這第三個類型。那麼先說東部，東部的戶口所代表的關係呢，由於它工業相對發達，而且吸引外資也相對發達。它這塊不但自己的城鄉關係有所緩和，它甚至還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民工到它這來打工呢。所以當地的農民雖然是農村戶口，但是他那個農村戶口很值錢，甚至一些城市的下崗職工還羨慕他們，拿不到這麼一個身份。而當地的農民呢，以珠江三角洲表現得很明顯，農民在村裏頭有那麼一份產權，或一份地權，那麼他就可以坐吃地租。已經變成新的有錢階級。而在那裏打工的人，不管是務工的、務農的全部都是外來勞工。這是一種模式了。那麼在西部，西部這個模式就很有意思了，因為它也提不起來，所以國家的扶貧款都往那走。所以這個地方呢，農村的剩餘價值也沒有多少可以搾取. 農村戶口固然不值錢 ，當地的城鎮戶口也不見得那麼值錢。你說讓我到青海、西寧去落戶，根本沒有多大吸引力。是這麼個情況。那麼現在問題就集中在中部這塊，這塊產糧區，你看，所有的民工大軍都是這來的。從河北省的北部，中部，脫離開這個津、京、唐、城市區域外，像我們這個晉中、晉南，一直下來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再往這邊，往四川這塊，這一部分，這塊的城鄉關係最為緊張，農民負擔也最重，而且還包括到外地打了工了，回去還要交人頭稅，」三提五統」還要到本地去交。所以這塊地方，我認為將來要發生問題是這塊。 李昌平和曹景青，一個講湖南，一個講湖北，他們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就不再說了。這塊呢，表現為官民矛盾非常突出，很緊張，我是已經親身有感受，我回去正好趕上收」三提五統」，那一天，每天早晨那個公安局吉普車、小麵包、帶著手銬、帶著槍、全副武裝的武警來了。就這麼折騰。這是一種。
再看打工的，就是民工移出來了，到新的沿海的地方去打工了， 這個血汗工資制越來越明顯了。工人已經形成了一種下等的工人了。這一部分人呢，他們永遠不能紮根為當地的城市，他雖然已經是工業的，東部沿海城市的一部分，但他永遠不能紮下來，原因就是戶口。他們招的年齡也有很明顯的限制，就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大部分勞力密集型的工廠都招這種人，過了二十五歲他根本就剔出去了。 勞動強度特別強，而且呢工時特別長，他根本不考慮別的年齡。而這部分人幹這個緊張活，拿點錢，也就是在農村買個地呀. 外來打工人口，不但和當地的常駐城鎮人口有矛盾，和當地農民也有矛盾。 所以就形成了以戶口關係來看，他既有城鄉戶口的矛盾，也有鄉鄉戶口的矛盾。大家都是農村戶口。可是呢，四川民工在廣東的農村打工，那就是當地的人是地主，他們就是奴隸了，就這麼個關係。還有城城戶口，比如說孫志剛啊，他是湖北，他肯定有城鎮戶口，他到廣東打工，就可以被收容遣送，然後打死在哪。所以這裏體現了複雜的戶口衝突。
下邊講講，由於上邊的這些問題呢，我想來考察一下未來影響中國社會關係的重組變化的幾個因素，或者幾個可能的變數，供大家來參考。第一個，就是新工人階級，他的成長壯大的速度和規模。這個問題值得關注。什麼叫新工人階級呢？這部分人就是不是現在的城市體制，國營企業的那部分工人階級。他們是被劃入另冊的，這個數量有多大呢？現在是大約是一億。根據國內的朋友講呢，實際上後備軍還有另外一億。因為以勞動力總數，中國大約是六億，六億呢現在情況是兩億是中國城市職工，擁有戶口的，另外四億在農村. 真正的農村能容納的勞動力，以現在的技術條件和生產的潛力來說有二億就夠了。還有另外兩億，現在有一億人在流動，就是說在城市打工，還有一億人呢是後備的. 如果有足夠的條件，他們也會轉移出去。是這麼個數量。再看他的規模，這部分人年輕，有魄力，而且呢教育程度相對於來說是農村的精英，都是在農村受過高教育的才出去的, 文化特別低的人還不敢出去，這是一個。另外還有一個特點，他們永遠不能融入那個發達地區的那個戶口體制裏面去，所以他們是沒有根的一部分新工人。這是一個變數，值得考慮。第二個變數就是他們這批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領袖人物的出現。階級意識的形成，我認為顯然他們是二等公民，就像白沙洲寫的那樣. 而且他們這些人由於他們脫離農村時間很長了，有的人在城市裏頭，你說二十五歲以後，工廠不是把他踢出去了，不要了，他可以換到小的私營企業主，作三產. 不管怎麼樣，我也再不回我原來的農村了, 有這麼一批人。這一批人呢，雖然他紮不下根來，但他又不回農村。這一批人數量越來越大。
另外呢就是維權，就是各種維護權利的這種活動，這批人裏面呢，也越來越明顯了。因為比如說現在吧，在台資、港資企業，大的這種招外來民工的地方，他很明顯就是不要男的。所以你看看各個工廠裏頭，所有的性別比例都差不多是七個女工一個男工，甚至有的十二女工一個男工。像這種服裝啊，制鞋啊，這種地方就是這樣的。因為什麼？男工愛鬧事啊，串聯串聯，咱們跟老闆幹幹。女工就比較老實了，最多了不行了跳樓了，自殺了，上吊了，所以女工的自殺率很高。但是這部分人裏頭為什麼我說有領袖人物的出現，因為一些個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越來越多。據說今年可能有二十萬左右，大學畢業生，累計下來定額不能順利地找到自己認為應該加入那種正式的白領階層，加入不了。我已經有好幾個，珠海有好幾個朋友是屬於這一類的。有的就在旅行社打工。他們確實是新的藍領階層。他們中有一個人，他是長沙的，他的戶口就落不在珠海. 我問：「你為什麼落不在？」他說：「這裏規定了，非得我買房，可是我這點工資，要買了房，要養房的，根本老婆孩子就別生活了.」所以這樣的人他也紮不下根。這部分人他是有教育的，所以他們在串聯。而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呢？現在各種各樣的不是以政治權力，維權的正式的工會組織形式串聯，而是同鄉會，這個東西厲害，所以江西人有江西人的江西幫，四川人有四川幫，河南幫，這種幫派呢，裏頭的已經各種各樣的。就是你說他是黑色的呀，黑社會呀，黑道也好，不管怎樣，這些人在產生一些新的領袖。這是一個因素，值得注意。
第三個因素，就是說國營企業的職工和城市常住人口，他們對待這部分新工人階級，他們一種矛盾心理，這也是另外一個變數。以北京來說吧，城市人已經不屑於做的很多工作，城市人我待著我也不會去考慮要做那個工。比如說當保安的、清潔工啊、手垃圾的呀、家庭保姆啊，這種報酬低的, 或者是待遇差的，危險的，建築工啊，是個北京戶口的他就絕對不幹這個，要幹這個呢，就是當工頭，做監工可以。這部分人離不開農民，他已經對農民有依賴心理了。另一方面呢，他也有一種抵制心理，總覺得這些人是擠了他們的飯碗了，而且現在國營工廠也出現了，他不是改制嗎？改制以後呢，他為了提高效益，他就把福利減了，他就不要原來體制裏的人了，他讓他們內退也好啊，各種名堂。讓他們靠邊站了以後, 再雇農民工進來，好管哪，勞動成本低呀，所以有擠飯碗的感覺。另一方面，就是生活上的，什麼撬門擰鎖啊，公共汽車太擠啊，弄得城市太髒了啊，反正就是影響他們，就是一種抱怨心理。
下面就說第三個變數，就是港臺資本與歐美的外來資本對這批新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激化，或者說促進，有一種雙重作用。我也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方面，港臺資本哪，他們在加速中國的血汗工資制，所以你們看，對那個非人待遇，包括也有個別的日本工廠，反正他們對這個血汗工資制有一個促進作用。對怎麼樣管工人哪，用過去所謂泰國制吧，那一套東西。怎麼樣不讓上廁所啊，或者吃飯限制幾分鐘，早晨早操怎麼怎麼樣，管工人管得就跟奴工差不多。你看看他們的宿舍，你看看一些個著火燒死的工廠工人，因為沒有地方跑，把安全通道都鎖死了。就這樣的，而且現在非常緊張，對外來記者或學者去做勞工研究的，你要想去跟工人談談，那非常緊張，他們非常緊張。這是一方面，加速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這個速度是他們在起這個作用。另一方面，他們也有激化或激發中國的這部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抬頭。比如說，有些工廠受到西方工會的壓力，要求他們的公司在中國建的那些廠，然後，比如說NIKE,這種制鞋啊，什麼服裝，什麼亂七八糟，他要求有人權代表，必須有一個人權代表在工廠裏頭住的。這個東西，還有呢，一些人打義工，因為我在澳大有一個學生叫ERICK，他是呢，就是一個美國的慈善團體僱用了他，他大學畢業了，到中國去打義工，他就派他去給工廠的工人晚上教英文。我說你教什麼東西，他說：「當然除了教英文，我還給他們講美國的工人是怎麼回事。」這個東西也有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的抬頭的作用。各種各樣的，文化教育啊，人權啊，各方面這種觀念，我的時間就到了，我就說這麼幾個因素。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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